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先生写此书时，我还在一家刊物任职，待到此书写完，我已退职回家，金山先生不负前约，仍让我为他的书写序，这分情义，让我感念不已。
看着整齐的书稿，不由地想起金山写此书时的情形。同在一个楼上办公，我们的办公室是对门，偶尔我会去他那边坐坐，他也会来我这边坐坐。一次他说起，要写一部“司马光传”，我问他资料收集得如何，他说已购得若干种书，还有几种尚未购得，正好他缺的几种里，有三两种我有，下次上班时便带来送他。约摸过了一年，就开始动笔了。再去他那边闲坐时，若没有公事，常见他坐在电脑前写他的书，那么专注，那么兴奋，我心想，写书就应当是这个样子。见他正忙，不便久坐，聊上几句就走开了，一面默默地祝愿他的书早日写成，早日出版。大概就是某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让我为他的书写序，当时也没多想，就贸然答应了。这才两年，已大功告成，真是够快的。
全书三十万字，怕我太劳累，只给了我十万字的样子，虽说不及全书三分之一，在我看来，已足见此书的体例与品相了。
书名没有像他当初说的那样叫“司马光传”，而叫了《重说司马光》，初看容易想到时下的“戏说”，及至看过，反觉得这个名字很是恰切。从体例上说，既是纯正的历史叙述，又确有自己的“说”在里面。他的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史实的阐释与辩证，还有一种，则是由史实引发的联想，最见心性，也最见才智。
比如第十三章《在并州》，写司马光在并州任职的情形，开头说了并州即当今太原一带之后，接下来说：这年“司马光37岁，按照现在习惯的算法，就是35岁多或者36岁。与他年龄相仿的作者，在近千年后的太原城里，写下本章。”同章中，说到司马光的诗作《酪羹》，诠释中插了一句：“现在太原人冬天爱吃的羊汤、羊杂割，大概在当时就已经流行了。初到太原的人，对这种地域性的美食，一时半会都不大容易接受。司马光也不例外。”也是此时，司马光曾与知州庞籍一同到城西阅兵，引述其诗作《从始平公城西大阅》后，接下来说：“司马光当日的阅兵场所，距离本书作者现在所坐的地方，不过咫尺之遥，汾水、西山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事物，摇曳的旗帜，雄壮的呼号，似乎正从诗句背后凸现出来，我们隐约可以见到或听到。” 写历史人物，将自己即时性的感受也掺和进去，这写法真够别致的。（更绝的是，有的章节里，将作品贴在网上后网友们的议论也写了进去。）
再如第二十七章《遗赐》，写了国库艰窘，而皇上赏赐无度，司马光遂上疏要求准许官员以捐的方式退还所赐的钱物，在引述了《答遗赐剳子》的内容之后，接着说：
皇帝赏赐多好啊，金银珠宝谁不喜欢，笑纳才对呀！这就好比公务员年终发双薪，哪个不是欣欣然，没心没肺的样子，没听说有谁主动不要的。而司马光提出来了。那个时代还没发行国库卷，因此只能是这种捐款捐物，司马光没有请皇帝不要赏赐，而是请皇帝同意群臣随意捐献，皇帝赏赐下来，群臣再进献上去，皇恩浩荡，群臣仁义。看来确是个两全其美的计划。
这样的插叙，一下子拉近了古今的距离，让我们感到，这位司马先生，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古代的事儿，也跟现在的事儿多少有些牵连。
这样的“说”，既是一种亲切的黏合，也是一种机警的引领。没有了埋首古籍的烦恼，反而时不时的，让你会心地一笑。
人物传记是历史与文学的结缘，要的是史实的确凿，叙事的流畅，二者缺一，便是一种偏颇。多少人物传记，在这方面的表现总让人生不出敬意。而金山先生的这本书，没有这个毛病，甚至不妨说，他最看重的是史实的精确，遇到重大的事件，总是广征博引，务期穷究。而叙述，又是那样的清爽酣畅，欲罢不能。
比如第十三章第四节《屈野河事件》。先写事件的原委：麟州（治今陕西省神木县北）位于黄河以西，该州有条河叫屈野河（今窟野河），河西多良田，与西夏接壤。彼此疆界不明，时常受到西夏兵士的侵扰，逐年蚕食，逼近州城。麟州属河东路管辖，并州知州庞籍，同时身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接到下级的禀报，便派通判司马光去处理此事。麟州的官员告诉司马光说，州城西临屈野河，从河西到边界五六十里，连个侦察哨所也没有，敌人因此肆意横行，甚至绕到城东，州人都不知道。若能在河西二十里左右修筑两个小堡，每堡要不了十天就能竣工，等到夏人再次聚集，两堡侦知，州城就可免遭突袭。州兵出入有了落脚的地方，堡外被侵占的农田也可悉数收复。司马光觉得言之有理，回到并州后就向庞籍作了汇报，庞籍遂令麟州依申请修筑二堡。时间紧迫，庞籍只是向朝廷作了报奏，没等批复就下了命令。偏偏这个时候，西夏发动攻击，宋军轻敌败绩，朝廷怪罪下来，加以权臣作梗，遂酿成大狱，庞籍降职调离，麟州官员也各有处罚。司马光因庞籍的保护，未受到惩处，只是调回京师，另有任用。事情到此，本可结束，但司马光因为自己的参与，使主帅受责，心中愧疚，接连上书，一则为庞籍辨诬开脱，二则请求对自己从重惩处。两次上书，未获批复，又去中书省、枢密院请罪，要求重则处斩，中则流放，轻则发往边郡任职。两院仍未理睬。为此，司马光愧悔难当，觉得这是自己出卖了大家，宁复为人，“一想到这些，白天就扔掉筷子罢吃，夜晚就捶打床席唉声叹气，终身引为遗憾，感到耻辱，无法洗刷，好像胸中有很多石头瓦块”。
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在此后的章节中，几乎国家每遇大事，不管是对皇上，还是对众大臣，只要认为错误的，司马光都能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史书上说司马光当时就有“司马牛”的绰号，只有看了这些史实，才知道他是怎样的执拗，怎样的“牛”。
确凿精细而又酣畅淋漓的叙事，可说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名的“重说”二字，可以理解为“重（chóng）说”，也可以理解为“重（zhòng）说）”，浓墨重彩，逐层皴染，直到那个“司马牛”昂然于天地之间。
写到这里，也想仿金山的写法，“说”上一下。读史书的效用，不外知人论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不管是“修齐治平”的四级递进，还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足鼎立，司马光都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层面。何以致之？未必全是读了此书，也有先前的一些思考，比如前些时我刚读过柳宗元的传记就不无体会，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有大学问者，方能臻大境界，经大磨难者，方能成大事业。再就是，家学渊源，家庭教养在人的一生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近世以来多少“平地起高楼”的尝试，所以难于奏效，怕还是对中国历史的脾气没有摸透所致，至少也是没有弄明白通例与与特例的关系。
写下来才发觉，我的这种“说”，是不能和金山的“说”相比的。太正经了，太无趣了。没办法，书生老矣，本来就不多的那点才气早就消磨殆尽了。
金山年纪青青，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一部厚重而又颇具特色的著作，无论是作为永远的同乡，还是先前的同事，我都是感觉欣喜的。承蒙不弃，委我作序，书此短章，权作引言，更多的精妙之处，还请读者诸公自己去体味吧。
2007年9月28日于潺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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