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有关“缶”的文字

敦煌五代第61窟主室东壁北侧《维摩诘经变相》之《方便品》中绘有击奏水盏的图像。

“水盏”之乐，又称“击缶”、“击瓯”。

《诗经·陈风·宛丘》说：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

其中所说的“宛丘”，是春秋时陈国的都城、今河南淮阳县之地。此“宛丘击缶”之乐，在楚国也见其踪迹。《楚辞·卜居》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句，其中的“瓦釜”，即“瓦缶”。

“击缶”之乐，在春秋战国之际，几乎风靡了整个中国。宋国大夫墨翟及其后人所著的《墨子·三辩》中说：

［农夫］息于瓴缶之乐。

《晏子春秋·外篇》载：

［齐景公］释衣冠，自鼓缶。(另见刘向《新序·刺奢》)

可见，此所谓“击缶”之乐，起初并不限于秦国一隅。

《史记·李斯列传》所引李斯《谏逐客书》说：

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

“击缶”之乐，《帝王世纪》称之为“击壤”，《易经》称之为“鼓缶”，原是遍布整个中国的古乐。战国以降，由于赵国上大夫蔺相如“以颈血溅大王矣”的气概迫使秦王为赵王击缶的故事，(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史家渐渐将此“击缶”之乐，完全看作是“秦声”。这不过是“耻东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晋·潘岳《西征赋》)的敌忾心理。《郭恕碑》有“屏赵瑟，绝秦缶”的说法，其实，“瑟”并不只是赵国之乐，“缶”也并不只是秦国之乐。即使在“赵瑟”、“秦缶”之说业已为世人熟知的汉代，一些文献中，仍未把“击缶”单纯地视为“秦声”。

《淮南鸿烈·精神训》说：

今夫穷鄙之社也，扣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

这里所谓“穷鄙之社”，并未明指“秦地”。

当然，此后还是有不少人视“击缶”为秦人之乐。

杜甫《贻华阳柳少府》诗说：

醉从赵女舞，

歌鼓秦人盆。

此所谓“秦人盆”者，便是“秦缶”。

《说文解字》、《风俗通义》说：

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

据其“盛酒浆”之说，秦人“击缶”之乐，当是敲击盛以酒浆等液体的瓦缶。这便

是后世所谓的“水盏”、“击瓯”。

《隋书·万宝常传》载：

［万宝常］与人方食，论及声调，时无乐器，宝常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

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于丝竹，大为时人所赏。

这很可能便是“水盏”、“击瓯”一类。

《旧唐书·音乐志》载：

八缶，唐永泰初司马縚进《广平乐》，盖八缶具黄钟一均声。(又见《太平御览》、《文献通考》)

这里所说：“具黄钟一均声”的“八缶”，想来应以缶中水量的多少来调节音调的高低，惜未明说。

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中，对此则有明确无误的记载。《杂录》载：

武宗朝，郭道源后为凤翔府天兴县丞，充太常寺调音律官，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筯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咸通中有吴缤，洞晓音律，亦为鼓吹县丞，充调音律官，善于击瓯。击瓯，盖出于击缶。

此所谓“击瓯”一语，虽与“击缶”同义，但已有特指之旨。

此“击瓯”之乐，后世又称“水盏”。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说：

近世民间用九瓯盛水击之，谓之水盏。

清·姚燮《今乐考证》引沈德符言说：

都下贵珰家作剧，所用童子名“倒剌小厮”者，先有敲水盆一戏，甚为无谓。然唐李琬已造此，但用九瓯盛水击之，谓之水盏，合五声四清之音，与今稍不同耳。

此所谓“水盏”、“击瓯”，正是“测水深浅多泛声”(唐·方干《李户曹小妓天得善击越器以成曲章》)之乐。

此“水盏”、“击瓯”之乐，后世有易缶为钵的一种。敦煌遗书北图“河”字十二号《父母恩重经讲经文》说：

学音声，屈博士，

弄钵调弦浑舍喜。

其所谓“弄钵”，就是“击瓯”。

1957年甘肃灵台发现之五代宋初的舍利石棺左侧便有此“弄钵”的图像。

秦明智、刘德祯《灵台舍利石棺》一文(《文物》1983年第2期)说：

前者左手托敛口小底的小钵形器，右手执小槌敲击。

这种“铜钵”，又叫“金碗”，原也是“盛酒浆”之器。今日陇东、陕西一带相击而鸣的“水水”，虽已不再是“水盏”、“击瓯”之乐，但是就其“水水”的名目分析，想来当年也是“测水深浅多泛声”的乐器。

最后，要说明以下之点：过去常有人引《吕氏春秋·古乐篇》：“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似麋[革各] 置(冒)缶而鼓之”一语，以说明“击缶”之乐的古远。其实，这里所谓“以麋[革各] 置(冒)缶而鼓之”，是指将麋鹿之皮蒙在土缶之上的土鼓一类，并非“击缶”之乐。唐人南卓《羯鼓录》所引宋言说“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这里所说的“青州石末”、“鲁山花瓷”，便是以石、瓷为质料的鼓腔。这些，都是“以麋[革各]置(冒)缶而鼓之”的遗风。(按：左“革”右“各”的[革各]字，是指未熟制的生皮。电脑字库中没有。)

补记：

1983年第1期《西北大学学报》所载周天游《“秦缶”考》一文，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秦缶”考证文章。此文资料丰富，且立论不受地域乡土观念的影响。周文称：

把缶也当作秦国首先使用的乐器，那就大错特错了。

此先我之见，并非空言，而有一系列的文献根据，十分令人信服。

此文所引资料，除本书所引之外，另有我未曾留意的三条：

1李斯《谏逐客书》：“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2《汉书·杨恽传·答孙惠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

3徐干《中论》：“听黄钟之音，知击缶之细”。

此外，周文所谓“土鼓可能就是缶的变种”之说，也将“乃以麋[革各]置(冒)缶而鼓之”的“土鼓”与“瓦缶”做了区分。

又记：

1985年第3期《乐器》所载刘正《〈周易〉古代乐器考——释缶第一》，则注意到了《周易》中有关“瓦缶”的资料。不过，观其所引三条《易经》卦文，却只有《离卦》“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一条与“击缶”有关。

刘正文所示：

缶——→缶

缶：

土鼓——→鼓

的“两条发展路线”；以及其“土鼓之名只代表了缶之属中的某一类，而缶应该是包括土鼓在内的缶类乐器”的看法，都很有见地。

此文所引资料，也有三条为我所未曾留意：

1.陈梦雷《周易浅述》：“按［《坎卦·六四》］本义，以樽盛酒，以簋盛食，复以瓦缶为副樽。按来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乐用瓦缶。”(陇菲按：陈梦雷这里备案的“来注”“乐用瓦击”的说法，与其理解的《易经·坎卦·六四》的“本义”不合。既然“樽”为盛酒之器,则“副樽”的“瓦缶”也应是盛酒之器。刘正之文以此为据，正与陈梦雷意相悖。)

2.《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3.《稼秆长短句》：“高歌击酒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说文解字》：“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言哥] ”之“[言哥]”，即是今之“歌”，而并非是刘正之文所说“缶被叩击后的音响效果”。所谓“秦人鼓之以节[言哥]”，是说“秦人鼓缶以为歌曲的节拍。”如把“[言哥]”作为“缶被叩击后的音响效果”讲，则“节[言哥]”一语，便不可能讲通。（按：左“言”右“哥”的字，电脑字库没有。）

再记：

1987年第2期《乐器》所载毕永森《水盏子早发冷音入乐》文，针对1984年第2期《乐器》所载张玉明、宋觉之编译的文章《发妙音于玻璃杯》之“玻璃杯琴也叫音乐杯，已近一千年历史”，“十一世纪首见于波斯”的说法，指出：

此举在我国则远早于波斯。

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早在1955年第7期〈人氏音乐》所载《悠久的传统，卓越的演

出》一文中，就曾指出：

依照固定音高而制作的打击乐器水杯，是从中国传到印度去的“击瓯”这种乐器发展起来的。

这一点，我在1985年3月出版之《古乐发隐》一书之第248页早已提及。

毕永森文所引资料中，有一条为我所未曾经见：

《虞初新志毛奇龄瘗水盏子志石铭》载：“水盏子，越器也。 …… 相传隋万宝常，析钟律，能叩食器应弦，后人以水盏子入乐。 …… 明兴平伯从学高通，蓄婢住子，能叩食器为《幽州歌》，筝师[左提手、右绉字之右] 筝在傍，能曲折倚其声。姑苏乐工谋易以铁，不成，乃购食器能声者，得内府监造成法化器若干。则水浅深分下上清浊，叩以犀匙，凡器八而音周强，名曰水盏子。 …… 住子卒于清顺治乙酉(1645)，其技也绝于世。其志石铭曰：‘编竹为箫，编石为磬，中流深浅，高下因之，玉邸渐安，犀槌自撚。 …… 彼美善杯，与之相向，身同波澄，技乃绝响’”。

毕文还称：

毛对水盏子有所查考，清康熙甲辰 (1664)毛在淮阴城遇住子主人高通(陇菲按：观其所引文，似“从学高通”的“明兴平伯”才是“住子”的“主人”)也试用水盏“中[扌豆]水级叩之，冷冷然”。（按：左“扌”右“豆”的字，电脑字库没有。）

补遗：

唐传奇《飞烟传》说：

飞烟，…… 善秦声，好文墨，尤工击瓯，其韵与丝竹合。

从“其韵与丝竹合”一语判断，此所谓“击瓯”，也应是“水盏子”。

又补遗：

《元史·礼乐志》载：

水盏，以铜为之，凡有十二，击以铁箸。

我在《古乐发隐》第246页，曾说：

［甘肃道情等地方小戏的］“水水”，正是这种无舌之铃原为击瓯之水盏的明证。

现在看来，所谓“水水”，确是《元史·礼乐志》所载的铜质水盏的变体。

再补遗：

《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之《缶部选句》中有如下几则资料为我向未留意：

1.后汉李尤赋“龟螭蟾蜍，挈琴鼓缶”。

2.晋陆机《文赋》“俱蒙尘于叩瓴，顾取笑于鸣玉”。

3.晋潘岳诗“庶几有时哀，庄缶犹可击”。

4.梁元帝《全德志论》“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击西缶”。

5.唐达奚珣《太常观乐器赋》“怒齐竽之滥吹，壮秦缶之争雄”。

等等。

又再补遗：

马端临《文献通考·胡缶》说：

古者西戎用缶以为乐，党项国亦击缶焉。李斯曰：“击甕扣缶，真秦之声”。岂以秦人尽有西戎之地而为此声故也。

马端临所说“党项国亦击缶焉”，是据《北史》而言。

《北史·卷九六》载：

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 …… 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

《丹铅总录》则说：

古者西戎用缶以为乐，即古之土音也。党项国亦击缶焉。然缶本中国之乐，外国窃而用之耳。

其实，若一般的论“击缶”，那末，在中国本土以及西域的广大地区，因其陶器的普遍使用，而无须详辨谁先击缶为节。但若论“水盏”，则较早的资料，确是在中原之地。

“水盏”在西域之地也有很广的分布。1987年12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第431页说：

“水盏”与“簧”一样，是由大月氏南迁而传播到印度的，至于土耳其使用“水盏” 则不足为奇，因为土耳其是由唐代从中国西域地区迁徙到西亚的突厥人建立的国家。

据周菁葆介绍：“水盏”在土耳其称“kadum”(卡都木)( 陇菲按：周书第430页又误写作“kupum ”)(第387页)，在印度称“Talatarang”（陇菲按：似应为Jaltarang ）(第430页)。并说：

这种乐器是中国先秦音乐中的“缶”，隋唐时代的“瓯”。(第387页)

“水盏”不仅在西域乃至中亚、西亚有其分布，还传播到非洲、大洋洲的许多地方。

1982年5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之《非洲音乐》一书第65页称：

在尼日利亚伊卓族中可看到另一种代替皮鼓的乐器，由盛满水的大小不同的泥罐子组成，用特别的扇形击棒敲击它们的口部。

1676年由帕丁通出版公司出版之《世界之乐器》一书也说：

印度的雅尔塔兰Jaltarang，是一些装入不同量水的瓷碗，用头上也软木或毛毡的竹棒敲击。碗内的水改变音高，并有助于延音。

水鼓，Water drum，来自新几内亚岛的例子，是一个装有水的有盖木雕容器，系用手在盖子上击奏。非洲的水鼓是用两个半爿葫芦做成的，系用手拍打浮动在盛水的大葫芦中的小葫芦。

玻璃瓶或玻璃杯中若逐一装入不同量的水，即可用来奏出简单的曲调。小木棍可作为很好的槌(参1988年第3期《乐器》所载关肇元译文《世界乐器图说》(21))。

凡此种种，都是“水盏”一类的乐器。

重又再补遗：

1986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之《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第313页载：

水盏、蒙古、满、汉等族打击乐器。因盏中盛水，故名。因其铜制，满族称铜盏。汉称缶、缶碗。古称缶琴、响盏、八缶等。流行于辽宁省、吉林省四平市、九台县和河南省周口县等地。

《志》且引《清续文献通考》文：

缶琴一名水盏，共十只，备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亿十音，音不准则加水于盏中协之，水愈多则音愈低，黄杨木为槌，缶之大小分为三等。

从其缶有“大小”，“音不准则加水于盏中协之”一语推断，此见之于《元史·礼乐志》、明王折《三才图会》中的铜制水盏，似不加水也有音高的差别。如此，则“钵体、铜制”的“铜磬”(参《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第313页)以及甘肃道情一类小戏中的“水水”，则很可能是此一类铜制水盏的变体。

重又再补遗之二：

《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之《岳部杂录》中有三条资料，亦为我先前未曾留意：

1.［《淮南鸿烈》］《说林训》：“君子有酒，鄙人鼓缶，虽不见好，亦不见丑”。

2.《盐铁论·散不足篇》：“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

3.《颜氏家训》：“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

特此补记之。

重又再补遗之三：

1981年2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之杨荫浏《中国古代音史稿》上册第374页，以及1984年10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之《中国音乐词典》第125页，都曾据南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指出：

记载中曾提到在瓦舍中流行的几种民间器乐合奏形式。 …… 又有一种叫做“鼓扳”，可能是普遍流行的一种合奏形式，主要是用拍板、鼓和笛等三种乐器，有时也加用札子、水盏、锣等击乐器。(杨书)

《都城纪胜》曾载：

吹赚动鼓板，《渤海乐》、《一拍子》至于《十拍子》，又有拍番鼓子，敲水盏、锣、扳和鼓儿，皆是也。今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专赶春场、看潮、看芙蓉、及酒座只应，与钱亦不多，谓之荒鼓板。

看来，莫高窟五代第61窟主室东壁门北《维摩诘经变相》之《方便品》中所绘小酒店里一人吹奏横吹之笛、一人执拍板击节、一人敲击水盏，一人作长袖之舞的乐人，便是“酒座只 (支)应，与钱亦不多”之“乐人三五为队”的“荒鼓板”。此足证《都城纪胜》记载的真实可靠。

重又再补遗之四：

1983年9月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中国音乐史·乐器篇》第141页说：

冰盏为北平卖酸梅汤小贩所用之唤头，形似清朝缅甸细乐所用之“接足”，“接足”横碰，冰盏则上下相击发声。

此所谓“冰盏”、“接足”，正与上文所说之“铜磬”、“水水”相仿佛。

重又再补遗之五：

1989年4月出版之《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第64页介绍了一种名叫“玻璃琴”(glass harmonica)的乐器。由孟文涛撰写的此则词条称：

将不同音高，由大渐小的玻璃杯盘侧向排列，穿于一水平轴上，轴端以杠杆连踏扳，踩动踏板使半浸于浅水糟中的玻璃杯盘旋转，以手指摩擦湿润的杯盘上部边缘发音。1784年在德国改为键盘演奏。

此所谓“玻璃琴”，则已不是“击缶”而是“擦缶”。这一类乐器，仍是“击瓯”之变体。

重又再补遗之六：

1989年第1期《学术研究》所载蒋长栋《“风”名源于乐器考》文称：

“风”原即古人用以节歌的缶。

此文，以“‘风’、‘盘’二字的音形都曾一度相同”为据，训“风”为“盘”，并进一步言之：“盘是瓦盆”(江荫香《诗经译注》语)。尤其是指出《玉篇》“[外“几”内“缶”] ，古文风”的证据，以及《集韵》“风，古作[外“几”内“缶”]”的证据，颇令人信服。

摘自《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下卷：敦煌莫高窟壁画乐史资料研究·（一）乐器篇·十四瓦缶、水盏之属·1.击缶、水盏》

陇菲（牛龙菲）著，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1996年12月第2版，第509-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