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食是一种抵制，看起来是抵制食物，而实际呢，但凡真地做过绝食，知道那哪是抵制食物呐，着实是抵制自己对食物的欲望；有着心理上的欲望，还有生理上的欲望。还是说绝食，就一天而言，绝食是常态，不绝食是偶态。至少北方人比南方人的晚间要好绝食，所以北方营生夜宵的餐饮就稀疏。就此而言，南方人在北方过夜，算得绝食；反之，北方人在南方熬夜，维护自己的习惯，也可以算是绝食。
就我的记忆，盛都的所有上好的饭店都曾被我抵制过，没钱是一个理由，但最常使用的理由是没时间。当然，还更有无需申明的理由，比如大会堂里的国宴，北京人绝大多数都抵制，而且是次次抵制。若以此为说，不抵制才是难事儿，一辈子不抵制更是难事儿。于是就说到家乐福，不抵制家乐福，且永远不抵制家乐福才是真实意义的难事儿。抵制家乐福，我觉得大致和北方人抵制夜宵差不多，也可或比午餐后到晚餐前的绝食，听起来在抵制餐馆，实际上是抗拒糖果店。
家乐福是综合商业，连锁且是大型的卖场。商业是买卖交易，而买卖交易一定是一方愿买，一方愿卖，两边各得实惠。但事理并不仅此，家乐福这类大型卖场，还提供方便，购物的方便，使得顾客很容易找到自己本原并不方便找到的物品，也使得顾客在一次购物中把不同的物品采购齐全。家乐福能成为国人关注的品牌，说明在这些方面令顾客更为惬意和快意，顾客能得到更舒心的享受。所以，抵制家乐福，要把作用力施加在自己的惬意、快意与舒心上。
买卖这宗事理，双方受益之外，还是各自平等自愿。这个道理是交易的正义和正当所在，更符合一个社会的人伦和本性。对自由买卖施加附加条件，抗拒的是公平交易的正义和正当，约束的自己的人伦和本性。这个样的事理很卑劣，也很滑稽，仿若当年购物时双方互对毛主席语录一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来盒洋火儿”；“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不卖洋火儿，卖火柴，要票。”
商业的事理在于自由，与民主本无关系。自由就不是他由，是自己根据自己的理由和愿望决定，且两个自由体之间也是平等的，均不对对方构成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未有过的商业发达，当然是出自开放的，不以意识形态为条件的市场经济，也使得中国民众享有了从未有过的自由。自由有多美好，自由的市场经济就有多美好，自由的商业也就有多美好。可是，偶有冷不丁的豪言说，为了你的尊严，交出你的自由吧，或者说放弃你的自由，哪怕暂时的，你干么？
到任何商场，包括家乐福，购买物品，本来是非常个人的事情，这些天忽然被绑架起来成为一宗公共事务。于是，很个人的私人权利的自由，便成为需要共同意志夺予的公共事务，有人便说这等事情是“民主”。这很令人疑惑，民主，难道是一场关于交纳个人自由的公共事务么？哪怕自愿的，是这个道理么？如果以贡献个人自由为路数，就能以，比如绝大多数人们的共同心愿地，实施民主，那么，这样的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公差还剩的多少呢？
公开张扬对某类商品或某类商家以抵制，如前所言，是漠视并践踏交易正义和正当的恶行，换句话说的意思就是歧视性交易，或者商业歧视。纵然可以以民意为托词，以民间行为为徊转，但都是应当鄙视并谴责。这等对商业精神不屑一顾的言词，其精神依旧封闭在农民式的猥琐之中，以为自己准确攥住了商人图利这个要害，而无视商业是每个厂商都自愿，所有环节都受益的社会组织过程，并使得国民经济有了日新月异的效率。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称：这些都是事出有因，法方应很好地深思和反思。云云，这样的答复很丢脸，因为其中含蓄着默许和纵容。即使在巴黎发生的事情为政府自己所恶，但这种捆绑式的对待，除了老祖宗传下的那株连九族的套路，政府发言人还能给出更多的道理么？如果拿不出能上口的理由，株连九族成为民间正义，权力正义乃至国家正义，姜瑜女士的神色再“刚烈”，和明成祖的女官那发直的媚眼惟妙惟肖。
还有指证称，家乐福的投资者涉嫌资助分裂集团，这似乎是惩戒家乐福最直接的理由了。迄今还没有更清晰的证据拿出来的情形下，这个指控尚不足为凭。因为，出亡国外的那些人，无论被称之为什么，都符合联合国列定的难民条件，而且绝大多数居住在经由国际关照的难民营中，即使是政治敌人，也依然是难民。对难民施以救济和救助，是人类的现代文明，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人道责任。对政治反对派，无论被指认有什么罪过，都不是践踏人道底线的理由，否则就是人渣和败类。
商业抵制这玩意，历史经验可证，也为商业本质所证。商业的魅力就在于对消费者精巧的征服力，让不知晓的人能够知晓，令不信服的人信服，使不接受的人接受。另一个史实也可反面证明，比如当年的大白菜，本美称为“菘”，但权贵们还觉得不政治正确，非使劲儿赞美叫“爱国菜”，强买强卖地挑弄消费者爱国爱家的忠贞。结果怎么样呢？在天道正义面前，民众们该卖国还卖国，该汉奸还汉奸。这等事，连衙门自己撒娇都不得逞，向衙门撒娇就能获功？不妨擦目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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