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过去岁月的交代——《云气轩吟稿》后记

中华诗词发展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被尘封起来，六十年代的文化浩劫，又把她打入“四旧三坏”之列，使其受尽摧残。而我恰恰就是在这个断层上长大，学习诗词遭遇了极大的困难甚至风险。但我却偏偏在家庭影响下如痴如醉地迷上了诗词，暗暗学起了诗词，偷偷打开尘封的宝库去窥探其中的奥秘。

由于令人遗憾的原因，应受的学校教育到初中一年级便被强行中断。能在诗词上小有收获，不能不感谢胡惠溥先生。胡先生字希渊，四川泸州人，与其父俱是我外公李赦虎先生（前清举人）的学生，论辈分，我称他胡世兄。胡先生饱览经史子集，精通古文诗赋，学问极深。自一九七二年起，胡先生与我书信往还历二十年，信札盈箧，使我获教实多。其间我又两赴泸州，并邀胡先生来忠县小住月余，得以面聆教诲。胡先生本孔夫子诲人不倦之精神，对我所作的每一首诗词通过书信进行评点批改，每每使我茅塞顿开。在很长一个时期，我最惬意的事就是反复拜读胡先生来信。由于胡先生的引荐，我还有幸结识了诗词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许伯建、屈义林、吴丈蜀等先生，屡受指教，亦收益匪浅。惜乎胡先生一九九三年死于贫病，思之不胜凄绝。

作为国粹，诗词理应得到发展，但这种发展必须基于以下两个前提，第一是继承，第二是创新，两者缺一不可，离开了创新的继承是缺少生命力的继承，离开了继承的创新是破坏式的创新。诗词界往往一说创新就不顾继承，一说继承就忘了创新，两者很难结合起来，其实只有两者的结合，才是诗词发展的正确道路。愚意以为，不论创新或继承，都应掌握一个比较恰当的度，超过一定的度就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就创新而言，应当主要在题材、语言、意境等方面的创新，而不是在格律上的创新，如果连基本格律都不遵守，那实际上就没有诗词可言了。不愿意守格律的人完全可以自己去创造另一种自由的形式，把格律留给愿意守格律的人，而不必因创新就把诗词“变种”；就继承而言，应当主要是在格律、手法、技巧等方面的继承，而不是在陈言旧意上的继承，如果陈陈相因，食古不化，如何能“为时而着，为事而作”，如何能歌咏古人所未曾梦见的新时代新事物。毫无新意的作品即使功力十分深厚，甚至达到几可乱真的程度，也只能是没有时代感的“古董”。我的见解是否正确？自己是否做到，不由得知，还望诗词界同仁赐教。

由于钟情于诗词，故对诗词之发展时有隐忧。诗词发展之希望全在青年身上，而当今之世，青年们大多急功近利，闲不住，坐不下，能忍受清苦和寂寞去钻研并掌握诗词格律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谁愿干这种长期呕心沥血而又不能发财致富的事呢？但是，诗词毕竟深深地扎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中，正如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断层并没有使诗词连根拔掉一样，以中国之大，深信总会有那么一些淡于功利、忠于艺术、献身诗词的青年站出来将这一中华瑰宝接过来传下去。对此，我充满信心。

写作诗词三十年，早年做诗如做贼，生怕招致后患，故存稿很少；后来虽然胆大了些，但由于工作流动性大，诗稿亦佚失不少。现在收在这个集子里的约四百首首诗词大体能反映我三十年的创作状况。名之曰《云气轩吟稿》，是因为杜甫当年流寓忠州时，留有“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禹庙》）的诗句，我曾经长期居住在长江之滨，窗下就是滚滚长江，正是杜甫当年吟咏之地，故取其“云气”二字为我的书房命名。要特别在这里提出的是，梁上泉、蒲健夫、万龙生三君子为我赐序，给了我很多鼓励；马识途、许伯建、屈义林、余仲九等前辈此前都曾为我题词；胡惠溥、吾舅李得镡以及诗友滕伟明、杨启宇、蔡淑萍等均先后为我题诗，使拙著增色不少，在此谨一并致谢。

由于阅历浅薄，资质不足，我的这些胡诌之作算不上什么作品，尤其是早期的学步之作，拙劣之处更是十分明显。但是“家有敝帚，享以千金”，不管怎么说这些诗词毕竟凝聚着我的许多心血，我是把人家打牌跳舞吹牛拍马的时间全都用上了，实在不能轻易弃掷这些也许在别人看来一钱不值的东西。我已步入人生的中年，就权将这个集子作为我对过去岁月的交代吧。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