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远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四大文明古国”说法不规范》的文章（《环球时报》3月3日），对中国位列“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理由就是缺乏实事根据和外国历史学者认同，触动了“中国崛起”之际国人益渐高涨的民族自尊心，因此招致不少网民的激烈批评。各方专家学者也围绕该问题唇枪舌剑争得不亦乐乎（《现代快报》3月9日）。就笔者意见而言，辨析事实固然重要，但走出学术“自我殖民”的无意识或潜意识更为重要。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梁启超先生“四大文明古国”的提法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文中，他把人类文明演进历史划分为“河流文明时代”、“内海文明时代”以及“大洋文明时代”三大阶段，并自注说：“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小亚细亚即巴比伦，而“四大古文明祖国”正是属于“河流文明时代”的产物。很显然，梁任公并没有轻视其他古老文明的意思，只不过是把诸如古希腊文明等“内海文明”暂时搁置不议而已。实事上，近世以来的研究愈来愈表明，古希腊文明确乎晚出于并继承了古埃及的文明遗产。认清这一点，将有助于解答“四大文明古国”之中为什么没有古希腊的疑问。
梁任公于1901年写的《中国史叙论》一文对于理解他的“四大文明古国”之说也有帮助。在该文中，他提出中国历史大体可划分为“中国之中国”（远古至秦朝，中国文明独立封闭）、“亚洲之中国”（秦朝至清末，中国文明影响东亚）、“世界之中国”（清末至今天，中国文明融入世界）三阶段。而“中国之中国”，正对应处于“河流文明时代”的中国文明。清朝末年的中国，已经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梁启超先生用进化论的观点描述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热切希望中国实现富强与独立，摒弃“中国之中国”、走出“亚洲之中国”、成就“世界之中国”，这是一种爱国情怀的体现。
此外，虽然“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没有得到世界范围内历史学界的公认，但类似提法还是有的。比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高希所著《五大文明》（新华出版社中译本将书名改为《世界文明史》）一书，即把中国和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等称为“五大文明古国”。而且，还可以很肯定的说，国外几乎所有的世界史著作，都无一例外的肯定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由上可知，梁任公“四大文明古国”的提法合情合理，不存在缺乏事实根据的问题。我所疑惑的是，就人类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人类文明划分而言，为何法国布罗代尔可划为9个，德国斯宾格勒可划为8个，英国汤因比可划为23个，美国亨廷顿可划为6个并且还有2个存疑，而唯独中国人就不能独立地提出“四大文明古国”的学术见解和文化命题呢？站在学术史或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荀子所说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还是很有道理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提法已百有余年，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重要文化认同，所以大可不必削足适履，拼命“与国际接轨”，而且没有必要非要得到世界公认。
近世以降，中国文明饱受摧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知识分子数典忘祖，投身于西洋文化怀抱，入主出奴，“言必称希腊”，丧失了学术上的自主性。而今，这种习惯并没有因为“中国崛起”而有所改变，相反却在潜意识里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学术“自我殖民”现象，动辄抬出“洋大人”唬人，什么问题都要拿西方的标尺来衡量下。此种局面不加改善，则中国文化主体性永远无法挺立，中国文明必将沉沦下去。
当然，中国是否该退出“文明古国”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笔者观点而言，我赞同中国主动退出，只是和陈明远先生的论据和论证大相径庭而已，但囿于篇幅所限，我将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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