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郭齐勇先生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一文，并引发热烈讨论。就在人们对此建议还很不为然的时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新学期伊始却已把“四书”列为了必修课程。自然，这一举措就像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一样，也遭到不少的讽刺和挖苦。但窃以为，仅仅“四书”进课堂还是不够的。
经典不但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方向，奠定了民族精神的基础，也确立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即传统所说的“常道”，如仁、义、礼、智、信等本是人所共由之路，所以王阳明说“经，常道也”。强化经典教育不仅有利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陶铸中华民族精神，也有利于提升个体的心性修养和人格境界，其中后者对于针治心灵空虚、道德冷漠、伦理失范、人际疏离等“现代文明病”尤为必要，所以熊十力说“经为常道，不可不读”。但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首先，是四书教育还是经典教育？显然，“四书”虽然是中国文化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也无法取代整个中国文化经典体系，尤其是“六经”（《乐经》亡佚，有学者提出《乐记》即《乐经》或《乐经》之流裔）。“四书”在有唐之后才受到特别重视，而且其最终编定者朱熹本人也说“六经”和“四书”是“难易远近大小之序”的关系，或说“四书”只是接近“六经”的方便法门。当然，“六经”的晦涩难通是个问题，比如《尚书》的“佶屈聱牙”和《周易》是“有字天书”等。但是，中国文化的义理价值和规模气象等毕竟由“六经”奠定和开启，故章学诚说“道备于六经”，而马一浮也认为“圣贤道要，尽在六经”。杜维明甚至认为《诗》、《书》、《礼》、《易》、《春秋》分别代表着中国人对人生和社会的诗学、政治、社会、哲学和历史的五种理解和践行方式。职是之故，读经不可不读“六经”。此外，《老子》易诵而《庄子》又为文学和美学名著，皆是道家经典代表作，似乎也不能不读。当然，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但可以选择“四书”、“五经”和“老庄”等中国经典名篇，而由老师精讲和学生诵读与体任。
其次，是中学教育还是全程教育？郭先生把以“四书”为主的经典教育纳入大中小学甚至是幼儿园亦即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看作是一个连续的整体，甚至提倡进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一主张既符合中国经典教育的传统，也符合学习认知的逻辑进程，今人通常称之为全程教育或终身教育，惜乎多被论者理解为经典进中学课堂。经典教育从娃娃抓起，不但可以培养儿童的经典兴趣，也有利于奠定儿童的国学基础，诚如朱熹所言：“小儿读书记得，大人多记不得者，只为小儿心专。”当然，儿童经典教育内容，应尽量易于记诵和稍近感性。近年来儿童读经的经验表明，小学生部分地理解《论语》、《孟子》和完整地背诵《大学》、《中庸》是不成问题的。在中学，可以采用精选精讲和启发阅读的方式，适当加入《诗经》、《礼记》、《易传》、《左传》、《史记》等经典教育内容——台湾的中学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台湾中学生的经典水准比大陆的大学生都要高。在大学，中国主要经典皆可以精选精讲、自主阅读、深入讨论的方式纳入教育范围——美国和台湾以经典和历史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大学通识教育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第三，是语文教育还是课程教育？一些学者单纯地把经典教育进课堂理解和定位为进入语文教材，此法断不足取。语文或国文教育重在“文”，而经典教育重在“道”，虽然中国向有“文以载道”（韩愈）和“文以明道”（柳宗元）的传统，而且语文课也难免引入一些经典的名篇，但过多引入则不仅会冲淡语文教育的目的，而且也会弱化经典教育的价值诉求，同时还会使经典教育凌乱散漫、不成体系。因此，目前之计不是把经典纳入语文教材，而是考虑把经典教育从语文教育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置成为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连续一贯、自成体系的经典课，其中每周两个学时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时间安排。此外，该课程宜列为必修课、考试课，因为根据长期关注并致力于推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香港学者甘阳的观察，如果人文经典课只是选修课和考察课，则教师和学生很难予以重视，甚至变得可有可无，根本就达不到经典教育的目的，也起不到相应的效果。
无论如何，经典教育进课堂不是一个应该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进入和进入多少的问题。笔者上述思考，仅供各位方家参考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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