（一个会议的发言稿）
尽管我们今天身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如果要考虑以书写文本为形式的人文传统的话，民族语言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单位。而所谓的“比较人文”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构成了比较人文的基础性问题。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民族的人文论述不只是单一民族语言内部的文化传承和知识积累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该民族在面对其他民族文化时的自我理解和价值认同，也就是自身的文化主体性，这其中包含了深刻的政治性，因而翻译绝不仅仅是透明的、工具性的移植，它和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密切相关。事实上，这也是比较人文的核心所在，正如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书中提出的：“比较设定了一个不同于自我的主体性，同时通过或围绕他者来界定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比较和有关可比性的思考，本身是各种文化主体对自身价值世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不断发展的思考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里我想简单地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翻译与主体性建构的关系，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澄清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从晚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面对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西方的思想和观念通过翻译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当然很多是转道于日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各种西方概念的输入，当时称之为“新名词”或“新学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概念来自西方，但是晚清的思想家并没有明确地建立起一套中西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来理解这些概念，他们把现代世界理解为一个由并立的“万国”或“列国”构成的秩序，这个“万国”秩序有其自身的普遍性的原则和逻辑，即梁启超等所说的“公理”“公例”，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传统天下观的残留。虽然他们承认西方在这样一个普遍性的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是——或者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军事上的强权，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符合普遍性的“公理”，这套“公理”虽然来自西方，但不仅仅属于西方，因为它是普遍性的法则。因而晚清的思想家并未经受什么冲突和紧张，就把这些翻译过来的新概念新名词融入到新的普遍主义论述中，或者说毫无阻碍地挪用了这些概念名词来建构一套普遍主义的论述。因而与殖民地国家不同的是，不是西方将自身表述为一种普遍性并把它强加给中国，而是中国主动地将西方表述为一种普遍性（所谓的“公理”），由此建构起一套普遍主义话语，同时通过将“中国”放置于这一普遍主义话语中，来创造出新的认同。即中国只需认同这一普遍性，而无须考虑自身的特殊性。在这里，主体性不是通过一个异质的他者来界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传统的自足的、不言自明的面目。表现在翻译上，大量新名词新学语的输入虽然也遭到不少人的抵斥，但是在王国维、梁启超乃至严复那里，它们的大量使用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和破坏传统的文言表述体系，甚至可以发现，“代圣人立言”的古文乃至八股体，似乎非常适合表述这套新的普遍主义话语，梁启超的大量文章就是一个例子。这里再举王国维为例，他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谈到“近世之言语”在翻译西方典籍时常“苦其不足”，必须输入“新学语”，然而他并未因此而对汉语的不精密大加批判，在他看来这只是“两国民之言语间有广狭精粗之异焉而已”，国民性质各有所长，思想所造也各有所异，所以语言“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而且既然要输入新学语，日本学者已经“先我而定之矣”，直接拿过来沿用，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一非常接近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眼光，和那种普遍主义的视野可以说是互为表里。
到了五四时期，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不同。五四时期中西二元对立成为一种主导的认识框架，这个认识框架瓦解了晚清的“公理”观和普遍主义话语，在这个中西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中国的特殊性构成了来自西方的普遍性的对立面，成为需要被否定的东西。我们都熟悉胡适、鲁迅对中国所谓小脚、太监、八股等“国粹”的嘲笑和否定。然而恰恰是在这种否定中产生出明确的主体性意识，这一主体性再也不是未加反思的、不言自明的，而是包含着重重问题的、有待填充与建构的事物，主体性的建构本身成为一项艰巨的事业和任务。在语言和翻译的领域，伴随着对文言的否定，现代白话文成为一种新的、有待建立的语言，而翻译必须在其中担当重任。晚清那种将新的名词概念融入或同化于已有的表述模式的翻译再也不能被接受的，相反，必须保持翻译的异质性，让它在和本土语言的撞击中产生出新的语言，由此翻译和主体性的建构发生了直接和紧密的关系。
鲁迅的翻译就是这种主体性建构最具体最丰富的例证。他的所谓“硬译”，就是要拒绝主体的自足、完满与安全的状态，不断用异质性来撞击它，使主体始终处在被敲打、流动和破碎的状态，始终处在生成之中。孙歌在《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一书的序言中借用福柯关于主体性之断裂的论述，她指出“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如同翻译话语那样更能够体现主体性的这种内在的‘断裂’。在大量的话语实践中，翻译话语的‘主体’所面临的是最不安全的处境。”翻译意味着对主体自我整合性的敲击和否定，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硬译”体现了对翻译及其政治性的深刻自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
这种主体性的建构至今仍未完成，或许永远也不会完成。今天我们仍然在不断地从事思想和理论翻译的工作，然而我们的翻译工作是否包含着鲁迅那样的政治自觉，却是很可疑的。有没有可能在五四对自身特殊性的否定的基础上，提升出一种新的普遍性——而非简单地回到晚清的普遍主义——的论述呢？而翻译——包括对中国现代翻译实践的理论思考——是否能够成为一种资源呢？即使是那些曾经是异质性的成分，如今也已化作我们的血肉，而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也早已到了需要被反思和扬弃的时刻。我们不必再纠缠于诸如“科学”、“民主”、“启蒙”、“革命”这样的观念来自于西方，事实上它们在被翻译到现代中国时，已经开始了它们的新的旅程，借用本雅明《译作者的任务》一文中的话来说，翻译“标志着它们生命的延续”。这些概念和词语在现代中国已经拥有了它们自身的传统和历史，翻译已经在现代中国生成了新的事物，这是一种新的、可以成为我们当下资源的特殊性，它既不同于现代西方，也不同于曾经被否定的中国传统。我们自身的主体性就存在于它向新的普遍性的跳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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