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出乎意料的书，这又是一本完全在意料中的书：知识分子与大众（The Intellectuals and Masses）有某种程度的对立情绪，这已经是老题目。在今日这个“政治正确”时代，提到这种事，谁对谁错已经早就前定，似乎不值得为此写一本书。
这本书令人惊奇的是：十九世纪之交的那么多现代文化的领军人物，竟然不知道他们写下的这些从头到尾都是错的话，没有任何自辩余地。被这位凯里（John Carey）教授一条条晒出来，知识分子全成为“反大众”的反动人物。
这本书收集的“反大众言论”，来自各种政治倾向思想倾向的人物：其中有些人一直被认为是“右翼”：艾略特、庞德、叶芝、温德姆·路易斯，文学史家早就分析过他们的“反动”倾向；但是利维斯、吉辛、劳伦斯、伍尔夫、哈代，都是知识界的“左翼人士”，弗洛伊德一直被认为是现代“解放思想”的源头，尼采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法西斯思想的肇端，现在却是批判思想之父；萧伯纳和威尔斯则是上世纪初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更是为国人所称道。看来，不管什么倾向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人能逃脱“蔑视大众”这个指责。
凯里甚至指责乔伊斯瞧不起他的《尤利西斯》主人公布鲁姆，原因还不是书中如何描写布鲁姆，而是“布鲁姆本人永远也不会，也不可能读《尤利西斯》或类似的书，这部小说的复杂性，他的先锋手法以及他的晦涩，都使布鲁姆之流被严厉地逐出其读者群之外”（23页）。如此一说，不仅这些现代文学的大师们“对人民的态度”出了问题，他们的创作问题更大。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在历史上存在：或者说，整个现代文化是有意不让人民读懂的货色。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读到过对现代知识界如此扫荡一空的批判，除了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中。
凯里全书举出唯一的作为以上人对比的好知识分子，是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因为“他把填补上层社会与下层民众之间的沟壑作为目标”（206页）。
伍尔夫曾经与贝内特产生过一些小说手法上的争论，伍尔夫为此写了一篇《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批评贝内特的“描写过于琐碎”。这种争论，应当当作文学争论，但是凯里教授认为这有关对人民的态度问题，认为贝内特“惊人地展示了越普通的人，越不平凡，越有价值”（202页）。这样的上纲上线，我们见的多了。如果贝内特堪称“人民作家”，怎么今天人民不读贝内特的作品？可见这种批判甚至不是人民的需要。
凯里愤怒地列举了当时“知识分子们”（艾略特、叶芝、赫胥黎、庞德、毛姆、罗素等人）如何瞧不起店员出身，行为语言粗俗、靠写作暴富买了两艘游艇的贝内特，似乎“知识分子们”是一个排外俱乐部，经过讨论决议集体歧视此人。贝内特承认他为了赚稿费，可以“三个小时内快速轻松地写完五篇小说评论”，因为他“不会去逐字逐句地看那些小说”。如果我用这种方法来写这段评论贝内特的评论，贝内特先生会感到如何？如果我看到那个时候的贝内特，我一样会很不舒服：对写得不好却到处夸富的作家，其他作家有感到不舒服的权利，这与他是否店员出身没有关系：艾略特与萧伯纳都是小职员出身。
现代知识分子如此不堪，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知识分子又如何？他们至少逃脱了凯里的指责。但是他们并不是无可指责。今天的知识分子恐怕聪明多了，不会把这种话写在任何地方，哪怕日记里也不会写。
这就牵涉到所有人的心理：瞧不起别人，是不对的，不礼貌的，政治上不正确的。正如每个人都有特别尊敬的人，每个人也必然有瞧不起的人，只不过是不便随时都说出口而已。凯里说的不是个人，而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心理。那么请问，知识分子如果都从心底里看得起没有知识的人，他们还叫知识分子吗？如果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知识不引以为傲，何必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处何在？“瞧不起”与“瞧得起”，是每个人树立自尊心的前提。说不说出来，行为上是否有礼貌，是人际交往的原则，这是不同的事。
实际上，不说不等于心里没有想法；我们每个人对另一个人都心里有个评价。如果知识分子以知识作为评价标准，正像运动员以体育成绩作为评价标准。我当然明白凯里的意思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应当对缺少知识的人更为尊敬。这话应当说是有道理，尤其在上世纪初教育机会不平均的年代。因此知识分子领袖萧伯纳与威尔斯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这就做的很不错：把个人的想法与政治观点分开。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如凯里描写的那样，成天要做的事，只是“俯视着自己的对立面，觉得大众天生低劣，而把自己拔高为天生的贵族和永恒价值的传导者”。
当代知识分子更聪明地学会了“后现代主义”态度，对大众文化不仅尊敬，而且加入其中，填平雅俗鸿沟。但是雅俗一拉平，数量优势就超过了质量考虑，大家都只能按“俗”的游戏规则从事文化，雅也就无从存在。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已经是当代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品质：这就是此书的知识形态背景。
凯里要推进的，实际上是所谓“文化民粹主义”（cultural populism）。博迪厄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民’或‘大众’（‘大众艺术’‘大众信仰’‘大众医疗’等）首先是知识分子们热衷于争论的问题之一。”对大众文化的推崇，是近年来一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潮流，正如这本指责过去知识分子对大众态度的书，是牛津大学凯里写成的。
然而，俗文化真是符合大众利益的文化吗？对大众文化的评价做出重要贡献的斯图亚特·霍尔（他本人是牙买加黑人移民），就敏锐地指出：“通俗文化是强权者支持或反对某种文化的斗争场所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霸权产生之处，也是霸权受到维护的地方。”（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概念的笔记》， 1981）文化本身是一种政治，文化政治也服从政治的规律。鼓吹“人民文化”的人，想到的是收视率、点击率、票房、钱包（即广告的“注意值”和“记忆值”）。就是这个潮流催生了凯里这样的书：罗列知识分子，哪怕是两代前的知识分子“错误言论”，把他们描写成小丑。
这是一幅歪曲的图景，无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前辈，甚至无助于我们了解他们的缺点，唯一能起的作用是让我们觉得：当前的全世界俗文化泛滥状态好得很，不仅是正常的，大众——全世界大众——应当对此感到幸福。为此，我应当说凯里这本书，是貌似激烈批判的保守主义。
（原载：2009年2月22日《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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