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日耳曼乎！凭波罗的海、地中海之间，据欧洲之中原，当百战冲要之地，地候多寒，人色红白，无高山大河之界，日在旋涡激刺之中，列国相竞，人民苦战，若我春秋、战国焉，苦固甚矣。而又有教皇争权，君主难统一之。以久激争而日多变，以多变而四迸出，以四迸出而遭怪异，以遭怪异而多考验，以多考验而得新奇。广逾千里，积凡千年，然后导而引之，放而大之；遂以光被四表，横溢海宇，而有今日披靡地球、凌吞八极之状焉。其本末源流，深博微眇，皆与今大地之化相关，而影响及于我国。探其赜而索其隐，穷其所由，然而推其所终，极有可惊怪者焉。
20世纪初，康有为（1858-1927）漫游世界，对曾落后于中国的日耳曼西方“披靡地球、凌吞八极”的气势和原由详加考察，深致感慨，其所思所论概括了现代中国的主题。在西方压力下学习西方以探索中国现代，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改造中国而实现自我更新，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至今也没有完成的中国故事。在此过程中，德国、苏俄、美国等都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而在中国发挥着现代典范的作用。本书所讨论的，是德意志文化在现代中国所呈现的形象与意义，准确地说，是现代中国的德意志论述如何成为探索中国现代的一种方式。
1、德意志历史的线索之一：反西方
德意志的历史是独特的，德意志的地理是独特的，德意志的民族是独特的，德意志的演进是独特的……在那本得到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高度赞扬的《德意志人》中，德国学者卡勒尔（Erich Kahler，1885-1970）就是从这些“独特”开始介绍德意志的。种种“独特”之中，最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西方”国家，却又是反“西方”的--这后一个“西方”在地理上指莱茵河以西，在政治文化上指“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贸易与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或对和平的热爱”。这种意义上的“西方”同时也是现代性的经典范式，它在19世纪以后“披靡全球”而为全球后发国家难以回避。德意志的“反西方”即是“反现代”，但“反现代”不一定是倒退或复古，而更多是追求另一种现代、一种德意志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在19世纪以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但西方世界视“特殊道路”为德国与“西方”的分离，包括右翼和左翼在内的德国人，也认为有一种德意志通向现代的“特殊道路”（Sonderweg）。
这是一连串发生在“西方”边缘而又挑战“西方”的故事。“日耳曼人”原是生活在欧洲中部和北部的古代人群的总称，他们在公元前2世纪向南迁移，成为罗马帝国的近邻。在中世纪早期，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融合有日耳曼血脉。“所不同的是，在大多数地区，日耳曼人的侵占统治势力很快地被罗马化，湮没了与土著的差异，……唯有在德意志地区，至少是民族大迁徙时期，日耳曼人在整体上没有与任何其他民族交融，其情形很像是一个留守故土的兄弟。所以，这里的日耳曼人不仅最有资格继续承载着‘日耳曼人’的名称，而且还被后来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为‘纯种’。”所以“日耳曼人”在狭义上特指德意志人。1807-1808之交，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在拿破仑大军的眼皮下对德意志民族发表讲演时，所强调的就是德意志人与其他同源部族之间的这种差别：“前者定居在这个本原民族原初居住的地方，后者则迁徙至别处；前者保持、发展了这个本原民族的原初语言，后者则吸收了外族语言，并逐渐按照他们的方式改造了这种语言。”被费希特热情称颂、也为后来的民族主义充分使用的德意志民族的“本原性”（ursprunglich），所指的其实就是德意志人没有迁徙别处、没有罗马化的简单事实。当476年罗马帝国在西部行省的行政统治结束时，在精神世界上取代罗马统治地位的是基督教。罗马帝国超民族的霸权主义一体化政策和基督教超民族的普世性是欧洲的基础，而德意志的日耳曼人既没罗马化，也没有基督教化，他们所有的，只是“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一个空名。18世纪以降，普鲁士崛起，但直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前，“普鲁士一直强烈倾向于朝著波兰的方向发展，而且在1796至1806年之间的十年内，它更是一个半德意志半波兰的双民族国家--华沙当时隶属于普鲁士。普鲁士实际上是在1815年才转向西方的，被推入了德国的怀抱。”1871年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主导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实为普鲁士支配的联邦，另外24个邦至少在形式上仍维持独立。只有纳粹德国化普鲁士为德意志后，德国才成为一个统一有力的“帝国”。德意志不但是西方内部的“他者”，也顽强抗拒着“西化”。
日耳曼诸邦对抗罗马帝国。对公元前后的罗马人来说，日耳曼诸邦是一个文明程度远低于罗马的地方。在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2-前44年）的眼中，这是一片无边无际、与许多国家相接的苍茫大地，茂密的森林里遍布独角兽和其他神秘的生物，生活在这里的人艰苦勤劳却无意于农耕，其全部生活就是狩猎和战争，好勇斗狠，崇拜英雄，服从领袖。“他们的各邦，认为能蹂躏自己的边境，使本国外围有一个愈大愈好的荒地包围着，是一件最光荣的事情。他们以为邻人被逐出自己的土地，再也没有人敢靠近他们居住，是勇敢的表示。……一个国家遇到战争时，不管是别人对他们侵犯，还是他们把战争加诸别人，总是选出握有生杀大权的首领来指挥战争，……抢劫事件如果是在各国自己的疆界以外做的，就不以为耻。他们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训练青年们，使他们免于懒惰。”在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os，约46-125）的笔下，日耳曼人“既不善耕作，也不善航行，也不利用牲畜。他们只关心一件事，一种技艺，就是不断战斗和打倒一切抵抗。”而史家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约56-120）则判断：“我个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通婚而保持自己纯净的血统的种族，视为一种特殊的、纯粹的、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种人毫无相似之处的人。因此，虽然他们人数极多，而体格则完全一样：他们都有着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他们只有突然冲动的勇猛而不耐心于操劳和艰苦的工作，也决不习惯于忍受燥渴和炎热，由于气候与土壤的缘故，他们对于寒冷和饥饿倒能安之若素。”“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计划征服直到易北河的日耳曼部落，以建立其大日耳曼尼亚行省。但就这个让罗马人觉得落后的民族，成功地抵抗了强大的罗马军团，书写了野蛮战胜文明的篇章。在凯鲁斯奇（Cherusci）头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德语称之为“赫尔曼”，前17-后21）的领导下，日耳曼部落于公元前9年在今多特蒙德（Dortmund）附近的条顿堡森林（Teutonburg Forest）全歼罗马三个军团，把罗马人赶过莱茵河，使直抵易北河的地区没有成为罗马行省统辖区和文明区，使日耳曼人避免了像希腊、迦太基、埃及那样被罗马同化的命运。恩格斯认为：“这次会战使得日耳曼尼亚永远摆脱罗马而取得了独立。关于这种独立对日耳曼尼亚人本身是否有很大的好处，能够作许多翻来覆去的无益争论，但可以肯定，没有这种独立，全部历史就会朝另一方向发展。”日耳曼部落固然可以继续其自由的生活，但其文明化进程也延缓了下来。文化上的差异反映在法律中，据中国学者李宜琛的比较，罗马法是抽象、个人的、自由的、世界的，而日耳曼法则是具体的、集团的、拘束的、地方的。476年，罗马帝国崩溃，其地分别由蛮族占据，东哥特人在意大利，法兰克人在高卢北部，勃艮第人在普罗旺斯，西哥特人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汪达尔人在非洲和地中海西部，盎格鲁人和萨克森人在英格兰。征服者愿意向被征服者学习，进入西欧的日耳曼人与罗马文化的融合而创造了新的文化，而留在德意志的日耳曼人却没有向先进文化学习的机会，只能按其惯性走自己的路。查理曼大帝（Charles the Great，768-814在位）曾在8世纪经征服了德意志的西部，但843年，德意志又与加洛林王朝的西部地区分裂了。日耳曼与罗马的对立演变成后来德意志与“西方”的对立，赫尔曼则被塑造为抵抗罗马暴政和外来影响的民族英雄。19世纪初，诗人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6）、戏剧家格拉伯（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1801-1836）等人都以赫尔曼的事迹和传说来鼓舞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克莱斯特（Heinich von Kleist，1777-1811）的戏剧《赫尔曼之役》（1809）中，古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战争，是日耳曼民族与拉丁民族斗争的根源；1875年，统一不久的德意志帝国在条顿森林为赫尔曼树了一座巨大的雕像；20世纪的纳粹也追捧这些表现的日耳曼至上情绪的作品。
路德反对罗马教廷。自从查理曼大帝之子“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814-840在位）的3个儿子于843年按照《凡尔登条约》瓜分了法兰克帝国后，德意志就开始了与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千年冲突。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对德国精神生活的深刻影响之一，是深切地唤醒了德意志民族认同。首先，“因信称义”的改革理论与罗马天主教理论完全不同，它强调“上帝”是个人的内心信念，信仰是个人的意志愿望，这就打破了罗马天主教的“普世公教”性。刘新钊指出：“基督教的理想与德意志民族之间的连线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已经细若游丝，来自于基督教内部的任何新的理论、新的改革，只要能够在德意志社会引起较为广泛的影响，都会最终扯断基督教与德意志民族的这点连线。马丁·路德‘因信称义说’由于其在德意志民众中的反响而比任何一次‘双皇斗’都更彻底地将德意志民族从罗马、意大利拉回到中欧大陆。”路德提议完全废除高居于国家权力之上的教皇权力，建立德意志民族教会。因此尽管德意志诸侯不愿、也无能建构作为民族认同之框架的统一政体，但他们确实支持了路德宗的扩展。在这位倔强的教士背后，是一个慢慢强大的民族。其次，路德对罗马教廷掠夺德意志行径的揭露，强化了德意志人对罗马的敌意。路德于1510年第一次到罗马，形成了罗马是建立在地狱之上的观感；1519年6月，他在莱比锡的辩论中试图证明：承认罗马主教的至高权力在西欧最多不过400年的历史，而在东欧地区则根本不承认。这一论辩启示了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和市民：只要付出坚毅的努力，德意志人不受罗马控制创建自己的国家是可能的。1520年，路德在“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公开信”中，全面揭发罗马教廷、特别教皇本人奢侈腐化、贪婪浪费，说他们期待德国的有俸圣职，像一帮狼等待一群绵羊那样。路德信中“他们以为我们德意志人将永远是大傻瓜，会继续供给他们金钱以满足他们难以形容的贪婪”一句，尤能激起德国人的义愤。这封信不是第一部、却是一部最完整的为德国统一而共同行动的纲领，被为德国的统一而奋斗的所有德国人所公认。再次，路德创造了近代德语。1521年，路德用当时的萨克森上层社会所用“新高地德语”从拉丁文翻译《圣经》（得力于其助手米朗希通Melanchton），次年9月出版后以“9月《圣经》”著称，为近代德语奠定了基础，此后路德又在无数次的讲道中使之完善，推动了松散的德意志民族在语言文化上的统一。总之，宗教改革使德国与希腊─拉丁传统本已稀松的联系进一步断裂，在对罗马的敌意中开始了自己的文化自觉。1817年10月18日，是路德在维登堡（Wittenberg）张贴“九十五论纲”300周年，500多名德国学生穿上古装，来到路德当年翻译《圣经》的瓦特堡（Wartburg）庆祝普鲁士解放，他们把路德与解放战争的统帅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1819）联在一起，称颂前者在国内解放了他们的精神，后者从外国人手中解放了他们的土地。19世纪德意志的精神领袖费希特、黑格尔（Friedrich Hegel，1770-1831）、特莱齐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等人，无不尊崇路德的民族意识。
19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反对法国。18世纪下半叶德意志诸邦大多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近代变革，德意志的文化精英也参与了启蒙运动并热烈响应过法国大革命。然而，18、19世纪之交的两件大事转变了德国人对法国启蒙主义与民主革命的态度。法国“93年”的恐怖使多数德国人警觉随革命行动而来的血腥与动乱，拿破仑入侵使法兰西成为德意志的敌人并激活了德意志现代民族主义。法国给予德意志人的警示是：“这种事情绝不可再度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朝一日也要有办法那么做！”战败的屈辱感及不断上升和加热的民族感情，引导德意志把拿破仑的对外政策与其民主理想等同起来，把拿破仑的称霸野心等同于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现代性原则及大革命的政治目标，在拿破仑“在枪尖下给人自由”的行为中只看到“枪尖”而看不到“自由”，因此把文化上的多元主义、自由主义，政治上建立在法治、议会和代议制政府分立基础上的民主等同于与德意志传统融不入的“西方的”东西，而文化浪漫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则被认为是“较高级”的德意志传统。“上升的民族感情同指责西欧自由主义国家观念为缺乏生机的浪漫主义之间的结合使得德意志思想同西方思想之间产生了一道裂痕，加强了德意志人另搞一套的意愿。”保守的、专制的民族主义从此逐步成为主导性的政治文化，统治者和民族主义者达成了只有强权和实力才是实现民族统一的唯一方式的共识。俾斯麦（Ferdinand von Bismarck，1815-1898）把统一德意志的方式概括为“铁和血”：“德国不用注意普鲁士的自由义，而要注意普鲁士的力量……普鲁士必须聚集力量并且同心协力地抓住已经几次错过的有利时机；普鲁士根据维也纳条约的境界对于一种健康诉国家生活是不利的；不可能通过演说和多数决议决定时代的重大问题--这是1848年和1949年的重大错误--，而是通过铁和血。”正像普鲁士成为欧洲强国依赖于“七年战争”（1756-1763）一样，德意志的统一也是普鲁士通过军事“上层革命”在六年中进行的三次“所向无敌的战争”的结果。1864年的德丹战争使德意志获得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1866年的普奥战争剥夺了奥地利干涉德意志事务的权利；1871年1月18日普法战争胜利后，德意志帝国在巴黎凡尔赛宫镜厅诞生，3月1日，普鲁士在巴黎香丽榭大街举行阅兵式。这标志着从反拿破仑开始的德法较量以德国胜利而结束，并成为19世纪欧洲最重要的事件。需要强调的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兴起于民族失败之日，却又高昂于民族胜利之时；法国不再是侵略者了，但法兰西依然是使德意志的落后的“他者”。当代学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指出：“与其他地方一样，民族认同带来的满足感（用以满足对尊严的渴望，而按传统方式界定的社会未能抑制这和种满足感）取决于保持和享有使人情绪高昂的民族自豪感的能力。民族自豪感则取决于德意志与其他重要他者相比有多好，以及后者对其优点的承认。因此，随着转向民族主义，西方在心理上对德意志的重要性反而增加了。较量的舞台是政治文化；对于那些对此有任何疑问的人来说，这在几年前已经由法兰西公开企图超越英格兰而清楚地展示了。政治文化--以其三根不变的支住：理性、个人自由、政治平等--界定了西方的性质，并将它与其他社会区分开来。根据这些标准，要认识到德意志劣于其西方邻居，不需要特别的敏锐。……因此德意志人一转向民族认同和获得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就受到了伤害，而这不只是由于拿破仑的征服，更是由于其社会那因与西方毗邻而变得显眼的悲惨而可笑的状态。他们对西方的憎恶正是因为西方存在之事实而加深。敌人能被赶出国度，侵略能被制止，但怨恨的源泉永不会干涸，因为它实际上源自内心。”
两次世界大战中向“西方”宣战。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没有唤起德意志民族的自我反省。俾斯麦以来的强盛信念在失败的刺激下以一种被压抑的亢奋和更加非理性的方式喷涌而出，受到严重挫伤的民族心灵涌动着报复和雪耻的冲动。魏玛民主政府受命于危难之际，承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安抚协约国方面并平息国内的愤怒舆论，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而重建国家、发展民主则是它的自我期待。但是，无论是多数国民还是少数政治家，无论是党派组织还是利益集团，均对民主建国、对民主文化格格不入，毫无经验。1919年，“当民主的魏玛宪法草拟出来时，就像是为真正的政治打开了一扇大门，德国人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好比一群乡下农夫来到了皇宫门口，他们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多数德国人把魏玛共和国当作“胜利者的制度”而加以反对，用“意外的共和国”、“一项权宜之计”、“一种窘境”来修饰共和国。德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力量因此陷入久久未能弥合的分裂之中，党派林立，政见纷争。其中占国民人口大多数的，是包括从老式反动思想的传统保守派（如高级公务员、法官、教授、企业家、容克地主、普鲁士军官团等）到激进右翼纳粹分子，他们公然以共和国的敌人为荣，成为民族情绪的鼓动者和得益者。与此极端对抗的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少数激进左派，它们把苦难现状归因于民族专制传统，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要求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在一系列政治尝试失败之后，它们认为魏玛民主没有建立在工农委员会的基础上，更没有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背离了社会主义理想，是社会民主党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产物。左右两派虽相互攻击势如水火，却又一致攻击共和国。怨恨和破坏充斥共和国，形成了普遍的仇毒、暴力的气氛。即使在相对稳定平和、“一天天好起来”的1920年代中期，共和国也未能唤起国民的忠诚和信赖。满怀怨恨的退役军人、浪漫的民族主义者、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恐惧共产主义的大企业家和大地主、现存体制下的失意者、愤懑的失业者、暴力嗜好者以及想干一番事业的青年，都在恐惧和非理性思想的主导下，渴望一种精神的蜕变和民族精神振兴的希望，并寄望于救世主的出现。这一时期知识界经常使用的概念“Volk（人民）”、“Führer（领袖）”、“Organismus（有机体）”、“Reich（帝国）”、“Entscheidung（统治）”、“Gemeinschaft（社群）”等等，都表达了对一种寻根和组织团体的需求，伴随而来的是对理性的排斥，并指向直接行动或投向“基尼斯玛”型强权人物的冲动。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在预言“诞生那个惟一的拯救者的时代”--“他砸碎铁链，把秩序扫进垃圾堆，/把迷路的赶回永久的法规，/伟大的再次成为伟大，/主人再次成为主人。规矩又是规矩，/他把真正的象征别在民族的旗帜上，/他领导其忠诚的群众，/顶着风暴和晨曦可怕的信号，/从事白日的劳作，建立新的帝国”一位军事史家1922年则热情洋溢地写道：“我们大家期待的人……就是时刻想着德国所遭受的苦难的人，他的形象浮现在千万人心中里，千百万人欢呼他，德意志的国魂需要他。”--千呼万唤，希特勒终于现形。1933年1月，当希特勒用6世纪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击败罗马后的庆典仪式来纪念纳粹党权时，当他在魏玛的废墟上、在一片欢呼声中向其党徒和群众挥手致意时，许多德国人认为这是在经过多年被迫适应民主、法制和“西方的”价值观之后，德意志终于回归自我。纳粹德国是德意志历史上与“西方”距离最大、反“西方”最强烈的时期。当希特勒挥师西进横扫欧洲大陆时，他确实有理由把自己视德意志使命的执行者和完成者。尽管希特勒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坚持反苏，但在1944年的最后3个月，他却不顾其他将领的竭力反对，决定放弃东线以保西线，并于年底在比利时发动反击西方盟军的“阿登战役”。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就此认为：“所以我们就只好猜测，希特勒在他绝望的心情下，是有意或无意地宁愿看到在柏林的是俄国人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换句话说，在最后阶段，尽管他常常承认自己同情于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但那只是机会主义的盘算，而归根到底他对西欧民主主义的憎恨更有甚于他之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的所为，最极端地表达了德意志对西方的怨恨。当然，必须承认，德意志作为西方内部的“他者”，仍然是相对于“东方”的“西方”。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者韦伯（Max Weber，1864-1920）认为，法国可能像拿破仑那样入侵德国并瓜分其领土，英国是德国扩张政策的主要敌人，但是，只有俄罗斯会危及德国的独立和民族文化，所以俄国是德国的真正敌人，所以“他一向把永久保障抗衡俄罗斯巨人压力的东部软肋看作是德国最重要的国家使命。”即使在纳粹系统中，更多人也反对希特勒的行动，而视苏联为首要敌人。
冲突与战争是历史的常态，但只有德意志在与“西方”的千年对峙中，建构了不同于其他西方主要民族国家的文化理想和政治抱负，并以之为德意志走向现代强盛的必由之路，成为以启蒙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的对抗者与批判者。“反西方”并不只是德意志的主观愿望，也有历史传统与客观形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地缘政治。19世纪初的克劳塞维茨（Wilhelm von Schramm Clausewitz，1780-1831）就指出：“可惜，在大陆上是不允许出现重要共和国的，德意志的地缘政治位置最不允许有这样一部宪法。德意志是所有国家中同其邻国关系最多的国家，并且在欧洲的所有政治谈判中起着过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只能期望它有极端单一的政治生活和宪法。政党在其他国家要能发挥良好作用，在这个外国不停顿地争夺的德意志却只能导大的分裂，使帝国崩溃。”必须指出，“反西方”只是理解德意志历史发展的一条线索，德意志的自我认同仍然是一个西方国家，是一个“特殊”的“西方”。
2、德意志文化的特征之一：反启蒙
如果说“反西方”是理解德意志历史的线索之一，那么“反启蒙”则是理解德意志文化的线索之一。以18世纪法国为中心的启蒙主义并非和谐统一的思想/社会运动，但法国启蒙运动又确有其共同的态度、同情、信念和理论。英国思想家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指出：“法国启蒙思想里有一种信念：最终会发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效方法，可以解决那些自始至终就困扰人们的根本性问题，亦即在每一个知识领域，如何去确定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以及，最重要的是，为了达到人们始终为之奋斗的那些目标，应该引导人们走向哪一种正确的生活方法。生命、自由、公正、幸福、美德、人类的潜能通过一种和谐的、有创造性的方式得以全部实现，这些就是人类的奋斗目标。这样一种方法，意味着要将那些上个世纪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了如此辉煌成果的、理性的，亦即科学的规则，应用到人类的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上来，后者长久以来一直被无知和谬误、迷信和偏见所遮蔽；很多情况下，是牧师、王公、统治阶级、官僚以及野心勃勃的冒险家们故意在传播这样的迷误，企图借此让人们服从他们的意志。”简单地说，以“理性”为基础的普遍人性论和历史进步论，是启蒙主义的基本信条，它相信教育，推崇宽容，倡导种族和社会平等，主张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把人民从恐怖、蒙昧、狂热盲目以及其他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其政治实践就是现代自由民主体制。
启蒙运动遍及欧洲，而以法国最为典型。“百科全书派”既表达了现代之为现代的普遍理想与规则，也因其与激进革命实践的内在关联而不同于德意志启蒙、苏格兰启蒙等。正是法国启蒙运动，为“西方”现代性奠定了基础，其政治理想至今依然为全球多数国家所认同，最大的“例外”是德意志。从18世纪末的浪漫派、19世纪中叶的“历史主义”、20世纪初的“1914年观念”到魏玛时期“保守的革命”，现代德意志热衷的是“德国性（Germanness）”、“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其文化论说习惯于以德意志文化/西方文明“、民族共同体/阶级社会、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国际主义等一系列对立为结构模式。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德意志民族的特殊性对抗法国启蒙主义的普遍性。
理解德意志现代文化有两个关键词”文化“与”民族“。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西方文明史时指出，”文明“这一概念指涉的是技术水平、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及科学知识的进展等等，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正是这些成就使西方得以超越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因此，”文明“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说是西方民族的自我意识。但在德国，”‘文明’则是指那些有用的东西，仅指次一等的价值，即那些包括人的外表和生活的表面现象。在德语中，人们用‘文化’而不是‘文明’来表现自我，来表现那种对自身特点及成就所感到的骄傲。“西方社会中”文明“与”原始“或”自然“相对，可以用于政治、经济、宗教、技术、道德和社会现实等等，”而德语中‘文化’概念，就其核心来说，是指思想、艺术、宗教。‘文化’这一概念所表达的一种强烈的意向就是把这一类事物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区分开来。英、法语言中的‘文明’可以指成就，也可以指人的行为、举止而不论是否有成就；德语中的‘文化’则很少指人的行为以及那种不是通过成就而是通过人的存在和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德语中‘文化’概念的这种特殊含义由它的派生词‘文化的’（Kulturell）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文化的’指的不是一个人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由人类所创造的价值和特性。“在德意志现代观念中，”文化“是德国人内在的精神，”文明“是西方人外在的装饰；”文化“是精英的教养，”文明“是平民的粗俗。德意志”文化“优越于西方”文明“，”文化“是反民主的。如果说18世纪末德国知识精英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威廉·洪堡（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和歌德等人为德意志作为一个文化民族而自豪的话，那么在拿破仑战争表明德意志”文化“无法对抗西方”文明“之后，德意志精英就一面转向政治民族主义，一面与普鲁士军国主义结合，把文化与强权结合起来，神化普鲁士，直至为德国积极参与第一次世界提供论证。辉煌的精神文化堕落为宣传工具，德意志文化与德意志强权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以至于尼采在《偶像的黄昏》等论著中一再批判”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意味着政治权力压倒哲学与诗；而后来担任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而被极端民族主义杀害的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1918年干脆提议在德语中删除”文化“一词。德语中与”文化“深切相关的词是”民族“（Volk）。自18世纪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和19世纪费希特以来，”民族“在德意志文认同中就具有核心地位，民族主义成为德意志文化的基调，不但极端强调民族之于个体具有优先性，而且狂妄地自信德意志民族承担着拯救”西方“的使命。格林菲尔德认为，它包含五个原则：（1）现代--西方，即资本主义的--世界无意义、无价值和邪恶；（2）现代人是破碎的、异化于社会及其真实天性；（3）将社会界定为人的真正性质，相信只有通过将”个性融合“在集体中、通过放弃所有的特殊自主权、通过完全作为充满了精神的更大整体的成员，真实、客观的人才能出现，只有与社群一起的人才被视为其真正的自我；从而既是理性又是自由的；（4）渴望改造社会，以造就真正的人，而这种转型通常通过激烈的战争或革命来完成；（5）强调知识分子在促成这场转型中的首要作用。综合起来看，”文化“和”民族主义“两个概念在德意志文化与政治认同中具有核心地位，具有强烈的反启蒙、反”西方“现代的内涵，它甚至就是在反启蒙、”反西方“的进程中融铸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德意志文化思潮就是以这两个概念为中心而与”西方“之间展开的”文化战争“。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并不专属于某一时代或某一民族。”它的三个基本特点--青春的活力，渴望与陶醉--已经超越了一次历史的和地理的界限，是从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来一直不断重现的人的素质。“在现代西方世界，1770年代兴起德意志浪漫主义是全欧的先驱，在它结束的1830年，标志着法国浪漫主义诞生的雨果《欧那尼》一剧才正式上演。德意志浪漫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全面性，它遍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不仅包括文学、艺术和音乐，而且包括科学、学术、经济，尤其是政治，它不但洞察到启蒙理智和工业文明对人性和文化的蚀解，提倡以审美的直觉、想象、无意识取代启蒙现代性的理性、计算、功利等等，维护人的内在体验、自然情感和思维的灵性，而且在拒绝启蒙狭隘的理性与”枯燥的抽象“，从古板风雅的法国园林转向紊乱神秘德意志森林的同时，也为一种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
反理性的诗化哲学。德意志浪漫主义的典型代表是早期的”耶拿小组“（1797-1802），其灵魂人物是施莱格尔兄弟（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他们虽都认同过启蒙主义和法国革命，却又通过对启蒙和革命的激烈批判而形成其文化思想与政治态度。奥·威·施莱格尔一面歌颂中世纪的”公平的统治“、”忠诚和光明正大“、骑士的勇敢、爱情和比武大会的豪华壮观，一面以诗的名义批判启蒙运动的功利原则和理智傲慢。在他看来，启蒙主义以为人类的存在和世界单纯得像算术题一样明白晓畅，把本真的非理性状态当作未启蒙状态而大加鞭挞，他们并不知道任何一个现象都不是纯粹用数字表达的根的一次方或三次方。因此，启蒙之”光“是外在之光而非内在之光：”思想，在内心的观照中与自身一道驾驭着它们的必然性和永恒的有效性的直接信念，接下来也把各种外在现象置于其真正的关系之中，供它们反对这种观照。胸中装有这种充满不寻常的活力和清澈的精神本能的人们，从古到今都是照亮世界、启迪尘世的人；但是这样一种内在的光你们都斥之为空想和荒谬。“启蒙主义用”可理解性“解释一切，不承认情感、想象和梦的权利，不承认黑暗、恐惧、隐秘和神秘的意义，是”诗最坚决的敌人“；启蒙主义要求纯粹理性的宗教，不要荣誉、不要神话、不要习惯、不要绘画与符号……把所有的人都同样套进”一定的市民义务的牛扼“之中。施莱格尔认为，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导致了欧洲的四分五裂：”欧洲，注定要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民族，这种设想在中世纪时期就已存在，但现在其内部却四分五裂：科学的探索热忱北渐，艺术和诗滞留于南方；倘若没有宗教改革的话，罗马名正言顺是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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