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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宁网 时间:2008-03-11 17:39
“文明古国”之辨

李大苗

“文明古国”本身就是一宗并不真实存在的史实;“四大文明”古国,则更是不着国际边界的自选。

还是网络这玩意好,热闹传得快,而且更是能把异端从监禁中释放出来。要求网文要学术一些,当然是正经,可若是学术了,还许可若网络这般可以异端么?至少很难吧。网文阅读对象庞杂,若像学术论文那样四平八稳,至少会失去一半儿读者。所以,只要论据真实,跳跃一些,可增加阅读的节奏感,而且要为节约读者的眼球着想。只要浓有思想,下力气的事情就是传播了。其实说过来,有些东西本来就不是学术,也根本不学术,最终到底也成不了学术,“四大文明古国”就是一例。

现在查证出来,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系梁启超自创。不是不许可梁启超自创,而是,至少在贯古今、通中外之后才可以。若仅在一知半解,醋还没漫过瓶底儿的那点晃悠,就成作千古定论,实在经不起敲打。1900年时候的梁启超,流亡日本多也不过两年,估计连日文还没能熨平,日译的西方文著大致能读下目录,此外,英文、法文、拉丁或希腊的东西,全然未读。就其所能获得的西方历史知识,未必能和三百年前的徐光启比肩,当然更不能攀早些几十年的李善兰等等一些人了。

不妨将“四大文明古国”拆开,即“文明”,“古老”和“国家”。梁启超理解下的“文明”,与后来成为术语的“文明”是完全不同的器件。作为术语的“文明”意源于西方,而且是拉丁文,即“civilization”;civil,作为词根,表述的是与城市相关,作为单词则讲的是“市民”。所以,不仅有城市为条件,也更有自由分工与合作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的另一层意思是公共设施和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当然,必须要有商业,并有着足够规模的商品交换,而且是远距离的商品流通与交换。而“市民”,更本质的事理是自由人。这样,“文明”这个词的西源本意,应当是“人的解放”。

而梁启超所言的“文明”,基本上承袭本土的固有说词。本土的“文明”是“开化”的意思,比如要有文字,比如要有典著,还比如要有科举,能与汉人一样地知书达理,还要有完整清晰的礼仪和等级制度等等。未得“文明”,意思就是尚处蛮蒙,过去就加个犬尢啥的就把他们给拉倒了,比如狄夷戎翟什么的,后来加上口字边,比如(口英)咭唎啥的,甚至干脆就统一做“佛郎机”地一锅烩。

 

其二为“古”,国人一直坚持自己的文明史有五千年。若以当今的“文明”这个术语,当然不足五千年,算起来大约是三千五百年吧,但若以“开化”,也就是自我知觉地有别于蛮夷,中国当然算有了五千年的悠久。而“古”,并非是最古,只要足够古,就是古了。平心而论,三千五百年就算不得古么?没有这一说。比如埃及古及六千多年,即使中国五千年,也还差一千年要多,但这个差,就算得不古么?三千五百年就算不得古,这终是没依据的。

但,最麻烦是“国”,虽然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但,东西周都叫做“朝”或者“代”,而不得叫西周国、东周国。历史上可以混淆的只有“大清国”与“大清朝”,剩下的均不得混淆,比如叫“汉国”、“唐国”、“宋国”、“元国”或者“明国”什么的。再看梁启超枚举的,埃及、印度、小亚细亚,没有一个可以被綴之以“国”的,都被冠做“古”,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巴比伦等等。这是自称“中国”惹得乱,如果用中华,也就是“古中华”了,而绝对不会如“古中国”那样,把“国”给追溯到久远的历史中去。

清朝中期以前,再没有用以识别中外对等关系的时候,没有“国家”的概念,而是用“天下”来总括。神圣权力的质体是“朝廷”而不是国家。朝廷弗远不至,臣服者为属邦,而再远才称作国。天下至尊为皇,而国邦只能称王。这样,只有在“分裂”的时候,才用“国”来识别,比如“三国”或“五代十国”。而另一个例外呢,就是降为臣国,也就是管外族叫爸爸时候的弱宋,谦卑地不敢明称自己是“朝”,而鄙谓作“国”。就汉语语境而言,自打秦皇一统之后,称国不仅是很败落的事情,也是很窝囊的事情。

但,梁启超将那时候的满汉圣地追溯至古,并比作“四大文明”之“古”,而谓“国”,显然说的是世界话语。那个时代的世界话语中的“国”是“nation”,这个专用词,在一战之后略有变意,而二战之后的联合国建立,其语意正式表述为“主权国家”,而在梁启超流亡的时代,“nation”的意思是“民族国家”,确切说来,nation这个词与现代欧洲国家版图形成过程密切相关,其“民族国家”的词意,不过发端于十八世纪中叶而已。

古汉语中“国”是城邑,而同时内域称作“州”,外域称作“方”。“方”有地域的本意。而世界各个文化圈,大致都用地域来指称邦国,如英语中的“land”——England、Iceland等等;阿拉伯语中的“斯坦”(-stan),拉丁语中的“ius”(冈比亚、赞比亚中的“亚”,包括西伯利亚也如是)。所以,如果将不同地域的文明溯源至古的话,所谓“文明古国”,应当是“文明古‘方’”,这是不以城邦出现为文明开端的假定。

以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为终极存在的观念,也就是“朝廷-天下”观,并非华夏文化独有。与秦王朝前后脚的罗马时代,也是如此。不幸的是,imperial,或者empire,已经被翻译成“帝国”,缀有了“国家”的理解,而其本义呢,是征服一切地域,邦国的或者番方的,在“国家”之上,而不是立诸邦之中。把自己想象成为天下一切的所有,而不屑于为“国家”,是人类历史各个文化自有的过程。

民族国家概念出现之前,人类的各个社会时期中,几乎都是以“治权”为存在形式,这就是“领地”,如王权的领地:kingdom;或大公的领地:dukedom等等。比照我们过去的说法,大致就是大朝廷、小朝廷的意思,而且,领地因王权存在而存在,并因王权的终结而拆解。治权,可能是出自占领,也可能是由于分封,还可能是因为割据,其原则,显然和域内的文化与文明状态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比如kingdom,更对应的是王朝,而不是更对应于王国;或者说更强调的是王世,类似我们的朝廷,而不是国家。

在梁启超论定“四大文明古国”的时代,一些国家仍然被殖民统治;一些国家正在或已扩展自城邦联合;更有一些由以往的大公(duke)领地(dukedom)蜕变作独立的主权体,或者被兼并、吞并;还更有一些正在努力从Imperial中裂解出来。现代国家意义正在全欧洲实现,而梁启超所指的埃及与印度,那个时候,并非是如同清王朝时代的中国已经拥有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呢。

对照nation,还有country这个词可以表述“国家”,但country更和国土有关,并非关于文明文化,也更无关于民族与传承。比照起来,nation,因为其native或natives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所以即使到了共和国的时代,还要在自己的文化中溯源;而country则不同,仅仅是出自领土版图的辖制,独立治权的真实存在。而治权是不可从历史溯源的,其有效性在于现实的真实性。而梁启超的那个时代,现代国家和国际理论,和如今很有不同,所以他说的不可能是country;也实在因为,county语义中并不包含人文状态。

以“周边”这个词作训诂,盛商时代,周最初只是一族边方,且随着发展内迁,直至定都丰鄗。按照《史记》的追述,周人在公刘之前不事农作,通戎狄异族,而远华夏中原。可见,武王灭商,比后来的罗马灭希腊、绝埃及来得不差。而秦更是明白的匪夷翟狄,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其实是令中原古风再一次断魂。而所谓狄翟,不过是北方广袤寒地的通古斯人,后来还自称过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和鲜卑人、党项人,几千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惨烈组织和领导博大精深的中原文明。

说到底,所谓“文明古国”不过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一支,华夏古文明,青铜术来自西方,炼铁术业来自西方,小麦棉花来自西方,马匹也来自西方,佛教还是来自西方。如同曾经深刻影响西方文明一样,西方文明也深刻影响华夏的古文明。沿着亚欧草原边缘散布的岩画和符号,比甲骨文和陶纹要早若干千年,其离中原腹地之近,以至于不可能断然切去之间的联系。周穆王到西天极乐之地拜会西王母,大约是三千年前的故事,这个近乎神话的传说,虽然定有后人附会伪托,但足见古人对西域文明的向往。

历史还是有例外的,人类历史最早有民族国家概念,并建立起来民族国家的是犹太人。摩西带领民众们走出埃及,寻求的就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古代的以色列,虽然依旧也是kingdom,但却是独立的、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这和两千年多年后出现的民族国家极为相近。但,几百年后还是被异族摧毁。另一个例外的是爱琴海或者地中海出现过的城邦文明,前期是古希腊,后期是中世纪时代的亚平宁半岛,也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城邦文明是一种自治,由代理人执政管理,这和现代国家(state)的理念完全一致。

人类文明以来,直至民族国家理念出现之前,几千年中都是王权的流变。文明可以发育王权,并使之强大;但历史的另一个证明是,强大的王权往往却不是文明发达的产物,并还会征服、中止与摧毁发达的文明。这全在于,历史中的王权仅仅是治权,而并非是社会的精神归附。而民族国家,这个概念至今不过才两百多年,不足以表述人类历史,当然也就不能用于追溯历史。1900年,民族国家尚是那个时代的主调,而近乎所有谋求国家独立的民族,也都在努力从文化历史寻找其根由,这就是梁启超提出“文明古国”的背景。,

远古文明,因那时根本不具国家形态,所以不可能有古国,也就更不可能有着“文明古国”一说。而以文明考察历史,也就是人类的文明史,是西方人文科学所发端,并成作一门专业学科,如果“文明古国”这个说法存在,也就必然有相关术语用作表述。其中的“古国”不是“远古时代的国家”这个意思。而是“由远古延续至今的国家”这个语义。这个意思必须用短句表述,而没有相对应的术语词汇。而且直接相悖的逻辑是,文明,本意仅仅表述城邦开始出现,而“国家”是再一段历史过程才能演变出来的现象。“文明”与“古国”,两者根本不合。

如果将梁启超“文明古国”作这样的理解,即:能溯及远古文明时代的国家,或者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看起来,语义可以贯通,但其“国家”又分明是现代语义的nation,而nation又是自native演变而成,那么真问题就是,哪一个nation不是源自native呢?而且哪一个native又没有自己久远的历史呢?那个时候的梁启超,不知晓人类文明史,不知晓政治史,也不知晓文化和文明生成理论。所以“四大文明古国”是一个中国式想象,和人类社会无关,甚至相背离的一个伪设,却有着从满清外族统治剥离出中华原本的政治意图,直说了,也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这个口号。

这样,“文明古国”本身就是一宗并不真实存在的史实;“四大文明”古国,则更是不着国际边界的自选。非要把自己入选这“四大文明古国”,还是非要把自己逐出,仔细盘算下来,怎么看或者怎么想都是荒诞不经的事情。一宗中国人如此在意,而外国人实在犯傻的事情,之所以折腾几十年还能热热烈烈?原因当然是中国人给自己设定的问题,而且更原因的是,中国人给自己设定的一个世界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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