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7年，“软实力”概念的首创人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就曾明确指出：“‘中国崛起’堪属用词不当，‘中国复兴’更为准确。”很简单，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就曾是一个东亚乃至世界上的大国，国力强盛无伦，历史悠久连贯，文化博大精深。因此，当代中国的发展不是“崛起”而是“复兴”的问题。
“复兴”往往就意味着恢复曾经有过的、特别是一度辉煌过的某种东西。古代中国的服饰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灿烂辉煌，令人叹为观止，古代中国就曾被称为是“衣冠上国”。由此而言，国服的复兴有可能成为奈所说的“中国复兴”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1997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准确地预见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他提出：有些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初期往往是以“西方化”促进现代化，后期则往往是用已取得的现代化成就促进“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其动力就是这些国家因国力强大而导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增强，进而导致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回归。他认为最典型、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日本，而中国则已经开始走向了本土文化复兴的道路。
年之后的今天，当中国人为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就要挤入世界前三甲并直言不讳地讨论“中国崛起”时，方兴未艾的读经热、国学热、孔子热、祭祀热、传统节日热、传统礼仪热、中华纪年热等现象和话题，验证了亨廷顿的预言和判断，表明中国本土文化复兴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既内在又普遍的心理诉求和基本共识。重穿国服则因其直观性、简易性、大众性而成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马前卒和急先锋，或说成为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畅快表达，正如《国语》上所说：“夫服，心之文也。”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还有个观点，即日益深入发展的全球化迫使每个人不断追寻“我是谁”的问题。因为全球化不可能消除相反却容易凸现人们基于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而这种认同往往来自与他者的辨异。毫无疑问，穿着具有自身民族传统特色的服装，成为标志自身民族属性即“我是谁”从而表明“我不是谁”的最简易的途径。正如著名影星成龙所说：“在国外一些大场合，我从来都是穿唐装、中山装。我就是想告诉所有人：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不难看出，“中国复兴”和全球化，是国服复兴的基本源动力。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的深入，重穿国服将会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乃至海外华人的选择。或者说，国服复兴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也是可以乐观其成的。
但是，在传统服装衰微没落了百余年后，国服复兴运动遭遇到不少的质疑和批评，这是国服复兴倡导者和力行者不得不予以正面回答的问题。
到底应以哪一种服装为国服？这个问题虽然困扰着许多人，但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国服重在“国”而不在“服”，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不宜特指某种服装。凡是能够体现中国性和表达民族性的传统服装，比如汉服、唐装、长袍马褂、旗袍，甚至是中山装等，都可纳入国服的范围。更为可能的是综合各个朝代的国服样式，创新和改制一种现代的国服。此外，国服的体系性还体现在包括礼服、工作服、休闲服等诸多系列在内。
重穿国服会导致或助长民族主义？如果说穿国服就是民族主义，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有民族主义，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传统民族服装。一个人穿着外来服装也并不意味着他不爱国：“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重穿国服也不等于排斥异域文化和拒斥全球化，而是“国服在身，我心包容”。日本和韩国吸收异域文化和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并不比中国低，但日本人和韩国人还是时常穿起自己的民族传统服装。所以，服饰文化与民族主义是两个问题，不能纠缠在一起。
提倡国服会侵害人的服饰自由？服装是人的第二张皮肤。生理的皮肤受之于父母，无法选择；服装却可随个人喜好，随时更换。依此而言，穿什么样的服装，确为人的自由。但一个人总是属于特定的族群，而一个族群的服装总有自己特定的历史传统、文化内涵、审美基调和民族特色，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人穿西服、日本人穿和服，难道美国和日本就不是自由的国度？特别是，提倡穿国服绝是强迫千人一面、万身同装，而应各遂其愿各随其便，充分尊重人的服饰自由。
复兴国服就等于全盘复古？穿着某种服装总会体现某种特定的心境甚至是某种价值理念和文化观念，国服复兴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了中国一些传统的服饰文化、风俗习惯、礼仪传统和精神理念的复兴。但是，把国服复兴等同于“全盘复古”，显然是夸大了服装的意义，正如有人把穿着西装也等同于“全盘西化”一样。百余年的历史证明，“中/西”、“新/旧”、“古/今”、“传统/现代”等水火不容、彼此对立的二元化思维方式都是有害无益的。服装问题，亦当作如是观。
是汉服还是国服，抑或是华服？不少人强烈主张汉服就是国服，但汉服本身就是个具有歧义性的概念。是汉朝的服装呢？还是汉族的服装呢？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大力鼓出汉服有激励汉民族主义之嫌，即是初衷未必如此。所以，与其称汉服，不如称国服。当然，鉴于汉族在中华民族中的主体性地位，汉服在国服中的主体性地位也是不能抹杀的。此外，自中国人观之，国服为国服；自外国人观之，国服可称华服，体现的是中华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服装和礼仪以及文化精神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国服复兴运动的关键在于通过穿着国服以重建中国的礼仪系统，进而找回失落已久的文化精神。
原载（《华人世界》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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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步入国服复兴时代 文/本刊记者 梁诗苑 （《华人世界》2007年9月号）
中国奥运礼服引发世人关注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中国奥运代表团成员将穿着什么样的礼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具有普遍性的呼声是，中国奥运礼服应该具有中国的传统服装特色。中国奥委会重视这一呼声，并承诺中国奥运礼服将尽量体现“中国元素”。
这一承诺激发了一些民间传统服装爱好者的积极性，他们自发组织起来设计了一系列具有传统服装特色的奥运礼服，包括运动员礼服、礼仪小姐礼服和宾客礼服等，并得到了广大网民的热烈支持。（图一：民间设计的奥运礼服一帧）
与此同时，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中国女演员身着暴露短旗袍表演节目的“黑色8分钟”，再次被提起并成为众矢之的。很多人以之为羞，认为该节目导演曲解甚至是侮辱了中国传统服装。
中国奥运礼服到底会如何体现“中国元素”尚不得而知，人们只能是拭目以待。事实上，有关奥运礼服的话题只是中国传统服装复兴的诸多现象中的冰山一角而已。
中国传统服装从辉煌到没落
说中国传统服装的复兴，就意味中国传统服装前有辉煌灿烂的时期，后有黯然失色的时期。
唐代孔颖达在注疏《左传》时曾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古代中国一向被誉称为“衣冠上国”。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先生说：“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有无比悠久的历史，光彩夺目的创造，绚丽多姿的款式，在世界服饰文化中无与伦比，具有重要地位，并影响东亚、东南亚地区。”（图二：古代中国服装图片一帧）
但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严重地割裂了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传统民族服装也被遗弃殆尽。曾几何时，中国几乎成为世界上最没有自己传统服装特色的国度：千人一面、万人同装，或是草绿色军装，或是中山服，或是毛式服装。传统服装，只出现在戏剧、影视、相声等文艺作品中。
2007年春节，一些北京年轻人穿“汉服”游园时，竟然被游人误认为是日本人或韩国人！“殊不知，日本的和服恰恰是起源于中国唐代的服装，而韩国的韩服则和中国明代的服装大有渊源，越南的奥黛也受中国传统服装的影响很大。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和无奈！”北京学者杜吹剑忧心忡忡地说。
“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并不少。中国的中山装在2006年成为马来西亚三款可供选择的官方服装之一。中山服和印度的尼赫鲁服一样，都是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的一种对自身民族传统服装的继承和改进。
中外对照凸显中国国服危机
欧美人有西装、阿拉伯人有长衫、印度有纱丽、日本有和服、韩国有韩服、越南有奥黛，有的服装款式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世界因各个族群的不同服装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绚烂多姿，中国则是世界上美丽的服装苑中比较单调的一支花朵。
这些国家的服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既继承又改进了本民族传统服装的结果。以西装为例，它最初来源于欧洲，先后糅合了欧洲传统的渔民服、水手服、马夫服、燕尾服、军制服等改制和创新而成，期间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无论如何，西装都保留了欧洲人自身传统的特色。
但是今天，西装几乎成了中国人不言自明的正装，这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中国人穿上西装，甚至穿得比西方人还西化，我想西方人也不会说你是西方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张立文先生说。
服装认同关乎文化认同。张立文先生说。“假如我们认同西装为中华民族正统的服装，我们就会在潜移默化中认同西方的服饰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民族的气质、品格、神韵就会丧失，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个性光彩、特殊魅力就会淡出淡化。”（图片三：张立文先生身着“唐装”一帧）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张先生的观点。但是，服装认同折射出民族认同，却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说：“服装是人的第二张皮肤，人类通过服装系统来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以及自身身份的认同和自信。越是在全球化的状态下，越是需要民族身份认同和身份辨异。”
中国正在崛起，中华民族正在复兴，“百事不如人”（即不如西方，胡适语）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空前的民族自尊自信，为国人重穿中国传统服装搭建了坚实的心理平台。
传统服装显山露水开始复兴
实际上，笼统地说传统服装在中国销声匿迹并不恰当。因为在台港澳地区乃至海外华人中，传统节日和重大场合下穿着传统服装，比如长袍马褂、旗袍和改进的“唐装”等，一直不曾间断。2005年全球联合祭孔时，台北民众穿着长袍马褂的电视画面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陆地区的一些礼仪小姐和婚宴上的新娘，已经开始穿着旗袍。应该说，这是大陆地区传统服装浮出水面的开始。随后，海外华人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新春晚会上穿着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单上衣、岔袖口的“唐装”。2000年APEC上海峰会，各国领导人穿着的也是这种“唐装”，并促使其风行一时。
这种“唐装”和旗袍马褂以及中山装，一度被一些媒体称为是国服。但是，它们的国服地位不久就遭到了质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袁杰英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符号的国服不应当局限于旗袍和中山装，对于国服的理解也不应局限在清朝、民国这短短几百年内。东华大学教授包铭新也指出：旗袍可以成为国服，但国服本质上应该是一个体系，旗袍只是其中的一种。
进入21世纪以来，民间出现了“汉服”复兴运动，为认识中国国服问题打开了新的空间。这种汉服接近明朝时期的汉族服装，雍容华贵、含蓄典雅，衣衫飘飘、色彩素雅，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如今，“汉服”复兴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杭州等大城市都出现了规模不一的“汉服”活动，2006年武汉举行首届汉服成人仪式就吸引了516名学生参加！（图片四：武汉首届汉服成人仪式图片一帧）
与此同时，“汉服”也逐渐在日本、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社群中流行开来。比如，加拿大华人成立了多伦多“汉服复兴会”并举办了“华夏传统成年礼”等，新加坡也出现了穿着汉服的现象等。此外，国际友人对旗袍和中华立领服装也开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虽然“汉服”的国服地位同样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是“汉服”复兴无疑把中国传统服装复兴推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人不便于穿着“汉服”，但却穿着起对襟褂、立领服、中山装、旗袍、“唐装”等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服装，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
中国传统服装复兴还出现了两个可喜的局面。一是民间和学者遥想呼应，比如张立文先生就是重穿国服的支持者之一，当代著名大儒、阳明精舍山长蒋庆先生则喜欢穿对襟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甚至身着峨冠博带的儒服到曲阜朝圣。此外，在近年来规格日益升高的祭黄帝、祭孔、祭大禹等大型公祭活动中，各式样传统服装的比重越来越高，2006年陕西省长陈德铭身穿传统绸缎服装宣读祭黄帝陵文，甚至是被外界解读为官方重视和参与中国传统服装的先例。
二是不少服装设计师和生产商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服装复兴背后的巨大利润空间，开始把各种中式服装纳入研发和生产行列，从而实现了中式服装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这有利于中国传统服装的推广和普及。
中国国服复兴遭遇空前争论
国服，只是个对中国传统服装的既方便又流行的称谓。张立文先生说：“作为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出现，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表征，应该有中华民族自己的服饰。这种服饰文化既吸收古今中外服饰文化之优，又适合现代人需要的服饰，暂名之曰‘国服’。”
然而，从开始浮出水面到如今的如火如荼，人们对国服复兴一直存有巨大的争议。如果说，上个世纪末期有人提出中国法官袍和学位服（图片五：北大学生设计的中华学位服）过于西化的观点受到不少支持的话，今天的国服复兴运动则受到不少的质疑，尤其是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上：
在国服复兴的进路和选择层面上：中国历代王朝都讲究“改正朔，易服色”，服装样式和民族特色在历史传承过程中迭经变化，比如有汉服，有唐装，有明服，有清朝的长袍马褂和旗袍，还有现代的中山装等，并无“大一统”的国服可言。那么，到底该以何种款式为国服呢？
在国服复兴的意义和功效层面：提倡国服是否会防碍公民的服饰自由？是否会排斥西方文化？是否会盲目复古？是否会助长中国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如火如荼的“汉服”复兴运动，是否会激起汉民族主义？
显然，上面的质疑是国服复兴运动无法回避和必须解决的。然而，这些质疑与其说是一种批评，毋宁说是一种助益，因为它将促使国服复兴运动朝着更加健康和理性的方向发展。
无论如何，国服复兴运动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成为一种趋势。可以这样说：中国，已经步入了国服复兴的时代！有理由相信，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中国的国服将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大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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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穿国服重在做到文质彬彬 文/本刊记者 梁诗苑 （《华人世界》2007年9月号）
国服复兴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一道独特而又亮丽的人文景观。正如国服重在“国”而不是“服”一样，重穿国服宜重在通过国服找回和体现失落已久的中华人文精神，进而创建一个文质彬彬的和谐社会。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里有这样一段对白。有位弟子问：穿古服（或儒服）是不是更能体现儒家的精神？王阳明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戏台上的戏子穿的都是古服，难道他们就代表了儒家的精神？王阳明的意思是说：穿什么样的服装并不重要，首先和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遵循儒家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当然，如果能做到“衣行合一”，即既穿古服又恪守儒家道德，想是王阳明不会反对的，因为他主张“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观点体现了儒家的一贯主张。孔子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先天而生，有质朴、本质的意思；“文”是后天而成，有修饰、外在的意思。在儒家看来，服装就是一种“文”，所以《国语》上有“夫服，心之文也”的说法，即服装体现的是人内在的心境。如果做不到“文质彬彬”，则毋宁要“质”不要“文”。所以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礼乐的实质，徒有那些玉帛钟鼓之类的形式上的东西，又能如何呢？穿着服装的道理也是如此，董仲舒曾接着孔子的话说：“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意思是说，参加丧事不能尽其哀，徒穿丧服又能如何呢？
不难看出，在古人那里，服装问题总是与某种文化精神，具体地说就是礼仪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古代中国一向是以“礼仪之邦”和“衣冠上国”并称，服饰文化始终是礼仪体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唐代孔颖达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的说法。比如祭祀有祭服、朝会有朝服，婚嫁有吉服，服丧有凶服，冠礼有冠服等，这些在《礼记》等礼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需要指出的是，在儒家看来，礼仪同样也是一种“文”而不是“质”，所以儒家认为“礼者，人情之节文也”和“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就是说，礼仪背后应体现一种基本的价值理念，比如丧礼主哀、祭礼主敬、聘礼主诚等。质而言之，服饰文化、礼仪体系、价值观念在中华人文精神中是三位一体、有机勾连、不可分割的。
我们都知道，目前中国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都缺少自己的民族传统特色，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道德沉沦、伦理失范、诚信缺失、家庭不睦、人际疏离等现象。很显然，国服复兴运动如果不能体现甚至是代表中国礼仪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回归和重建，就会缺乏深厚的根柢，因而没有长远的前景，甚至会成为一种单纯的服装复古运动或者说是“服装秀”。
比如，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下穿着“汉服”勾肩搭背、卿卿我我，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在排演影视剧；如果有人穿着峨冠博带的“儒服”随地吐痰、粗言秽语，人们就会认为这样有损“君子之风”。要之，传统服装因为和某种礼仪规范和价值观念紧密相联，所以要求穿着者不但要从内心里体会而且要从言行上体现这种礼仪规范和价值观念。或者说，穿传统服装，就要建立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成为言行合一、文质彬彬的君子。
所以，目前的国服复兴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与其互为表里的礼仪体系和伦理道德的重建还没有跟上来。当然，有些民间传统服装爱好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比如提倡“汉服”的天汉网就推出了《民族传统礼仪复兴计划》等。但类似的计划和建言如何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恐怕还要花很大的力气，还要走很长的路。
重穿国服、移风易俗很难，但收拾人心、重建道德更难。暂且抛开后者不谈，笔者以为如下场合值得优先考虑重穿国服和重建礼仪：
其一，国际交往。国服体现的是中国性和民族性，无论是国家性的还是团体性和个人性的国际交往，都可以考虑穿上传统服装。“入境问禁，入乡随俗”，当以地主身份接待外国使节和外国朋友时，完全可以穿上自己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服装，并行抱拳礼、作揖礼等传统礼节，大可不必一律西装革履、握手拥抱。
其二，国家典礼。国服不是官服，但在世界各国的重大政治场合、典礼仪式上，参与者却往往穿着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装。当然，在政治场合下，峨冠博带、衣衫飘飘很难一步到位也没有必要，但中山装、立领服等并不难为人们所接受。目前公祭黄帝陵、大禹陵、孔子等国家公祭活动影响愈来愈大，在这些场合下重穿国服和重行古礼的空间也变得大了起来。
其三，文化教育。在一些国际学术交流会上，经常会看到有些中国学者身穿西装大谈特谈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个很诡异的现象。事实上，在一些文化艺术和教育学术场合下，穿着古典高雅的传统服装会起到更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学校里面，教师节、拜师礼、毕业礼、谢师礼等场合下，穿着传统服装和重行古礼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四，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是继承和保留文化传统和民俗习惯的重要载体，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里的人们在传统节日里穿着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装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影响巨大，在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四大节日以及元宵节、腊八节、七夕节、重阳节等其他节日里，穿着传统服装有助于塑造节日氛围。
古人尤重冠礼也就是成年礼，认为“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笔者认为，为高中毕业生集体举行冠礼，穿着具有传统特色的服装并举行相应的礼节仪式，有可能是一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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