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的就是黄炎培1945年7月黄炎培随褚辅成等自重庆飞赴延安,在窑洞和毛泽东谈论朝代兴衰的那宗事情。“……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段对话世人周知,前些年秦晖拿“浡忽论”来衬托自己刷新“尺蠖效应”后,而更为国人畅白。对此再做考证,则当缜密于背景,但太繁缛而令人不耐读,况洋洋数万言而就,也没有啥银子敢来入囊,所以还是简考些方便方便自己的精力为省事儿。
此行,除却上述二人,还有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另一个发起人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褚辅成1948年病故,黄、冷、章1949年后留在大陆,左、傅、王则去了台湾。若以文人类聚论道,去延安之前当为志同之士,49年前分道扬镳。去延安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劝说延安派员参加准备召开的“国民大会”而此前半年里,延安方面一直强硬拒绝这个会议,但持续保持国共两党间的政治对话。后来的重庆谈判证明,至少在形式上,延安方面寻求与国民党的对等分享国家权力,决不接受更广泛协商出来的,甚至国民表决出来的一党执政或主政。
这个最后6人成行的劝说团中只有章伯钧早年曾加入共产党,并在德国与周恩来相识,其他人此前与延安要员没有什么人脉交情。其实,与延安有深交的大有人在重庆,之所以不出面到延安婉言,只能是相互已经协作起来。也就是说,加上王云五,这七个人是楞子,自恃自己政治做派很体面,言词很公道,能代表全体国民或社会主流的共同心愿,亲赴延安来锔住那里政治人物的不合之作的态度,哪怕再勉强,也国民大会什么的好歹开起来。相信他们也觉出抗战后的风声会更凛冽,可赶大车的裹鞭子,能暖和一条,为啥不暖和一条呐。
6位国民绅士在延安也就逗留了三天,除了观景外,就是杯盏交错,因为后来他们承认,关于劝说延安方面参加“国大”或“国代”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清楚地咳嗽过一声儿。道理上猜,也不会痛骂重庆方面的,毕竟是和稀泥的而不是搞什么声讨会来的,更何况左舜生之流的最后还被指控为战犯,明白明白地是和国民党同流合污的。那么,6人在延安言谈中最趋近权力政治话语的,看起来唯一就是黄炎培这段“浡忽论”了。而且呢,有问有答,互触互碰,似擦似蹭。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访问团不是来探亲旅游,回去后终要有个交代,这是其一;其二,不成事儿,但绝对不能惹事儿,更没必要生事儿。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黄炎培这句话的前置语最可揣摩。其年毛泽东54虚岁,黄炎培67岁,年差不过兄长而已,在一党之魁两军之帅面前,若不是想强调表示自己话语的分量,断不会做倚老之言。其实说起来,毛的经历更复杂惊险,耳闻不少,眼见更宽。黄如此做语,只有一个语气,那就是,忠告式地倾下自己的肺腑之言。忠告不是附和听者,只是不想拂逆对方,委婉且教诲,柔内藏刚,顾左而言右,声张的若是历史,敲打的一定是现实。
这样,潜台词就成了:唉,你们呀,争来夺取,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地,就算其兴浡焉地拿下了天下,终归也不过其亡忽焉罢了,何必呐。难道只能非得自己独吞天下?就不可坐下来商量商量一起分享?
若这个潜台词成立,黄炎培已经把自己劝说的意思表达很清楚了。来访延安的这6人都知道,与毛的会面是临行的告别。至此还没能拿到气氛开谈主旨,自己没个不觉窝囊的。当然,未必是其他5人委托黄炎培作代表,但私下也未必没有牢骚,比如左舜生后来回忆录中就提及过自己的愤懑。所以,黄炎培的说词是有所代表背景的,有指向也有度量。
见到的资料中,黄炎培从未对这段话的含义再多做解释。后人说,这是黄向毛做的政治建言,但那个时候,日本还没有投降,能否在短期彻底击败日本,不要说杜鲁门不知道,斯大林也不知道,遑论重庆的蒋介石。于是蒋介石也当然不知道当时的满洲国那里后来能养育一支东北民主联军,再后来改编成四野,所以延安的毛泽东那时找到的感觉,哪怕真叫作“民主”,天下还在梦一般的遥远。所以,即使与其说毛泽东用“民主”回答黄炎培的忧虑,也莫若说是反驳了黄炎培的质疑。反正黄炎培不可能比领袖们更有远见,也就当然不可能是什么“建言”了。
延安之行之后,黄炎培写了本《延安归来》的小册子,这段对话收录其中,也就留下了后人永叹不忘的典故。而左舜生在其回忆录中也叙述了这段延安情节,内中也甚有精彩:“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左的文字大陆不载,故长期不为常人所知,但可见那个时候,最大的想象也不过是“两个太阳”,是二分而并非独坐天下。可说到底,这绝对不是“民主”,相信黄也不以为这“两个太阳”照耀下的中国会是民主,所以他不收录这“两个太阳”在自己《延安归来》中。
蹊跷的是,为什么黄炎培的笔触偏瘫,把自己引起别人的不快反击曲折成自己所诱发的铿锵荡心的陈词,而隐去更令人惊骇的“两个太阳”。
后来的中国,既未能如黄炎培所叹的民主,也未能若伟人所夺的两个太阳。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在北京成功逝世,安全地把命运抢收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