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孔子一直是您的精神榜样，您是怎样理解他的？
龚教授：小时候读孔子传记，对他就非常崇敬，后来读书绕来绕去又回到他。我对他的理解和大家没有什么不同，第一是个教育家，第二有经世济民的胸怀、一直在找机会，而且好学不倦。
我很小就有经世的想法，后来做学问也希望不仅限于书斋、而是与社会更多地结合。我参与过政治活动、做过一阵子官，期间推动过一些文化政策，比如两岸交流基本上是在我手中办起来的。这些都反映出我年轻时候的态度。政治的实际操作并不像口头说说“经世济民”这样轻松，参与到政治中就必须跟各种势力有所结合。这不像读书做学问，因为有很多外在条件不是我们所能掌握的，如果这些外在条件不具备，经世济民就只能是空想了。所以我后来又退了回来，继续做教育。
教育和读书其实是同一件事，都不是特别了不得的。另外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在社会上推动文化活动。我原来从政治上做，现在这条路受到阻碍了，就回到社会上做。
采访者：您是台湾组团来大陆举办学术交流活动的第一人，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使您做成了这件事？
龚教授：刚才讲到了，要做成一件事，需要很多外在条件，当时的机会是台湾和大陆正开始交流。最先开放的不是是学术、文化、经济等方面，而是人道主义沟通。例如老兵回家探亲、扫墓，再不开放，这代人就快要过世了，一辈子不能再回到家乡，这就須有人道關懷。政治斗争是一回事，更应该照顾人情本身。但随着这样的开放，也带动了台湾其他很多人到大陆来。
我最早来大陆的學術活動还不是带团，而是單槍匹馬到福州参加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的文学理论会议。那时候还邀请了台湾另外两位老先生，可他们年纪都很大了，不能来。我通过这此会议，感到两岸有进一步合作交流的需要。之后，在1988年我先带了一批人訪問杭州大学，次年則到北京辦會。
那时刚好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碰到个好题目，因“五四运动”本来就是两岸共有的文化资产。所以当时先和社科院共同在香山卧佛寺开了一个会，当时也有很多北大的先生像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先生都参加了。之后接着到北大又办了一场，跟中文系和哲学系合办，这就成为了海峡两岸第一次合办的研讨会。
那时政治交流还没开放，可不可以办这样的学术交流会议还不得而知，但当时在台湾也有一些人从经费等方面支持我，而大陆方面对我们也很好奇，且题目很好，谈“五四运动”嘛，展开讨论的空间很大。在北京开会时，几家台湾报社記者也跟着来、写了社论发回去，因为很稀奇嘛。我们回到台湾引起了轰动，很多学校请我去作报告，讲大陆到底怎么样、讲对大陆学界的观察分析。所以說刚好我碰到了一个历史的机缘，而且把握了这个机会。
我從事交流，不只跟学校有来往。比如说两岸之间的文字不同，我就带了文字学的学者到语委会讨论两岸文字可不可以统合。后来又策划好几届两岸文字研讨会，在北师大還办了一个漢字研究所。当时我还计划自己出钱在北大设立奖学金、在北京成立基金会推动学术合作。
当时两岸学术的传统差别很大。大陆的学者一直受着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训练，而且学术会议型態也不一样。当然学术会议在台湾也不是本来就是现在这样的，我在台湾负责古典文学会，奋斗了十几年，才慢慢摸索出来一套开会的方法，包括每人限时报告、有人摇铃、有人讲评。当时在人员组成、讨论形式、学术语言以及知识背景等方面，大陆学术会议都与台湾不一样，这里面会有一些观念和风格上的矛盾冲突，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則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采访者：是什么促使进您坚持推动两岸学术交流？
龚教授：推进学术发展的愿望。1983年我博士毕业之后写了一篇论文，评估台湾所有的在我之前的文学博士的所有论文，批评他们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论文为什么写不好？教育有问题！所以要改造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台湾要改造，大陆也该改造。
比如说论资排辈，还有限定报告时间。为什么要限定？因为当时报告都像上课一样长篇大论讲一通。在十分钟之内把你要讲的内容提纲挈领讲清楚，你会吗？当时大家都不会。都是你讲，那别人还讲不讲？还有为什么设讲评人？因为学术要有客观化的标准。论文写作也不是读了书之后有想法就写，而是要发现一个问题，阐明这个问题为什么值得研究，之后展开陈述。早期，大家不会写论文也不会开会，所以我们设讲评人，带出问题来尖锐地质疑。可是那时候，讲评人都是长辈、也没有客觀批评。我们就让学生来讲评老师、后辈讲评前辈，还让学生在下面观看整个会议的进行，做出观察报告。我没有什么参照系，只看这个事该怎么办。
来大陆后，我发现大陆的学界存在同样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刺激。这其实对大陆和台湾双方都好。台湾毕竟小，学术社群很窄，如果能跟大陆有交往，会增加更多的動力。所以两岸交流为什么必要？不讲大环境的改变，單从学术推进来讲，它就是很必要的。
大陆现在的学术环境有很大变化，第一是人员的新旧交接。九十年代以后，学术梯队年轻化，当时的青年学者像陈平原等，如今已经成为学界的中坚。第二，随着高校扩张，大陆学界的研究能力也在增强。第三，近二十年来大陆对外学术交流发展非常迅速，知名学者出国读学位、进修的比例非常高。可以说，大陆学界跟国际的互动这些年比台湾还要好。台湾参与国际化比大陆早，报纸、电视剧、歌曲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包括海外华文教育，一度曾是华人世界的主要力量。但近二十年来政策导引令台湾成了一个内视型的社会，海外华文教育也因此萎缩得很厉害。而大陆近些年积极参与国际化，转过来影响台湾学界。在这些综合作用下，虽然大陆和台湾学界过去各有传统，但如今大陆旧的学术传统在逐渐蜕变，开始采用新模型，语言、方式等等同台湾没什么差别了。
采访者：您对北大怎么看？
龚教授：在北大呆得很久，来来去去已有二十年了，因为太熟悉所以没有太多的新鲜感。覺得北大和我自己在台湾工作的学校差不多，不太能感受到北大的特殊性，不过与其它大学相比较，北大的特殊性就很明显了。比如在北大行政体系没有凌驾于学者之上，行政化并不严重，而且从学术上的宽松和自由来看还是不错的。当然北大也在變，逐渐要参与到国家的一些指标和项目中去争取奖项、发表论文了。
这对学术会产生不利影响。首先学校不是工厂，再有评比之所以荒谬，就在于有些东西比如期刊，並不是自由竞争的，所以登在什麼刊物上本身就不是由学术自由的機制決定的，怎么判断論文的好坏呢？这是很荒唐的。真要竞争，那就开放竞争。如果大学不能够自己办、科系不能够自己做主、不能裁撤教研室，这让人竞争什么呢？
采访者：您办教育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的？
龚教授：我在台湾自己办过两所大学，都很有特色。其中一所是一上来就设博士班，三年後才開始办本科。从博士开始办可以找到好的老师。而且，从博士班往下做，建立研究型大学传统，可以培养良好的学风。同时，我的大学不是什么科系都要有，只要集中几位好老师，办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研究所，就可以和台湾所有的大学去竞争。课程也可以这样改造。1996年我办台湾南华大学，本科一二年级不分系，在台湾是首创。当时我還创了许多新学科：非营利事业管理、美学、艺术行政、生死學、未来学、出版学，总共有十几个。
采访者：您的著作涵盖了文学、史学和哲学，事实上许多学人都在一个相对较窄的领域做“精”，您对“专精”和“通博”怎么看？
龚教授：只有“通博”，才能够“专精”。例如研究鲁迅，他花大力气研究過中国古代小说史，那么鲁迅专家对中国古代小说是不是也要研究？現在把鲁迅放在现代文学的框架里面，只研究那几篇杂文和小说是不够的。金石碑刻、木雕版画、外国翻译、嵇康研究、会稽地方史等等，鲁迅都投入了很大心力，研究者需不需要关注？再者，鲁迅旧诗很多，鲁迅专家对于传统诗也要有很深功力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阅读文学作品的经验都不是切割的，你会只读古代不读现代作品吗？会只读中国的不读西方的吗？没有人會这样读书，就像不会有人只吃饅頭不吃麵包。所谓“专精”只是人为的画地自限。就拿一个鲁迅来说，你需要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很多知识才能懂他。現在大家讲苏东坡，都把他生活的各方面切掉，只读他几首诗。他在佛教、炼丹、政治上的意见、奏折，这些东西你清楚吗？
事實上，只有通博地去看一件事，才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全贯通，这才是最简单最省事的办法。
我常举一个例子：练拳不能只会打拳。因為打拳你会受伤或者把人家打伤，那你要不要懂一点跌打损伤的治疗知識呢？练拳的同时，必须认识點中医中药吧？我练拳的同時也就懂了點中医，靠我的中医知识，後來還在台湾的长庚医科大学中医研究所教了几年书。打拳的人當然也會对中国武侠故事感兴趣、也會看武俠小說，我順此展開研究，後來不但担任了中華武侠学会的会长、少林禪武學會會長，也研究各种流派和功法，主办各大门派掌门人大会。我把武術和文学贯穿在一起，写了《侠的精神文化史论》《武艺丛谈》等書，讨论武术和武侠的传统、侠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包括下层社会等等，研究一般学者涉足不多的社会底层，包括江湖、黑社会、青帮洪門天地會。武術中，又有武當派、少林派、波斯明教等等，這些宗教為什麼跟武術關係如此密切？由武術不就又關聯到宗教的研究了嗎？我後來當過佛光大學校長、中華道教學院副院長，宗教之學養即由少年時一段習武經歷啟之。
什么叫精通武术？要像我這樣，把以上跟武術相關的醫、藥、文學、社會、歷史、哲學、宗教各方面都贯穿起来才叫做精通。在如此博通之同時，我在每一個領域中也都是精深的，是那個領域中第一流的高手。因此，所謂精通武術，不是能摆几个架式、練幾個套路就號稱是精通了。當今天下武術名家當然很多，但能做到我這一步，嘿嘿，恐怕只我一人而已。
而我學習時，也不是先學一樣再學另一樣，而是同時進行著。通过武术，就把有关的中医、文学、宗教、社会等各种知识贯穿起来，這就是一通俱通。这样，通过几条线进入几个不同领域，又互相连接形成网状的知识结构、拼在一起，才是最便捷最自然的学习途径。武術如此，其他學問亦莫不如此。
許多人不懂這個道理，總說我是天才。我个人是有點才华，但也不特别好，跟古人差很远。其實這办法很简单，每个人都能做到。用这样的办法去研究鲁迅、苏东坡，才是立体的研究。
目前很多人“舍大道而不由”，都去“挖井”，越挖越深，以致坐井观天。应该顺着我這條路走下去，才能见到天日。
另外，仍以研究鲁迅為例，鲁迅就只是個凭借。做学問是“成己之学”，可是古之學者“为己”，今之學者“为人”，觉得研究鲁迅就是对这些人和作品做贡献。實則研究只是帮助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研究对象是我的跳板，靠着这些人來认识世界。鲁迅的眼睛看什么，我順著去看，读他读过的书，他替我开辟了一个世界。然後再看章太炎、胡適等其他人，这样我自己慢慢有了积累，才能和他作比较，明白他看到什么，或许他的眼光有独到之处，或许他看错了，可以在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学者通常要依靠一两个大家。但这一两个大家不能太高明、太遥不可及。如果在大学時代想学做诗，不要先学李白、杜甫，而是学学晚清、近代的诗人，因为他们更容易上手，初学者更容易品味到作品的好处。一開始就學老子、孔子，其實如天不可階，爬不上去，這就可读一些王船山、顧炎武、黑格尔、康德，顺着他们往上走。通过这些人来看世界，慢慢体会他们的思维，继续往前走。做学问不是替古人作奴婢，而是替自己读书，有什么不懂问问古人，把古人当作自己的朋友，读他读的书，再进一步读他没读的书。比如，鲁迅说中国人的劣根性根底都在道教，可是你仔细想想就知道他对道教经典并没有研究，所批判的只是他不懂的东西。
学科分类只是一个世俗的外在划分，我的原则是“为己”，认为自己该做诗的时候就作诗，觉得宗教有趣就研究宗教，只要觉得有认识这些的需要，也做国际关系、战略、出版学、未来学、艺术管理等等研究。我不认为有必要把自己限定在某个领域里，所有的研究也都該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例如在管理学上，我就独创了“人文管理”的领域。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读书人”，学而不倦，不是为别人，是为我自己而做研究。所以我的研究不会局限在某个特定的、客观上限定出来的领域。如果觉得有一领域需要改造、需要我来帮忙做些事情，我也會去做，例如办学校、推动政策等等。前面不是說武論俠嗎？哈哈，我們作俠客的，怎能沒有俠義精神？我曾经在陆委会推动两岸交流，还曾经作为台北市政府的顾问推动台北市文化建设。此外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担任了《中国晨报》、《中国时报》、《聯合报》、《民生报》等报纸二十年左右的主笔，寫社論，针对政府的施政和社会现象发表评论。所以我不是个书斋型的学者，更不是光懂得鑽故紙堆的人。能鑽故紙堆，又能把故紙堆的東西化為當前社會須用的藥劑，才是我獨到的本領。目前大陆正在“国学热”，我也应当贡献一份力量。
聚焦 
专栏
首页 > 历史走廊 > 论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