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关于北平师范学院学生向朱家骅请愿史实
随笔编辑：
您好！，《随笔》2007年第一期刊登的《晨报纵火案》确实存在失实的问题。我校校友提出该问题后，我查阅了1947年8月出版的报刊对此次事件的报道：朱家骅在接见学生后，以 “法定手续和时间问题”为由，没有给学生正面答复，情绪激动的学生们将院门关上，等待朱家骅的答复。这时是胡适出面解围，他表示非常同情学生的复大要求，应允请朱家骅于第二天抽时间去北平师院，并希望同学们不要失去同情人的同情。第二天，朱家骅应约出席了师院教授代表会议，师院教授代表请朱家骅就复大问题予以答复，朱家骅表示复大需要有一定的程序，建立相应的学校建制，希望教授会予以配合，并对师院复大运动表示了同情。教授见面会后，朱家骅还接见了复大委员会学生代表。
如果说胡适确实以邵建一文中的口吻对学生横加干涉，出言不逊的话，那么当时在场的百余名同学不可能轻易离开北大。更何况胡适曾在我校任教，对学校、对学生都有一定的感情和了解，以他的学识和地位也不可能看不出学生激动的情绪，而为其火上浇油吧？
为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尊重历史史实，维护北京师范大学的利益和形象，我们建议贵刊对此文的不实之词予以更正，刊出我校校友的更正文章。
《随笔》杂志在文化教育领域中享有一定的声望和良好的口碑，刊登过许多具有史实价值的文章和回忆，对我们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们希望在此问题上，贵刊能够以实事求是，为读者负责的精神，澄清问题，更正错误。
此致敬礼！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
2007年4月12日
附上我校校友撰写的文章
关于北平师范学院学生向朱家骅请愿史实
我们读了《随笔》杂志2007年第一期上刊登的邵建所写《晨报纵火案》一文。其中有段“插话”，谈到北平师范学院学生向朱家骅请愿一事歪曲了事实。我们都是当年北平师范学院的学生，参加了这次请愿，现在把我们经历的这段历史记述如下：
北平师范大学在抗战之始西迁陕甘，更名为西北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师生要求复员北平，恢复北平师范大学的建制，没有获得国民党教育部的批准。经过全体师生和毕业校友的共同努力，教育部允许学校复员北平，但改称为北平师范学院。1947年5月，北平师范学院师生发起“复大”运动，要求教育部恢复学校的名称和建制。运动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响应和学校当局的大力支持，通过学校的批准和师长的支持，经过选举成立了“复大委员会”，并推选了5位学生代表赴南京向教育部请愿，教育部以种种借口予以敷衍，请愿未获成功。1947年8月15日，复大委员会得知教育部长朱家骅来平，并于当日前往北京大学开会。随即派出代表去北大准备向朱家骅请愿。派代表请愿的消息不胫而走，同学百余人随一同奔赴北大。同学们在北大理学院见到了朱家骅，由时任师院复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荆又新同学向朱家骅陈述了复大理由和要求。朱家骅未给学生以明确的答复，即进入室内，同学们在院中焦急等待许久，要求再见朱家骅。朱家骅再未出面，而是北大校长胡适和教务长郑天挺出面接见了同学们。由于胡适曾在师大任教，在教育界又有一定的影响，荆又新向胡校长说明同学们此来的目的和复大的理由，胡校长对此深表同情。荆又新庆胡校长转告朱部长，请朱部长第二天前往北平师院，和师院师生共商复大问题。胡校长表示一定将同学们的意见转达给朱部长。为表示诚意，荆又新最后与胡校长握手，并表示：“我和胡校长握手为证。”在场的同学们都热烈的鼓掌，然后返回学校。以上情况均为我们的亲身经历。
现在我们看到《晨报纵火案》一文中所引胡适的话：“你们师大的学生到我们北大来亏待我们的客人，我们是不允许的。你们这种下流的行为，简直是无耻的。”当时胡适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如果胡适这样讲，一定会把学生激怒的。胡适当时是同情学生的。文中所说“胡适先生很严厉的责备了他们一番，最后散去。”也是与事实不符的。文中又说：“这一幕朱家骅不应该陌生。北平学生用来对付他的，不正类似他当年以学生运动的名义运动学生时的作为？”对于朱家骅当年是否“以学生的名义运动学生”，我们不了解，不敢妄下评论，但师大的复大运动，体现了全校师生的合理要求，是正义的行动，并得到学校当局的全力支持。把它说成“以学生运动的名义运动学生”，是对这次复大运动的歪曲和诬蔑。师大的复大运动在全校师生和学校当局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年半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教育部于1948年10月正式下令恢复学校“北平师范大学”的称谓和建制。
《随笔》杂志在文化教育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我们深恐此文刊出的失实流传，不仅影响了我们母校的声誉，也可能带给贵刊不利的影响。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当年的亲身经历，说明这段历史的事实经过，以期达到正视听，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目的。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
李良（李靖埏）曾任复大委员会委员
陶平（陶文林）
李田（张启华）中共师大地下党支部成员
徐康（刘鸿纲）中共师大地下党支部成员
2007年4月4日
第二部分：
遭遇历史“罗生门”？
随笔编辑：
先后转来徐康先生等和北师大校史研究室的信收到，谢谢！
我的那段文字，北师大校史研究室认为“失实”，徐康等四位先生认为“歪曲了事实”。其实那部分引文出自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的胡颂平先生的《朱家骅年谱》。胡颂平是朱家骅的老部下，1926年两人在中山大学相识，1937年开始跟朱工作，后来更调进朱的机要室，一直到1957年底为止。因为长期在机要室工作，再加上朱晚年时常和胡谈他的生平事迹，且每次谈话胡都有纪录，因此，胡笔下的朱的年谱应该是信实的。再加上我读过胡氏编纂的十卷本《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对于资料的搜集与考订，态度都非常认真，这都加重了我对胡氏文字的信任。如果说该谱所记有所“失实”，势在难免，但要说它“歪曲”，也许我就不去相信了。歪曲有时和事实无关，它更多是关于事实的评价，而评价是因人而异的。
应该说，自我接读徐康诸先生的信后，第一感觉就是碰上了历史的“罗生门”。对同一事件和同一现场，视角不同，价值立场不同，包括动机不同，各自的陈述和解释也就不一样。说实话，此刻，胡颂平我信，徐康我也信，毕竟握手的细节是编不出来的。但，年谱中胡适那段话，审其辞气，的确也像是胡适的。特别是“下流”一词，胡适不止一次使用。比如，陶希圣先生写于胡适去世后不久的《胡适之先生二三事》，其中一节专门谈1935年的“一二九事件”：
一二九大游行之后，左翼教授和学生鼓励罢课。北京大学学生大会讨论此事。适之先生到会，登台发言。此时左翼学生一片嘘声，扰乱会场。适之先生神色不变，高声指斥他们说：‘你们有意见，上台来好好说，不要下流，下流！’接着是全场学生大鼓掌，将嘘声压了下去。大会终于听从他的劝告，否决了罢课的提议。[1]
但，这个段落只是旁证，它不能证明1947年的胡适这样说了。不过，如果熟悉胡适对学生运动的基本看法，碰到这种在胡适看来是过份的场面，根据我自己积累的阅读经验，胡适是会张口的。后来，又收到转来的北师大校史研究室的信。细读过后，终于感到疑问的可能。如果胡颂平的文字主要是突出胡适的那段话；那么，徐康先生等的文字是把整个过程都写了，却写得如此波澜不惊，甚至双方和和气气，像在演文明戏。的确，在徐文勾勒的现场中，胡适的话是放不进去的。可是，北师大校史研究室的信却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这样的句子“情绪激动的学生们将院门关上，等待朱家骅的答复”。“胡适出面解围，……并希望同学们不要失去同情人的同情”。什么叫“情绪激动”？什么叫“不要失去同情人的同情”？如果学生情绪激动变成行动过激，如果这种过激导致同情者（即胡适本人）的不同情，胡适难道不会说出上述的话吗？至此，我对徐文的握手细节仍不置疑，但对信中所提供的那个现场却不疑处有疑了。
为了弄清真相，我去南大图书馆查阅了1947年8月间的《申报》和《大公报》。我所以选择这两家报纸，当然是出于信任。它们不是官方的，同时又秉持自由主义的立场。目标终于被我找到。眼前这篇报道的眉题是“平师院学生昨要求复大”，正题“包围朱家骅一小时”， 下面是副题“胡适闻报赶至始得解围”：
[本报北平十五日电]教育部长朱家骅，今在平，被师院要求复大学生包围，受袭一小时，结果乘机由旁门避去。下午四时许，师院学生二百余人，秘密结集于北大，待朱家骅于四时半视察北大理学院发觉，为时已晚，在方志懋秘书百般计诱下，仍被学生包围，于甫登车之时，学生阻于汽车前，要求必须讲话，而于复大要求保证后，始允登车。在车旁相持十余分钟，学生喊出甚不礼貌，强调指出朱氏不讲话为官僚架子，朱氏状甚不快，终无法突出重围，而返校内。学生追踪之下，并呼“□死，仍求复大”！北大人员虽数度企图诱至学生于旁室，终无效果。如此直至最后院落，朱部长避入物理系办公室，但学生情绪激昂，朱部长终于出外，对学生训话称：“余非不愿与汝等对话，实感觉此等方式欠佳，要谈公事应预先约定时间与地方，复大问题已与师院校长郝任夫（津教育局长）约好，明晚即在师院先与学生代表交换意见，而后再谈此事，应平心静气研究。教部有行政法规，非余可擅自决定。”至此，学生高呼要最后的决定答复。
这个场面与徐的文本已经大相径庭，但胡适还没出场。胡适在哪里呢？原来，胡适是在北大教授的欢迎茶会上，他在等候朱家骅。久等不至，于是报道接着说：
时北大胡校长闻报赶至，乃出面解围。胡称：师院复大，我以校友（胡适曾就读于以前之高等师范）立场，关心久矣，且曾代为斡旋，一月前转朱部长信于师院，当时朱部长信中曾表示同情，白纸黑字，当可邀信。（朱胡与学生皆称所欠者，即程序问题，方针是定了，惟朱部长不能明白表示而已）。此时方秘书与北大人员全体出动，各觅学生代表，以“各个击破”方式，说服代表。学生不满意，要朱胡二氏肯定保证，胡于无可奈何下，点头，朱氏不肯，再呈僵局。胡氏乃一马当先，引导朱氏□出，学生则将门紧闭，朱胡二氏颇有怒意，而无办法再回室内。少顷，胡氏复出外与学生周旋，学生要求胡转朱部长，请其签字保证，明晚去师院，即可退出。胡氏怒谓：“你们提这样要求，真是下流，我一地主，如何能作此失礼之事，应考虑，幸勿失去同情者的同情。这种方式，我都怕了，何况朱部长。”时学生发觉在胡适博士金蝉脱壳计下，自旁门避去，只好由学生代表，与胡氏握手作保证，相率退出，时已五时过半。[2]
同日天津《大公报》则是这样报道：[本报北平电话]十五日午后四时半北大九十多位在半饱状态中的教授齐集新油漆的孑民堂里，等候向朱家骅部长诉苦。朱部长却在北大理学院参观时被师大同学包围了不能来，胡适校长去救客人，客人从后门出来，胡氏却被学生锁在里面了，市府打电话到了孑民堂打算救胡氏时胡氏已回到了会场。下午五点三刻才开会……[3]
在这几个不同的叙述文本中，哪一个更可信呢？我的排序是《申报》、《大公报》、胡颂平、徐康。较之徐康，前三者的叙述走向是一致的，提供的现场状况也是趋同的，从数量比上，历史真相也应该接近于此。胡颂平不在现场，是事后多年编纂，瑕疵不免。比如“围朱”的时间是1947年8月，该谱误为7月。另外，“围朱”场面不是在北大教授的茶会上而是在北大理学院。但，胡适那段话在《申报》上却可以坐实了，尽管记述不完全一致。至于徐康先生等虽然是当年的在场者，但毕竟年深久远。一个是回忆60年前发生的事，一个是当日发出的现场报道，你采信谁？另外，一个是当事者，一个是局外报道人，谁更客观？
这里，我不妨表示一下我和北师大校史研究室的不同看法。“为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尊重历史史实，维护北京师范大学的利益和形象，我们建议贵刊对此文的不实之词予以更正，刊出我校校友的更正文章。”刊不刊文章是编辑部的事，但我认为这样的表述也许有违治史常识。要尊重历史史实，就不能谈维护什么形象和利益。有了后者，前者有时就很难得到尊重。至于徐康先生等“师大的复大运动，体现了全校师生的合理要求，是正义的行动，并得到学校当局的全力支持。把它说成‘以学生运动的名义运动学生’，是对这次复大运动的歪曲和诬蔑。”我所谓的“运动学生”首先是针对朱家骅的，后者不过连类相及。1947年他的遭遇可以说是因果报应。1920年代的国民党为了获得政权，是怎样把学生当作政治工具，朱家骅们很明白。在我看来，如果有一种政治力量为了获得政权，不惜利用学生闹事，而且越大越好，这庶几就是运动学生。
只是有一点我还不明白，复校就是复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莫非“北平师范大学”是正义，“北平师范学院”就不正义了？师院，还是师大，要看实际情况如何。经过多年战乱，师资的流失、图书设备的损失，以及当时学生和教职员的规模，至少它有可能就是师院的标准而非师大的标准。变师院为师大，心情可以理解，就像今天所有的学院都想升级为大学一样，但这跟正义有什么关系呢。再说，用类似逼宫的方式而非程序的方式，即使变师大，也未必有正义可言。
如果复大本身不涉正义，那么，正义又是什么？也许，在我看来，通过复大而反对当时的国民党统治，才是所谓的“正义”，即“政治正义”。复大本来不是政治运动，但借力打力，它完全可以置换为反国民党的政治运作。事实正是如此，甚至该运作本身才是一些参与者参与复大的隐秘诉求。这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智慧。2001年1期北师大《校友通讯》上，有过一篇《战斗在我校的地下党员》，在谈到复大时就点明了这一点：
这一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争取群众，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当时，西北师院从兰州返回北平，教育部不许恢复师大，只准称师院。党组织以恢复师范大学相号召，便全校各种不同政治态度的人都参加了1947年5月20日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4]
另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中，我还看到了更详细的叙述：
北平师范学院1947年5月发动了“复大”运动，即要求恢复“师范大学”的名称与建制。……当时，北平师院的教授和学校当局都积极支持“复大”活动。5月中旬，“复大”活动逐步展开。当时有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中曾对“复大”有不同看法，认为：“复大只是一个学院的事，没有什么政治意义，不能下太大力量，只能适可而止。不能因为‘复大’影响反内战运动。”地下党学委杨伯箴专门找了师院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复大’是全校同学的一致要求，我们不积极搞，就要脱离群众，国民党就会掌握‘复大’的旗帜。应当把‘复大’和反内战运动结合起来搞，让两个运动互相促进。”党员统一认识后，团结了进步学生积极投入“复大”运动。当时师院还没有成立学生自治会，由7个学生发起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选出“复大委员会”，领导成员中，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占多数。[5]
至于徐康等四位先生的署名信中，除了徐、李二位是师院地下党支部成员外，和胡适先生握手的荆又新同学也是地下党员，他是1947年2月入党的，新党员。
此祝
编安！
邵建
2007年4月30日-5月1日
--------------------------------------------------------------------------------
[1] 转引《追忆胡适》，第1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 《申报》1947年8月16日，第二张。
[3] 《大公报》1947年8月16日，2版。
[4]王淑芳《战斗在我校的地下党员》，北京师范大学《校友通讯》2001年第1期。
[5] 张大中等主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第78-79页，北京出版社，1995。
诸子 
图吧 
首页 > 国学走廊 > 论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