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6到2005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巨变，伦理道德也概莫能外。伦理道德的这种巨变自然和社会经济、尤其是和政治的巨变密切相关，甚至常常是受到它们的支配性影响。所以，以下的叙述将联系这两个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陈述进行，并着重考虑政治对道德的影响及两者关联这样一个观察角度。此外，笔者意识到对这样一个巨变的时期做全面的描述是很不容易的，也非本文的篇幅所能承担，所以只是想对我认为的一种变化的主要趋势尝试进行描述和概括，且注意两端以显示巨变。
总的说，对这三十年的道德变迁，从其基本形态来说，我认为是从一种“动员式道德”走向一种“复员式道德”，亦即从一种强调斗争的、相当政治化乃至军事化的、紧张的、运动的、一元的、高蹈的道德形态，走向一种强调和解的、相当平民化乃至市民化的、放松的、日常的、多元的、低限的道德形态。
“动员” （mobilization）和“复员”（demobilization）两个概念最早都是军事术语。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动员”的意思是“把国家的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以及把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运输业等）转入供应战争需要的工作”，它直接指向战争，一切为了战争、或者说，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20世纪初叶发生的、使世界从此进入多事之秋的一次大战，就是以欧洲各主要国家相继进行总动员进入战争状态的。但“动员“一词后来已相当政治化了，甚至在政治领域的运用盖过了军事意义上的运用。“动员起来，为了实现……（目标）而奋斗”已成为政治生活中一种非常流行的话语和思维。“复员”的意思则是指“武装力量和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等部门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状态。”，也指“军人因服役期满或战争结束而解除军职。”的确，这种“动员式道德”是强烈地受到“武装斗争”或“打江山”的军事实践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影响的，而“复员式道德”则适应于一个试图走向和平、和解乃至和谐的社会、适应于统治层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本文试图扼要地描述这一转变过程，主旨不是要对这两种道德做价值褒贬。换言之，本文所说的“道德” 不是指“合乎道德”，而只是指“关乎道德”。笔者也不是说“动员式道德”在这一时期曾处在其最高点，事实上，它只是余波，是20世纪“动员时代”的余绪。这一“动员时代”的最高点实际是在此前的“文革”中达到的，即其最极端和扭曲的形态是一种“文革道德”，它极其政治化，且以领袖一人是非为是非，并要求一种彻底的无私和献身，其典型的豪言壮语如：“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心往忠字上想，劲往忠字上使，血往忠字上流，命往忠字上献”以及“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这样，道德已经完全包含在政治之中，所有德目和规范也归结为一个“忠”字。但是，在76年“文革”结束之后，这种不仅渗透并支配道德、也渗透到其他方面的“革命动员”的因素迅速开始下降、一直是在淡化。有时即便其形式还在，其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直至最后这种形式也渐渐淡出。
而另一方面，“复员式道德”也远未达到其成熟形态，甚至还未定形，这一过程并没有完成。“复员式道德” 甚至可以说目前还基本表现为是否定性质的，我们目前对“复员式道德”看得比较明显的还主要是它的非动员性质，至于它将获得什么样的正面规定内容，还正在形成过程之中。这恰好说明，这三十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转折时期，它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更大的过渡期--20世纪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结束，是它的尾声，这也许意味着中国从此将结束一个激烈的动荡期而走向一种将比较稳定持久的社会形态。
无论如何，1976--本年发生了无论当时还是日后都被证明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先是即将撒手人寰的超级巨人和将要在今后重执政治牛耳的巨人最后角力。超级巨人自然又一次在政治上打败和羞辱了对手，但一直是向他欢呼的广场，却第一次发生了对他不满的骚动。不过，一个近十亿人口的大国仍然在随着这个超级巨人的病体不安地悸动，继续听从他已经含糊不清的话语，而这真是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惊心动魄的一刻，因为只有一个他的贴身人能听懂他的话语，幸运的是这个女性并无政治的抱负或野心。这个超级巨人在终于看到了他的老对手已在前一年于彼岸辞世，又看到了他党内的两个最老资格和最具威望的“战友”先他而去，最后还伴随着轰轰隆隆的一次大地震之后，他终于不情愿地离开了他一手缔造、但却已很不放心的新国家，而他离去的日子--九月九日，似乎暗示他死后其思想观念仍要久久地影响这个国家。
之所以重视这一事件，是因为倘若没有“领袖”的辞世，这后面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但这样的转折又几乎一定还是要发生，因为政治权力的逻辑虽然总是趋于积聚和增大，自然的生死规律却还是要起作用，任何人难逃其外。此后两年，一切似乎还是领袖原来在世的样子，是他选定的接班人执政（虽然很有点匆忙），也虽然有些不幸，具有如此大的政治权力和思想影响力的他，连他自己的遗孀也无法在他的身后保住。但支配性的话语毕竟还是他的晚年话语，继任者且有“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之说。
1976至78年底这两年多的道德仍然主要是运动的、且是革命运动的道德。道德依附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倾向仍然是压倒性的。而且，无论政治、经济、道德，都是运动似的，自上而下发动的。这两年政治上有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在经济上，则有要求“大干快上”、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的运动。社论号召人们继续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广泛发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鼓革命干劲、大搞增产节约。报刊常用的动员语言诸如“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争时间、抢速度！”，“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一天当作两天用！”等等。
但巨变毕竟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就很快开始发生了。先是在政治领域一系列的平反。这一系列的平反对过去似乎朗如白昼的“好人坏人”和“道德是非”观念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对过去二十多年的“运动政治”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否定，因为这些被平反者大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和受害者。一大批在“文革”及更早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的老干部被平反，甚至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在九大上被钦点为所谓“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也被平反、而另一个“中国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再次复出，天安门事件也随后得到平反；1957年反右运动中所划的全部右派分子被摘帽，而其中的99%以上，即55万右派的54万多人被甄别为是错划而平反；2000多万“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也被摘帽、他们的子女不再打入另册而受到歧视，压迫不少人多年、将他们打入类似“贱民种姓”的强调“家庭出身”的制度和气氛趋于瓦解，以毛主席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观念在得到改变，“两个凡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中遭到批评和否定，鉴于“文革”等运动的教训，中共中央并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力图使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规范化和民主化。原来是道德强烈的政治化，道德甚至隐没在政治中；现在则开始强调政治的道德化，强调政治活动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和重视个人修养。
中国此前也总是先在政治领域开始启动变化，但这次政治先行却似乎是有意后退，它第一次要试图把经济以及文教建设的任务放在国家政治的中心，陆续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工作会议，恢复了高考招生，1978年底并召开了拨转航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重申“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健全民主和加强法制的任务，邓小平在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并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路。
在具体的工作和人际交往方面，虽然还是常常取运动的方式，但对敌斗争的成分也已经淡化，而是较多地集中在“为人民服务”。警惕的眼光慢慢变得温和，好斗的姿态渐渐变得松懈。物质的刺激和鼓励则尚未登场，而主要还是靠精神的鼓励，而这种鼓励加上运动似的监督和热情的刺激，对普通人也还是能够产生一定效果。一般人还没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包括对道德的思考。对高尚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希望”和对英雄劳模的向往还仍然保持。试举一例，笔者曾经在这期间多次乘坐火车卧铺做长途旅行，感受到如果是在铁路局的争先进、当模范的运动期间，服务质量会明显提升，列车员不断拖地倒水，整理环境，鼻尖上都忙出了汗珠，而列车长也组织人员、包括旅客代表进行检查评比，有时还有路局的检查组来明查暗访，热心参与的旅客们会在意见本上写下赞扬的话语，而列车员们也的确为此感到高兴，并将之化作他们工作的动力。但是，如果不是处在一个运动期间，则有明显不同，列车员可能只是在到站开启车门时才出现，车厢里非常脏乱也无人管。
这种“动员式的道德”形态继续影响到80年代，但所要求的内容则日趋基本、不为人所难能，而且的确相当符合人们的心愿，只是其形式还留有单一观念型政治运动的痕迹和做法。1981年2月，全国总工会等组织倡议在全国、尤其是青少年中，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活动，后来又增加了热爱祖国、社会主义和党的“三热爱”，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常常在3月中的某一天，各大城市的各单位、学校等动员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做好事，打扫卫生、维持交通秩序、为民服务等等。这种道德运动尤其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培养，但和过去“文革”运动赞颂“革命小将”、“造反先锋”相反，而是强调文明礼貌，要求将他们培养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和有纪律的新人。1986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都要抓。但精神文明建设中具体的道德要求不仅不再强调对敌斗争而是强调举止文明、行为优美、且相当注意落实到不为人所难能的底线，强调和本职工作及职业操守紧密联系起来。1986年2月，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少年首先学习和运用好日常文明礼貌用语的10个字：“您好、请、谢谢、对不起、再见”。还有宣传不吐痰等，这在局外人看来或许会觉得有点幼稚，但毕竟有相当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这种种运动也总是要推出自己的英雄模范人物，以作为国人学习的道德榜样和做人楷模。例如，1983年团中央号召学习山东一位严重高位瘫痪、仍坚持努力学习和为他人服务的女青年张海迪，3月17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张海迪事迹报告会的实况录相，全国有两亿人观看。她的事迹的确使千百万人感动，使许多人奋起。此外。报刊还宣传了例如华山抢险救人的集体、及第四军医大学舍己救人的张华等英雄。
这已是一种和过去的英雄有所不同的英雄。许多建国以后被树立的英雄形象都渐渐淡化了，尤其是那种阶级斗争的英雄。但有一个基本的榜样则越许多年而依然屹立，这就是雷锋的形象，虽然他的形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也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更多地强调他帮助别人、为人民做好事，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及对物质财富态度的变化，也披露了原先不提的他也有手表、皮夹克等较贵重物品的情况，使之与普通的人们更有亲和力。
还有一种情况也可看出变化，文革前树立过一些少年英雄，例如为干预地主偷辣椒而牺牲的刘文学、保护羊群而随之奔跑而几乎冻死的龙梅、玉荣两姐妹，80年代末，也还宣传过为扑救山火而牺牲的一位英雄少年赖宁，但后来就越来越注意不宣传、更不鼓励未成年人去做这类事了，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命、尤其青春的生命远比物质的东西珍贵，他们需要首先得到保护。
同时，80年代另一种变化也在悄悄发生。1980年，《中国青年》第5期刊发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诉说了自己“文革”以来的经历及过去所受教育同当前现实的巨大反差，为此《中国青年》开辟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讨论专栏，短短时间就收到参加讨论的信稿6万多件，当年杂志发行量达到369万份，有不少信件反映出暗淡的人生处境和心情，而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说，我们“没有权利叫他们非按着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说这次讨论就是要让“青年同志敞开思想，说真话，各抒己见，互谈体会。没有棍子，没有说教。……多少年来，许多人已习惯于以‘讨论’之名行‘围剿’之实，也习惯于搞脱离思想实际的‘正面教育’，实践证明，前者是错误的，……后者是失败的”。
这大概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没有一定要达到某个明确的政治目的和计划、没有自上而下精心组织和正面引导，更没有“引蛇出洞”、扣帽子、打棍子的大讨论，它为许多年轻人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平台，它强调的是过程，是交流、而不再是一定要达到某一政治目的。虽然还是有策划，还是纳入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甚至，“潘晓”的信也不是真的这样一个人的来信，而是由编辑向潘祎和黄晓菊两个人约稿合并而成，但它的确不太像过去的运动了，尤其不像过去整肃和斗争的运动。参加讨论发表自己和宣传口径或舆论主流不同意见的人基本没有受到打击和影响，比如说，其中一位写过“只有自我是绝对的”的文章的学子，今天已成为大学的哲学教授。最后的讨论总结虽努力提升乐观和昂扬情绪，也是写成“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这样比较平等和服务心态的形式。而80年代年轻人的心态的确还保持在一种虽然对过去的信仰发生怀疑，但还是相信人应当有信仰，人应当比重视物质追求更重视精神追求的状态。青年人如饥似渴地吸纳西方的思想，观察和走进外面的世界，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潮一度大行其道。而两位擅长爱国主义讲演和教育话语的李燕杰、曲啸88年则在“蛇口风波”中遭到一些青年的质疑。
到了90年代，尤其是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市场经济大潮开始汹涌，这影响到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和心态。90年代以降，甚至政治上也很少搞运动了，尤其没有那种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政治的功能更多地依靠官员阶层或科层体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官员所能掌握的经济资源也远非过去所能比拟，而转型期法制又尚不健全，这样、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相当严重。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信用有普遍的要求，而信用恰恰看来是国人最稀缺的资源。全球化的潮流也越来越迅猛，使人们日益感到天下一体，人类一家，任何一个地区和民族都无法长久地自外于世界。但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却并不一定是共识乃至相互理解的增加，相反也越来越感到彼此的歧异乃至冲突。90年代以后高技术的迅速发展也越来越对人们的道德文化产生影响，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也越来越和世界同步，在手机短信等通讯手段的普及方面乃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获取信息和表达自己的机会大大扩展，“天涯若比邻”真正成为现实。
90年代虽然还是有一些号召人们学习例如见义勇为的英雄战士徐洪刚、学习鞠躬尽瘁的好干部孔繁森等活动，但总的说，政治对道德的提倡越来越采取日常缓进的形式，且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认识到道德本身的历史传承性和普世性。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孔子、儒家以及传统社会道德的名誉，乃至出现了一些新的信仰者；另一方面，对国外、包括西方社会的道德也有了较前更多的肯认。另一个重要的进步是：制度和政策本身的公正性比制度对个人的道德要求开始得到较大的重视乃至更优先的考虑。“社会正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人们开始认识到：在考虑个人的道德之前，人们有必要反省制度本身的德性；在普遍地要求个人之前，对制度以及在制度中起重要作用的人们也需提出要求。而三十年来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人们可以相当随便地说话了，包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口头批评政府乃至领导人，“文革”中那种仅仅以言论就可获罪甚至获死罪的情况看来是不太会出现了。有一句俗话说“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客观上恰好说明两个方面的巨大进展：一方面是人们物质生活的水平普遍提高了；另一方面是言论自由的尺度也大大放宽了。人们也越来越要求“讲真话”，并创造和培养“讲真话”的社会条件，巴金在这方面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共鸣。
人们还开始感到，有些令人感动的榜样人物并不是为某个政治运动发现和塑造典型而显现出来，而是自下而上地从民间涌现，甚至开始还曾遭到打压。比如揭开河南艾滋病严重情况及其肇因于“血浆经济”这块硬疤，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河南退休医生高耀洁，她多年来走村入户为患者送钱送药，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并探寻其原因和症结，她的大声疾呼一度遭到封堵，但后来终于得到承认和重视，央视且将其评为“2003感动中国的人物”。而高耀洁的精神资源却也有其特殊之处，她的外祖父曾是前清翰林，她自己3岁起就开始读四书五经和《孝经》，能大段地背诵如流，其中的一些观念和思想更是深印在她的脑海中，她说：“我是一个儒教徒，天之生物皆有责，我的职责就是做好一个医生。”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并非是由宣传主流的精神资源支持的好人好事，许多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也在慈善和公益事业以及本职工作上做出了杰出的成绩。
对道德楷模人物的宣传表彰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再轻易拔高，而是越来越落到实处，经常是联系本职工作和职业伦理，并强调首先履行好作为一个公民、一个社会成员、乃至一个人的基本义务。例如像在2003年抗击SARS中涌现的英雄：广州医生钟南山和其他一些医务人员，他们不唱高调，而是切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自己的应分。钟南山说：“在我们这个岗位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对道德楷模人物也开始采取了自下而上的评选方法，如中央电视台自2002年开始每年评选“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据说每次有上百万选票，数千万人观看，虽然还有政治的考虑和平衡，但人物的类型也开始多样，比如说，2003年评选了一位四十多年来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多场官司、无偿代理，并自行垫付一切费用的日本律师尾山宏；2004年评选了一位捐肾救母，孝道感天下的至诚孝子田世国。
政治有惰性，道德也会有惰性。虽然人们还是会有运动的思维，因为运动的确可以轰轰烈烈于一时，有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但长久的道德进展还是无法依靠运动来解决，而是需要一种自然生长的节奏和秩序，人们当然可以致力于培养这种秩序的社会土壤，但却无法从外面来拔苗助长。另外，在一个许多人已经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多样的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不再从生到死都需要紧紧依赖一个“单位”的情况下，动员也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还可以出现一种惯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让运动“走过场”，只是在形式上让各个方面都“过得去”。随便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真切地感到运动的效果已经大不如前了。另一方面，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层面，又有一些静悄悄的变化在发生，而日后证明，这些变化最后却慢慢变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动员力量已经相当弱了，而诉诸人们实际利益的官僚或科层制度自90年代以来却有长足的发展。于是，即便有局部的运动，也多是靠现实利益的考虑和调节来推动。
这三十年，我们可能经历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最全面的变化，从物质生活到文化生活，从经济到政治，从技术到艺术，从生态到心态，从最内在的到最外在的，从传统中国人的“安土重迁”到今天的浪迹天涯，都显示出过去难于想像的巨大变化。如果一个人1976年在北京街头，他会见到自行车的洪流，几乎所有人都是穿着同样的蓝色或灰色的衣服，商店外人们在排队购物，并仔细地清点着所需要的布票、粮票或其他票证，建筑物或墙上贴着大幅标语，随处可见集会乃至游行的人群，全北京能数得出有几家稍好的餐馆，天一黑到处的胡同里灯光就暗淡如豆。而如果他来到2005年北京的街头，他会看到汽车的洪流，虽然在多处路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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