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舒芜先生的《“国学”质疑》，名为质疑，实为否弃。读过该文，很难认同它对国学的态度以及潜伏在文本之后的二元对立思维。
舒芜先生反国学，这是他的权利；但他对国学的论衡却问题大在。“‘国学’则完全是顽固保守、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抗拒文化变革这么一个东西”，这是典型的扣帽子，而且一大把。国学本身有什么顽固保守，更谈不上抗拒科学民主。即使可以说主张国学的人如此如此，也无须把责任推到古老的国学上。国学何辜？至于说国学“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也很难说完全与事实相符。保守，未必就是价值贬义，那些主张国学的人，也未必就抗拒民主科学；这正如声口民主科学未必就真的科学民主一样。五四时期的梅光迪、胡先驌、吴宓等都是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什么时候抵制过民主科学？甚或说，在民主（包括科学）方面的感知和识见，他们其实胜过新文化阵营的陈独秀和鲁迅，至少他们无有反民主的作为。而大张民主旗帜的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连别人批评白话都悬为厉禁，又何曾见出一丝民主气息？
为了贬损国学，舒芜先生举出了胡适。国学，亦可称国故学，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主张“整理国故”，可是，舒芜先生却这样断论：“胡适当年不是说过嘛，整理国故的真正价值，就是要把它整理得没有多少价值。”不知道舒芜先生论从何出？殊不知，这样未加引号的表述恰恰是反胡适的。整理国故的意义，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在整理国故上，胡适不作价值预设，而是本着“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去面对它。这，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这样的态度陈独秀和鲁迅不曾具备。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力主白话取代文言，对于传统文化，他当然也批判其中的蛮陋观念及风俗，比如妇女缠小脚、女子讲贞操。但，对国学这个传统文化中的精英部分，胡适的态度至少是慎重的，也是有所分殊的。如果国故学，有“国粹”也有“国渣”；那么，于国渣，胡适可以把整理国故视为“打鬼”。至于对国粹，胡适虽不用这样的词，但，一旦有人说“国故整理的运动总算有功劳，因为国故学者判断旧文化无用的结论可以使少年人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知识与新道德”，胡适的态度则是“你这个结论，我也不敢承认”。可见胡适并不一味臧否国故学，当然也不排除他在表述上的某些偏颇。至于胡适晚年，除了把大量精力花在古代典籍的考据上，就是论及自由民主，也是有意识地从国学传统中寻求本土资源。
舒芜先生表示：“我从小就养成一个观念，就是我多次表白过的那句话：反儒学尤反理学，尊‘五四’尤尊鲁迅”。后学胆小，不敢施效。笔者既不敢一味反儒，也不敢一味尊五四，更不敢效“尤”。儒学和五四，都是极为复杂的对象，岂可视为单质的“一”，然后，一棒杀，一捧杀。当年五四新锐傅斯年跟在胡适后面搞新文化运动，先办《新潮》，后留学英伦，似乎很西化，可是，20年代的他却对胡适说：我的思想新，信仰新，思想方面完全西洋化，但在安身立命之处，仍是传统的。这正是传统儒学在傅斯年身上的流传。胡适认为“此论甚中肯”，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果说国学有精华有糟粕，但看你如何取弃；那么，今天看五四，谁能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剩下一个“尊”。在我看来，五四问题之大，就在于直到今天舒芜先生的思维方式还是五四式的，那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它的特征，不但非此即彼，而且非是即非，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由这种思维所导致的文化态度表现在舒芜先生“尤尊”的鲁迅身上，尤为明显。这是一个对比，1925年，《京报副刊》请京华名流开一个“青年必读书目”。胡适很认真地开了，一共推荐10本书，中西合璧，各自五本。其中既有密尔的《论自由》，也有孔子的《论语》。如果这是胡适的文化态度，鲁迅呢，鲁迅一本也不开，在“附注”中，他声称：“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种决绝，也是一种文化态度。不仅如此，三十年代，鲁迅看到施蛰存推荐青年读《庄子》和《文选》，便认定是“复古”“倒退”，一批再批，寸分不饶，竟至于骂。这至少就是二元对立所带来的思维上的偏执。
在思维方式上，二元对立往往走向一元独断。 舒芜先生把国学大传统和五四小传统截然对立，这本身就是五四遗风。当年“五四”中的某些知识领袖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以独断的方式把自己不认同的传统价值打成“顽固保守、抗拒进步”，反过来，自己包括自己所认同的价值不就是进步和民主了么。二元对立很容易导致文化上的独断主义，迷恋五四的舒芜先生直到今天还如此排斥国学就是一例。今天，如果我们认同多元主义的文化立场，那么，国学和有关国学的主张不妨视为文化多元中的一元，最低限度，也不必像开头那样以扣帽子的方式危言耸听。
案：舒芜先生在解释国学、国故时，也提到国粹。在舒芜先生眼中，国粹“是另外一个意思，那是清朝末年一部分搞革命的人，拿来对付满清的武器。称为‘国粹’，是针对满清来说的。”恕笔者识陋，这样的解释，我闻所未闻。我宁可相信这是舒芜先生的口误；否则，连五四时关于国粹的通行说法都未搞清，还怎么谈论国学呢。假如这种说法是我个人短见而有所不知，那么，我愿意在此向舒芜先生道歉并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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