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逐渐进入失魂状态。在对此进行反思之后，不少学者意欲凭借精神力量重振学界。不过，身为学界中人，我目睹了学术界太多的荒诞剧，不再相信精神的神话——当代中国学术虽然业已失魂已久，但中国学者患上的却不是纯然的精神疾病，而是病因复杂的体制综合症。
说到当代中国学术的病症，大多数未丧失反省精神的知识分子都心知肚明，知道其病根在于体制。体制内学者是当代中国学术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但他们恰恰在当下体制的束缚下丧失了原创性和求真意志。可以用两个词组形容中国学术界的现状：其一，中心化；其二，媚权。所谓中心化，乃是指：中国学术形成了一种以行政枢纽（北京）为绝对中心和最高平台的体系，所有学者都必须通过进入中心（如在北京的一级期刊发表文章）来完成其成名仪式。这种对中心的崇拜实际上是对权力体系的崇拜，是对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的屈从，意味着中国学者仍是等级制的信徒。当世界范围的学者忙于去中心和解构权力的时候，中国学者正竭力与权力结缘，攀登权力的金字塔，享受权力的荫庇和福祉。事实上，精于此道的学者确实获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利益。譬如，2009年12月初，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再往前追溯，教育部评出的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百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者竟然占到九成。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学术版图正在消失，剩下的是以学术名义出现的权力版图——学术界早已蜕变为行政界，异化为官员共同体。显然，中国当代学术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失魂，而是无法守住自己的本体。本体业已不存，还有何灵魂可言？
如果以新文化运动为上限，中国现代学术唯一有魂的时期是五·四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那段好时光。此间，支撑中国知识分子的并非仅仅是高蹈的自由精神，而是在市场经济语境中生长起来的自治性学术体制。《新青年》是当时前卫知识分子发表观点的主要媒介，而《新青年》的最早出版者是民办的群益书社。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自治性的出版机构，没有自由办刊的文化氛围，以自由言说著称的的《新青年》就没有面世的机会，许多知识分子就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新青年》在其最辉煌的时期是自治者的刊物，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都曾任过刊物编辑。正是由于众多知识分子依赖市场经济提供的机缘，创造了一个个自治性的社团、刊物、出版社、研究机构，他们才能以自由之姿从事观念的生产，中国学术才在短时期内突然达到一个令后人怀念的高度。后来，当救亡压倒启蒙，当集权性力量重新统治知识界时，中国学术的光芒（包括后期《新青年》）就又变得暗淡起来。有了这个背景，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时期造就的短暂辉煌才为人所称道。其实，这个被特殊机缘所成全的大学之所以成功，绝非仅仅是聚集了重量级的大师，更是是因为它恢复了被中断的学者自治传统。该校行政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校务委员会，一个是教授会。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全部由教授担任，由教授会民主推荐务。通过教授治校的实践，西南联大树立了崇尚民主自由的校风。今天，我们感叹西南联大奇迹，应该理性地分析其背后的体制性因素。
回顾中外思想史，我们会发现伟大的学者皆为自治者。孔子、庄子、老子均在体制外完成了其最富原创性的著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以自由执教者的身份从事学术研究。进入现代以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提供的自治机缘造就了大批原创性的学者。他们将世界学术推向了高潮迭起的时代。在撰写本文时，笔者对夏基松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教程》（1985）中涉及的41位哲学家的职业进行了分类，得出如下数据：教授、自由职业者、职员、官员分别为共28人、8人、1人、4人，分别占总数的69%、18.9%、2.4% 、9.7%。其中，为官员者有克罗齐（任公共教育部长）、金蒂雷、马利坦、海德格尔等四人。在此四人中，马利坦和海德格尔的主要身份是教授，纯官员仅有两个，所占比例不超过4.9%。也就是说，西方哲学的生产主体是教授、自由思想者、自由职业者（超过95%）。按照中国当代学术界流行的标准，他们全都无权进入成功者之列，能算作成功者的恐怕仅有克罗齐和金蒂雷（两个人全是“部长级学者”）。倘若这41人中仅有克罗齐和金蒂雷算数的话，那么，西方现代哲学的成就将缩减95%。事实上，克罗齐和金蒂雷的主要成就诞生于他们以自由知识分子身份行事的时期，其学术生产轨迹与中国进入政界的学者非常类似。从这个角度看，现代西方哲学的全部成就都是由自治型的知识分子创造的。明白这个道理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中国当代学术界，就会明白其失魂的根本原因。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海德格尔曾经如是说。然而，危机不会自动转变为拯救性力量，拯救性力量只能来自于人和人创造的体制。面对中国学术失魂的现状，我们不能再依赖精神的神话。没有体制性力量支撑的招魂仪式可能会令人兴奋乃至癫狂，但终究无济于事。中国学术和中国学者患的是体制综合症。倘若不在体制层面对症下药，此病注定无法根治。学者自治是提升中国学术的终极道路。不重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试验过的自治体制，彼时的辉煌只能成为中国知识界永远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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