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这本书，当年还有一段公案：
1932年春夏间，周作人应邀到辅仁大学做了八次演讲，并于9月出版了经周氏订正的演讲稿，即《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1月，22岁还是清华生的钱钟书，在《新月月刊》4卷4期上发表了同题书评（后收入经杨绛审定的《钱钟书散文》，199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对周作人“载道”“言志”文学观提出争鸣之余，顺便道及此书：
“……看了附于书后的《近代散文钞》目录之后，又忍不住要说一句话。周先生提出了许多文学上的流星，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没有能‘swim into his ken’；这个人便是张大复。……他的《梅花草堂集》（我所见者为文明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我认为可与张宗子的《梦忆》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荣誉，虽然他们的风味是完全不同的。此人外间称道的很少，所以胆敢为他标榜一下。”
对于这种含蓄地批评其读书不够广博的讥嘲，周作人当时并没有直接回击。直到1936年，因施蛰存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内含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一书），致信周作人询问意见，周氏才写出《梅花草堂笔谈等》一文，末有一段专门回应钱氏：
“我赞成《笔谈》的翻印，但是这与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为是难得罢了，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如王稚登、吴从先、张心来、王丹麓辈，盖因其为山人之流也，李笠翁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见地，文亦有特色，故我尚喜欢，与傅青主金圣叹等视。若张大复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世间读者不甚知此种区别，出板者又或夸多争胜，不加别择，势必将《檀几丛书》之类亦重复抄印而后止，出现一新鸳鸯蝴蝶派的局面，此固无关于世道人心，总之也是很无聊的事吧。如张心来的《幽梦影》，本亦无妨一读，但总不可以当饭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为饭，而且许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坏肚皮宜矣。”（作于1936年4月11日，载《益世报·读书周刊》第46期，后收入《风雨谈》）
高手过招，放在武侠里也一定是最好看的段落。一样是饱读之士，一样是宏才巨眼，然而，对同一个张大复，一欲捧之入天，而另一欲坠之入地，孰是孰非，且先放下，不能不让人好奇，此张大复，乃何许人也？
张大复（1554-1630），字元长，又自号病居士，苏州昆山人。家道殷实，但不治生产，喜欢填词释曲，且颇有造诣。一生多灾多病，40岁以后更遭失明，著有《梅花草堂集》16卷，《梅花草堂笔谈》14卷，《昆山人物传》11卷等。
生在明朝，张大复要是能预见后世有博客，当恨生不逢时。《笔谈》一书，其实是其博文集子。无非遇事点染，触兴描画而已。这一点，我们只要略举其篇目，就可明了，如《书》《风筝》《煎茶》《诗句》《夜》《今日》《白民》《独坐》《缺陷》《吾老》《眉公语》《贫人不乐》《先君子梦》等等。这些仅是随手抄了几个，并没有故意拣择，从中可以看出，张氏为文极尽随意、随兴与随机之能事。短则寥寥数语，长则一二百字，无非一时感兴，积年顿悟耳。
这样的文风，粗看起来，确实和张岱相类。都随物赋形，在日常里讨生活，不做高头讲章，却自有一段风流溢于言表。但细细读来，张大复还是差了一大截。张岱一生经历了从繁华落入困顿的全过程，等到穷老荒山著书以终时，其家其国，早已是梦寐一场，留给他自己的，仅剩下追悔和恨叹。所以其文字里，虽然满是逼目繁华，然而今昔之感、身世之痛，在在皆是。表面的灯火辉煌、夜宴笙歌，掩抑不住透骨的一段哀凉。而张大复尽管一生也病痛缠身，但却没有遭遇张岱这样的江山巨变，家国殄瘁，所以文字里，也只能优哉游哉，在些小摆设里舞弄些雅和趣。无怪乎周作人要批其人有山人习气，而其文是瓜子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王夫之语），这是没办法的事。
另外，同样貌似不经意，但和张大复比起来，张岱更饶作意，更费经营，也更求在文字上有寄托。这也难怪，家国都没有了，前朝一遗老，能够和他心灵相亲的，恐怕只剩下文字。和文字的这种契合感来说，张大复也是不能比的。
再则，钱钟书认为张大复也如张岱一样“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其实也是似是而非之论。公安派之文风，决河放溜，泻地成绮，自有一种才多之患；竟陵派之文风，刿目鉥心，寻端究绪，别遭一番文奇之叹。这和守分安常，娓娓道来之张大复绝不相类，更不会有承续。其实，如果非要从衣钵传承上来说，张大复与唐宋派更气味相投。归有光、唐顺之这帮人，颇善为家庭生活传神写照，随兴铺衍，涉笔成趣，这可能让张大复有更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如果要细究起来，张大复也算不上是唐宋派的后劲，最多是个余响罢了。因为和其祖师归有光相比，他依旧有一间未达。
看来，当年22岁的钱钟书还是嫩了点，毕竟小说笔记之类的杂学，乃是周氏看家本领。多年后，在文字上承周氏衣钵，而也颇得钱氏看得起的黄裳给此案定谳，他说：“一般读者不大注意的一次思想上的交锋，是在钱锺书批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时，说在历举晚明作家作品时，不该漏掉了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周作人作出了回应。认为不应将大米白面与‘不知何瓜之子’的苏式零食混同看待，不失为清醒的见解，可见其对晚明小品的真知。”（《来燕榭集外文钞·后记》）
201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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