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即从2010年到2020年，或到建国70周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期，既有重大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就后者而言，这十年也可称为中国的突围期，即中国能否成功崛起，取决于中国自身能成功突破重重险障。在我看来，这些险障主要有：
第一，政治文明的突围。亦即“政治合法性”能否实现从单一的“增长合法性”（俗称“GDP合法性”或“政绩合法性”）转变为“增长合法性”、“制度合法性”、“信仰合法性”、“道德合法性”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政治合法性”。这虽然是一个人们不愿谈或不敢谈的问题，但无疑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一个大难题。
第二，社会治理的突围。亦即能否妥善解决愈来愈严重的吏治腐败和两极分化等问题，实现即使不是最大程度的至少也是最低限度的公平和正义——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与其说是个经济问题，毋宁说是个官民矛盾的问题，而且绝不是偶然的和突发的，而是郁积于人们心中已久的愤懑所致。在这个问题的判断上，不能自欺欺人。
第三，天人关系的突围。亦即能否妥善解决人口危机（含人口总数下降、人口老龄化、男女性别失衡等）以及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或者说能否解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等问题。
第四，中国模式的突围。亦即能否既抛弃旧有的、意识形态化的发展模式（改革前多是如此），又不亦步亦趋地盲从西方的发展模式（改革后多是如此），而是探寻和确立一个融儒家文化传统（根）、社会主义传统（干）和西方文化传统（枝叶）的“三结合”模式。
以上四个问题，看似是或主要是中国的国内问题，但实际上也是中国未来对外交往的前提性和基础性的条件。有内忧必有外患，全球化时代尤是如此，正如毛主席所说：内因是关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左传》上说：“国于天地，有与立焉！”其上四个问题若能妥善解决，方可谓夯实了中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基，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第五，美日重压的突围。中国最强大的对手是美国，最凶恶的敌人是日本——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不但屡屡为日本所打断，而且一衣带水的日本，无论从历史恩怨、地缘政治还是荣誉尊严等方面，天然就是中国崛起的最大阻力。所以，如何应对和化解来自美日战略联盟的压力，特别是如何拔掉日本这个嵌在中国前胸的钉子，是中国崛起的关键和中国对外交往的头号课题。
第六，朝鲜问题的突围。中国能不能成为大国和强国，能否合乎中国国家利益地解决朝鲜问题，是一块最现实也是最重要的试金石。所谓合乎中国的国家利益，一则是确保朝鲜不落入美日韩之手，以确保中国能够拥有自己难得的也是急需的战略缓冲地带；二则是牢牢控制朝鲜——被小小朝鲜玩弄于股掌之间，还谈什么大国和强国！
第七，祖国统一的突围。检验中国能否成为强国的另一块试金石，是能否妥善解决台湾问题。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对话已经展开，并在马英九当政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应该坚持下去，但必须以军事应对为基础——中国军力建设应以绕过台湾或不以台湾为意为目标，直接面对美日军力的挑战，最终形成台湾在怀、美日敛手的态势。
此外，必须重视“疆独”、“藏独”等问题。坦率地说，包括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世界上最理想、最美好的少数民族政策，但却是最不现实、最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少数民族政策。在计生政策、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上，中国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以大事小谓之仁”的限度，造成了新的民族不平等亦即对汉族的不平等。
笔者曾多次呼吁，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其一，必须“改土归流”，亦即废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向中国的传统和美国的现实学习；其二，必须实行“普通国民待遇”，不能再有“优惠待遇”！否则必遭其反噬。
第八，文明冲突的突围。美欧甚至其他文明体（含地区和国家），实际上一直在以文明划界，包括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观念、历史传统乃至风俗习惯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地缘政治最复杂、最微妙的大国，北部有东正教、西部和西南部有伊斯兰教、南有印度教、东南部有佛教和伊斯兰教、东有神道教，特别是四周的基督教无处不在。最现实的问题是，中国西部和西南部有个巨大的文明断层线，即伊斯兰教区域，这是中国西部和西南部最不稳定的挑战因素！
突破口有三个：其一，重建儒教，明确自己的文明属性——儒家文化是民族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政治意识形态，二者不仅并行不悖，而且可以互为助益；其二，通过儒教实现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亦即要学会使用文明或文化或宗教的手段参与对话，而不能一味使用利益的手段，更不能使用政治意识形态的手段——你到国外讲马克思主义，根本行不通，别人也不懂；其三，通过儒教寻找中华文明的盟友，最有可能的是佛教，也有可能的是印度教，现实逼迫走在一起的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
第九，和谐世界的突围。中国明确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是世界近现代史上首次超越“霸权”（或帝国）思维和“均势”思维的世界秩序建设构想，这符合中国的传统，也是世界人民的愿望，但不是“丛林法则”的世界现实。“和谐世界”构想的实现，取决于中国文明有效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但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发展和强大起来。换句话说，“和谐世界”理念能否得到落实，确乎是个软实力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个硬实力问题。
以上五个问题，是中国未来十年内在对外交往中必然会遇到的重大难题，亦即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即一种文化是人类群体深层的心理结构或潜意识乃至是本能，中国文化是中国人反思中国的桥梁，也是中国人看待世界问题的眼睛。因此有必要提出一个看似无形实则有力的问题，即：
第十，中国文化的突围。前面在“文明冲突的突围”中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在此要强调的是，中国回归儒家文化不仅是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成就促进本土文化复兴”的问题，而是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比如道德沉沦、两极分化、社会紊乱、生态失衡、吏治腐败、价值虚无以及国际社会的弱肉强食等，是一个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的途径。或者说，中国文化的复兴，绝非是中国现代化的锦上添花，而是中国现代化的桥梁。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中国是现代化进程摧残自家文化最为严重的问题。所以，所谓“中国文化的突围”，首先而且关键是实现中国对自家文化的“了解之同情”与“温情和敬意”。
这是笔者对未来十年内中国内忧外患的大体看法，肯定有些谬误和疏漏，敬请各为方家批评。祝愿2020年之后的中国，能够顺利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笔者还要褒奖一下《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并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
笔者的褒奖是，“国际论坛”即使不是一个“民间智库”，至少也是一个民间具有智库情结的人士的文章和观点的发布平台。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它的文章就不难得知——不少以“中国应……”或“中国不要……”为标题，明显是在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在古代中国，“官学合一”，学者做官，要么把自己的主张直接落实下去，要么可以向上锋献言献策，或者干脆给皇帝写折子——不是学者型的官员，也会延请一些学者作为幕僚来为自己出谋划策。现代中国，“官学分离”，学者的主张多在空谈层面，无法直接有效影响政府决策。但很多报纸的评论版，部分地缓解了这一压力。“国际论坛”，不以批评见长，但以建言献策为特色，因此成为一个很好的民间有智库情结的学者的文章和观点的发布平台。笔者希望贵版能够再接再厉，能够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笔者的建议是，希望“国际论坛”能够开设一个“书评”栏，每周上一两篇书评文章。很多大报，尤其是国外一些大报，比如《纽约时报》或《金融时报》，都设有书评栏，这是大报应有的品味和档次，因为专著思考的是长时段、重大的战略问题，书评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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