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先生针对我的“中学为私，西学为公”发表意见，主张要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抱同情之理解。我固可以理解张氏之意，但这层意思如果以“体用”表达，便为不通。当时严复打过一个比喻：“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的结论是“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这是体用不二的精彩表述。因此，流贯一个世纪的中体西用说或西体中用说，则如牛体马用或马体牛用者也，不能致远，又未能负重。
再而言，中学为体，这个体本身是要致用的。若援西学为用，势必两用之间发生抵触。结果当然是中体之用占上风。因为西学作为一个自足的体用关系，去其体而取其用，此用则如无根之浮萍，自然难敌中体之用。按照秋风介绍的张氏观点，保留中国社会的纲常礼教（体），同时援引西方政治制度（用），这样就能一厢情愿地做到中西合璧了吗，答案看来是否定的。纲常礼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安排，由它所发挥的作用直接和西方民治制度相抵触。可见平等的民治不可能与不平等的纲常媾合出一个皆大欢喜的“宁馨儿”。
形成于魏晋时代的体用论是一对古老的哲学范畴，用它来解释中西文化，百十年来，已经明显捉襟见肘。这时需要一个范式转换。用公私范式替代体用范式，是因为文化是为人的，而人的生活是分为两块的。如果公共领域是指国家制度层面上的社会生活，私人领域则就是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这两种生活游戏规则不同，它们可以分别对应于两种不同质的文化，而不必像体用那样硬把一个自足的文化撕扯开来，导致其分裂。公私所以能避免体用分裂，原在于生活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因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分裂状态。
提倡公私的意义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体用而无公私。后者表现为家国同构，公私不分。比如私人生活中的父子关系俨然就是公共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反之，分明属于公共事务的天下事亦被视为皇家之私事，因为皇权社会号称“家天下”。公私不分的社会是一个整体化和同质化的社会，很可怕。这种社会要害在于缺乏个人自由。现代社会，公私分明，私人生活要自由，公共生活要民治，这是一种普世潮流。因此，在对待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上，以公私取代体用，至少更具解释上的活力。甚至，体用关系也只有纳入公私结构，才能获得有效的解释。比如公共领域接引西方民治，制度本身即为体，它所发挥的功能就是用。这才是真正的体用合一。同样，私人领域，自由优先。你喜欢西方生活，这是你的权利；他喜欢叩拜孔子，也是他的自由。如以体用论，个人权利是为体，自由选择则为用。
以上是我和秋风先生的认知不同，但我很赞成他对新文化运动中启蒙主义的批评。近代以来，中国从闭锁到开放，它的路线图是从船坚炮利到戊戌维新再到新文化运动，亦即从器用层面到制度层面最后到文化层面。首先是器用层面的洋务失败，继而是制度层面的戊戌失败，新文化运动便激进起来，索性在“全盘”的意义上弃旧统而纳新学，显得过于峻急。新文化的激进显然不如严复式的文化保守主义，后者既在政制上引进西学，又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泱泱数千年，总有它有价值的地方。何况价值因人而异，如果有人愿意持守，又纯是在社会文化层面，有何不可。这里正可见新文化运动不懂公域私域之划分，动辄就是全盘。然而，由全盘所带来的整体性和同质性是危险的，它趋向于社会一元化，哪怕是“新”的一元。在此，新文化人应该盯紧的是公域，向西方学习是制度的事，主要不是文化的事（制度是公共的，文化却可以是个人的）。固然他们也声张民治自由，岂不知，在文化层面上，文化保守正是一种自由选择。今天，以反思眼光看，新文化运动传播了一些普世观念，但他们的文化方式却和他们推行的观念相反。今年是新文化运动第90周年（从1917年起算），但可惜，新文化运动的负面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灾变，还远未为知识界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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