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震难，天地同悲，举世痛悼，中国人体现出来的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城更是惊天动地、气壮山河——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岿然不倒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但是，黯然神伤和激情澎湃不是生活的常态，当震难和逝者离我们渐行渐远的时候，痛苦的记忆和亢奋的激情难免疏淡和消退。如何珍爱和弘扬震难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民族精神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连贯性和内涵稳定性，但却并非变动不居和不证自明。按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民族是一个基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想象方式的共同体，由于历史教育内容和语言类别选择等想象方式具有很大的人为性和时代性，因此民族以及民族精神还具有变动性和可塑性——用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话说，民族及其民族精神都是可以“建构”的。进而言之，如果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想像方式零乱不堪，则会出现民族认同弱化甚至是民族分裂；相反，不同的群体尽管历史经历大不相同，但通过共同的想像方式，也会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后者的典型是美利坚民族，这个由不同移民群体组成的民族之所以能成为“大熔炉”和“番茄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语、“美国信念”、新教文化等想象方式的共同陶铸。
国家仪式，包括国家典礼、纪念仪式、传统节日及其社会习俗等，不仅是国民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更是形塑和保持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总统就职典礼、独立日、阵亡将士纪念日等国家典礼和纪念仪式，圣诞节、感恩节、母亲节等传统节日及其社会习俗，尤其是移民、学生、总统三者宣誓效忠美国的仪式，对于陶铸美利坚民族精神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年7月4日亦即美国独立232周年纪念日，布什总统亲自跑到弗吉尼亚州主持新移民的入籍宣誓仪式！1863年，林肯总统宣布起源于本土的感恩节作为全国性节日，此后这天的亲人团聚和感恩晚宴成了全美共同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仪式。星条旗在美国是一种崇拜偶像，等同于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十字架，每逢国家仪式和重大事件都会挂满大街小巷——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设有“国旗日”（6月14日）的国家。
“9•11”激发了美国人“我与美国同在，美国与我同在”的民族主义精神。除事发之后一段时间内全国性、大规模的哀悼仪式之外，2001年12月18日，布什总统签署法令将9月11日定为“爱国者日”。从此，每年9月11日全美都会降半旗志哀，并举行各种公众集会以示纪念。作为一种国家仪式，“爱国者日”成为周期性强化“9•11”记忆和促进美国人团结奋斗的重要日子。有人认为过多的国家仪式会防碍公民自由，但年轻的美国却以独具特色的礼仪传统成为“世界的礼仪老师”，不仅验证了法国哲人托克维尔所说的现代社会虽然“从不给予人类任何具体的礼仪，但也阻止了他们和礼仪的根本脱离”，更验证了美国学者芬格莱特所说的“人是一种礼仪性的存在”。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古代中国对礼仪的理解和重视独步天下、举世无双。在很多经典中，“以礼治国”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并为同等重要的国家治理方式。《礼记》上说的“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强调了人和礼仪的强相关性，而“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则强调了礼仪形式对陶铸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的基础性作用。古代中国有祭祀天地、宗庙、社稷、黄帝、孔子等国家大典和婚、丧、冠、宴、聘等各种礼仪形式，加之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和风俗习惯，形成了独具特色、系统完备的国家仪式体系，成为陶铸民族精神和促进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近代以来礼崩乐坏，新的国家典礼、纪念仪式又不成熟、不系统，特别是呈现出明显的西洋化色彩，这对唤醒和强化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极为不利的。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大国，因为没有自己的国家仪式和礼乐特色，已经变成了一个“蛮夷”之国！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已经初步认识到了国家仪式的重要性，古礼热预示着传统礼仪有可能再度进入人们生活视野，民间和地方政府祭祀黄帝和孔子的活动也日渐升温，而传统节日法定化则成为中国回归传统风俗习惯的里程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汶川震难七天后举行的为期三天的“国家哀悼日”，不但把举国痛悼逝者和众志成城救灾的气氛烘托至顶点，而且成为一次民族精神的大唤醒、大迸发——从天安门广场泪流满面的年轻人振臂高呼“四川挺住，中国加油”，到大小城市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烛光默祷集会，无一不是民族精神和爱国激情的集中体现。更为关键的是，这次“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全国哀悼日”，成为人们心头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并再次提醒人们国家仪式对于民族精神的陶铸来说绝非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必将成为重建中国国家仪式的历史性标志。
国家仪式的重建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个摸索与创新的长期过程。其中，有三个原则需要注意：其一，“礼本人情”，国家仪式需要顺应人心和民意，比如在举国欢腾、合家团聚的除夕之夜，国家领导人如能发表新春贺词必会提升节日氛围——国庆大典自然无须多说了；其二，“礼本传统”，中国的国家仪式应该有中国特色，而特色即来自传统，笔者曾提出把祭祀天地、黄帝（中华民族象征符号）、孔子（中国文化象征符号）、革命先烈（爱国主义象征符号）列为国家典礼，这就比较符合中国的传统；其三，“礼有损益”，重建国家仪式不应盲目复古，而应有所借鉴和创新，比如古代的“冠礼”亦即男子的成人仪式就比较繁琐和复杂，而日、韩、德、等国的成人仪式就比较简洁但又不失庄重，就值得借鉴和吸取。
重建国家仪式的目的不在于仪式本身，而在于陶铸国人的伦理共识、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进而提升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这是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不可或缺的必备要素。奥运将至，有学者曾建议奥运开幕式时为汶川震难中的死者举办个简短的致哀仪式，能否成行是个值得期待的事情。还有网民曾建议，中国运动员最好能像其他一些国家的运动员一样，在升国旗、唱国歌时能手捧胸口。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因为它无须国家同意即可由运动员和民众从自我做起——笔者即如此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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