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 月我因受湖南大学特聘为该校语言文学院院长，12月到校视事。时执教于同院的汤溢泽君登门邀我为他的新著《钱钟书评传》作序。我虽有所犹疑，但鉴于作者为年青后学，且钟书先生是我素所景仰的前贤，与我共事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达三十余年，于公于私均有交往，为年青人写他的评传作序，似碍难推辞，所以就答应了。此后，将汤著细读一遍，未免又犯难。既因自己对钱先生的生平和著作缺乏研究，又因对作者的某些论述和观点不完全赞成，遂不知该如何写这篇序文了。
我得识钱先生是在1960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以后，当时的所长何其芳同志让我到蔡仪同志领导的理论研究组参加编写《文学概论》。文学所当时可谓名家云集。古典文学组有余冠英、王伯祥、俞平伯、吴晓铃、乔象钟、曹道衡、胡念贻、蒋和森、邓绍基、刘世德等先生，外国文学组有卞之琳、戈宝权、季羡林、罗大冈、杨绛、朱虹、董衡巽等先生，现代文学组有唐弢、朱寨、何家槐、樊骏等先生，理论组还有王淑明、曹葆华、王燎荧、柳鸣九等先生。每逢开全所大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百多人济济一堂，我们这些新参加工作的年青人才有机会认识那些蜚声文坛的著名学者。但谁是钱钟书，我仍分不出。后来我注意到有位带眼镜的中年人，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举止优雅，来所时总背挂一个书包，鼓鼓囊囊的，匆匆去到图书馆，还了书，又借一大堆新的书，装满书包，才匆匆离去。一打听，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钱先生。他当时可能已届五十岁左右，但显得年轻，且风度潇洒。先父张白山当时任《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与钱先生同辈，且有交往。从他那里我才知道钱先生知识渊博，学贯中西，通多国语言，是文学所三个一级研究员之一。另外两个是俞平伯和何其芳先生。我父亲还说，党的八大召开时，圣马力诺共产党来了封贺电，无人能识。这个国家是在意大利境内，其语言与意文又有差别。后来请了钱先生才翻译了出来。他还告诉我，钱先生读书很多，博闻强记，可是家里没多少藏书，他都是每周到所图书馆借一大包书，拿回家去读，读完再来换。听到这些介绍，使我非常崇拜钱先生。后来，文学所的《文学概论》编写组和《中国文学史》编写组都被纳入国家编写大学文科教材的机构，大家搬到中央党校的院内工作，吃住都在一起。钱先生是《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的负责人之一，我们住在一座楼，又在同一食堂吃饭，彼此朝夕相见。但我们一直没有说过话，见面只微笑颔首而已。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对钱先生才有更多的了解。那时他和很多老先生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起挨批斗，一起被送进“牛棚”。我父亲也被看管在文学所三楼的“牛棚”，除要他们扫地洗厕所外，就要他们天天读《毛泽东选集》。父亲说性格狷介的钱先生还常常悄悄说些俏皮话，足见当时他仍不乏幽默感……后来去河南“五七干校”，钱先生先被分配烧开水。人们说钱先生总把还没烧开的水当成烧开了，有人还给他取个外号叫“钱半开”。到息县后，我们开始盖房种地。钱先生又被分配去管理农具，每天还负责去二里地外的邮政局为全连取邮件，他也是很认真负责地做。在我印象中，各种批斗会，不管是批谁的，他都不发言。后期斗争的对象已转向抓所谓“516分子”，他更不发一语。那时，我们知道他的女婿已自杀，似也涉嫌“516”冤案。但他似乎看得很开，也未见他特别的悲戚。平时总保持谦谦君子的样子，有空就拿本书在看。1972年搬到信阳附近的明港，大家都住在一所房子的大厅里，住双层铺。有次，军宣队晚点名，说钱某人还想里通外国，天天读洋文。实际上他读的是自费订的西德共产党出版的《红旗》报。后来军宣队的领导说，应该允许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读外文，否则就会忘了。这才解放了他。我总见到他每天都拿个小马扎，坐在床前读他的外文书报，孜孜不倦。只是晚间不读书，因为他的眼睛在晚间已不能读。差不多有五年时间我被隔离审查，所以也没有机会与钱先生说什么话。1975年初我也被解放，钱先生等老先生则早解放了，我们先后都回到北京。我这才知道钱先生夫妇就住在文学所后座楼西头的办公室里。原来这之前发生过他们与林非夫妇打架的事，他们就从家里搬到这里来了。我因为被隔离，所以不知道这档子事。那时我也可以读书了，有次我去请教钱先生一个问题，钱先生非常客气，殷勤地接待了我，他放下自己正在读的书，去从书架上取下一个笔记本，很快翻阅着，查到一页，就回答了我的问题。我见那笔记本是用铅笔写的，显得潦草，择记的内容还包括出处的页码。他对待后学青年的热情和认真，使我很感动。我那时住在前楼的办公室，离他的住处很近。总见他坐在走廊的小马扎上看书，手不释卷。我也不时去请教他，每次他都一一回答我的问题出在何书的第几页上，其记忆力确很惊人，只有少数几次他记不清楚才去查笔记。我因打断他的工作而表示歉意，他总笑着摆摆手，说，没关系，没关系。其诲人不倦如此。不久，他搬走，所里把他腾出的房子分给我住。我这才发现，这间屋光线较暗，怪不得钱先生总坐在走廊看书。实际上这段时间钱先生正在撰写《管锥编》，我们所的栾贵明君和他的妻子、在中华书局任编辑的马蓉女士经常帮钱先生搬书来看。
钱先生搬到三里河新宅去后，我就很少再去看望他。但从栾贵明君处得知钱先生仍在完成《管锥编》。后来钱先生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据我父亲说，这是院长乔木同志登门请他的。曾经请他担任文学所的所长，被他拒绝了。对于担任副院长，他开头也不同意，但乔木说，他当副院长可以不管事，只参加最必要的会议和代表社会科学院接待一些重要的外宾，他推托不过老同学的面子，才勉强答应了。他当副院长，每次全院开大会，他总不愿上主席台就座，而混在台下我们文学所的群众席位中。他说这样自在！院里配给他的一辆专车，他也放在文学所。有一次时任所长的刘再复和我陪钱先生出席意大利驻华使馆的招待会，宴会后，大使先生和文化参赞陪我们喝着咖啡聊天。钱先生时而用英文，时而用法文，时而用意大利文，对答如流。他的渊博知识使我叹服。记得当意大利参赞提到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时，钱先生说学生闹事在中国汉代就有，你们欧洲始于贵国米兰，十九世纪某年代米兰学生堪称红卫兵的先声。当时那个参赞听了也惊奇得瞪大了眼睛。进入九十年代，我因为担任了文学所的领导，逢年过节总要挨家挨户去看望所里的老先生，但到钱先生家，一次吃了闭门羹，还有一次算幸运，在他家门口恰好等到他夫妇从医院看病回来。我代表所里的同志们把一束鲜花献给他们，杨绛先生好高兴，立即找了个花瓶养起来。钱先生把我让进他的书房兼客厅，向我诉苦说，他尿频，每天晚上得起来六七次，睡不好觉。他确实气色大不如前，人也清瘦了许多。我不敢多坐，只谈了十多分钟便告辞了。后来一次是钱先生动了大手术之后，我到他家去探望。钱先生坐在书桌前，正在写作。人显得黄瘦，身体明显不如前。杨先生说他这次手术很成功，做了六个小时。我表示祝贺，也不敢多坐，寒喧几句就告辞。我为文学所成立四十周年纪念的事，还到他家去一次。当时所里计划办个展览，想请他题个词，要张照片好放大，还想介绍他的科研成果。却都被他拒绝了。他说，病后手发抖，写不得字；还说在文学所工作期间他唯一的科研成果就是《宋诗选注》，实在没什么可介绍的。更叮嘱千万不可挂他的照片。没有办法，后来我只好找了一张他的旧照片放大，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走廊两侧墙上挂的那张。应该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钱先生了。此后，钱先生住进北京医院，我到医院探望过几次，钱先生已不大识人，沉睡着，有次睁开眼看了看我，已口不能言，也不知他有没有认出我来。钱先生辞世，我也没有机会为他送行。根据他的遗嘱，丧事从简，只许家人送行。全院只有党委书记王忍之同志代表去跟他告别。
栾贵明君告诉我，钱先生晚年所以推辞种种应酬，主要是为了集中时间完成《管锥编》这部巨著，因为他觉得自己过去失掉的时间太多了。我能见他这么多次，算是给我好大的面子了。钱先生和杨先生夫妇一向伉俪情笃，常手牵手在院里散步，传为佳话。我父亲保存有钱先生给他的几封书信，听说杨先生要编钱先生的全集，父亲病中拣出来让我托栾贵明君转去。1999年，我父亲也去世了。在我担任文学所所长期间，我还送走了唐 、余冠英、吴晓铃、蔡仪、沙汀、陈荒煤等好几位前辈领导和学者，唯独没有机会为钱先生送行，终是心中歉然。
我所以在汤溢泽君的《钱钟书评传》中写这么多自己关于钱先生的印象，既意在对汤著做点补充，也意在说明自己既答应作序，又有所为难的原由。
由于钱先生出生书香门第，经历了旧社会的战乱和新社会建设的曲折，从一介书生到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一生经历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他既是学者，又是作家，其文学创作，包括长篇小说名著《围城》，几十年间评家蜂起，所见不一；他的学术著作，包括《管锥编》这样的鸿篇巨构，引证中外著作达数千部，因而要写好他的评传，是非常不容易的。作为名人传记，读者要求忠于史实；而为名家写评传，读者更要求评价公正允当。应当说，汤君的著作于他的主观是努力这样去做的。他不像有些作者一味贬低钱先生，或一味吹捧钱先生，而力求实事求是地去考订史实，辨别真伪；立论也尽可能公允，企求不偏不倚，既肯定钱先生人格的高尚光辉和他学术、创作的多方面贡献，也指出钱先生的不足和局限，乃至待人处物的某些不当与瑕疵。因而，从总体上看，汤溢泽君的努力对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钱先生，确实做出了自己的可贵的贡献。他收集资料的丰富和对某些史实考订的认真，使我这样对钱先生不无一些了解的人也感到自己所知甚少。他指出钱先生学识渊博，天资聪颖，治学勤奋和谨严，其中西贯通、博闻强记尤令人叹服，同时又指出钱先生缺乏学术体系性的建构，不免又令人引以为憾！这些见解，我以为也都是切中肯綮的。他对钱先生具体著作的评价，能兼参前人的不同看法，自己力求执中持平，应也是可取的。
这里，我愿意略陈对汤君的著作的商榷是，第一，我以为对钱先生的评价也好，对与钱先生同代的知识分子的评价也好，我们都需要区分不同年代的社会处境中他们所持的不同态度。也就是说，要注意到毛泽东同志过去所指出的“西安”与“延安”的分别。而不能笼统地以某人是否与当政者合作，作为人物评价的尺度。钱先生这代知识分子，他们经历的旧社会是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他们中热爱国家和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和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合作，甚至走上反抗和革命的道路，这自然应当受到肯定。但新社会毕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毛泽东等领导人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毕竟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他们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虽然给人民的事业带来程度不同的损害，但其动机并不是为了压迫人民以图私利，许多是属于理论认识上“左”的错误，包括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近、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在内，只有极少数妄图篡党夺国的野心家才堕为人民的敌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建国后我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对新社会会欢欣鼓舞，会愿意改造自己，在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甚至迫害后，还能够谅解当政者，继续站在维护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一边。他们与共产党的合作，跟他们在旧社会对那时当政者的消极抵制或反抗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他们深明大局，热爱国家和人民的表现。因此，如果不分“西安”与“延安”，不分是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仅以是否与当政者合作来臧否他们的为人，认为只有不与当政者合作的知识分子才有崇高的人格，这就会把读者导向认识的误区。用这种标准去评价钱钟书，也恐怕不一定恰当。钱钟书先生在解放前没有接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什么官职，在日寇占领的上海孤岛也没有受侵略者驱使，而潜住法租界写自己的作品，足见他属于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受命参加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选集》的翻译，接受过《宋诗选注》和《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任务，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后，还能潜心撰写《管锥编》，谢绝各种名利，却又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任命。这说明他是十分清楚解放前后当政者的区别。他在新旧社会对当政者的不同态度，应该说都是他充分认识大局，顾全大局的表现，也是他真正热爱国家和人民的表现，还说明钱先生解放后思想不断进步和立场的明显转变。决不应因此就怀疑钱先生人格上有什么瑕疵。第二，写传记的要义是要以事实为根据，切忌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去作猜测和推论，那样就往往会损害人物评传的科学性。所以汤著中对钱先生有所猜测和推论的有些部分，我并不欣赏，而据此作出的评论，我也不敢苟同。仅以此书第七章为例，其中写到杨绛先生解释她和钱先生所以没有去香港而留在上海。汤君引杨先生说，“我想到解放前的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应当说，杨先生的解释是实事求是的。这与他们抗日战争期间身处上海孤岛不像某些人投靠日本侵略者为虎作伥的基本爱国立场是一致的。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浩劫后，钱先生多次出访国外，拒绝国际著名学府的高薪聘请，也正基于他素向的爱国情怀。但汤君却以钱先生不曾像抗日战士那样投身战场或以身殉国，便对钱、杨二位先生是否真正爱国提出质疑，这就很难叫读者信服了。因为，那时钱钟书如果投身战场或以身殉国，那就不是钱钟书了。而是抗日英雄和烈士了。指出钱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局限是应该的。然而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便怀疑他们的基本爱国立场，就缺乏实在的根据了。再如汤君认为钱先生因为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从此就获得一个“护身符”，文化大革命中也少受苦！这也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就我所知，钱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苦是不如何其芳这样的“当权派”，因为他只是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但他受到的“待遇”与文学所的其他“反动学术权威”没什么两样。何其芳受过毛泽东同志的三次接见，毛泽东同志还为何其芳的《〈不怕鬼的故事〉序》亲笔改过三次稿，其关系更不一般，文化大革命中还不是照样被当作“走资派”斗！那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实际也照管不到哪一个个人。至于汤君引用夏志清的话：“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按：指郭的《李白与杜甫》），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钱钟书言，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是听从圣旨，写了此书。”由此就得出“钱钟书先生原来对中国一号人物并不敬仰，只是由于高压才使他采取合作态度，才会一丝不苟地翻译‘毛选’”云云这样的结论，这也经不起推敲。因为夏志清的话并不等于钱先生的话，他所转述的钱先生的话是含有他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色彩的。“圣旨”云云更像夏志清的口吻，而不像钱先生的口吻。况且毛泽东之喜欢三李的诗，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并见于文字。郭沫若自己就是浪漫主义诗人，他喜欢李白，与他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艺术倾向和审美爱好是一致的，何以证明扬李贬杜就是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呢？退一步说，即使受到毛泽东的影响而写了《李白与杜甫》一书，在郭沫若也不算什么阿谀奉承的违心之论，当是符合他一向的艺术审美倾向的。怎么能由此又推论出钱先生其实对毛泽东不敬，乃至参加翻译《毛泽东选集》都是假心假意，迫于压力呢？这样的推测和推论，几近于把钱先生描绘为政治上的两面派，仿佛解放后他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都是假的。这绝对不符合钱先生的为人。据文学所前任所长许觉民先生告诉我，夏志清于60年代应邀来大陆访问，他曾陪同夏去见钱先生。夏曾是钱先生的学生。临别，钱先生还叮嘱夏志清说，你不要到大陆来就说大陆好话，离开大陆又骂人。这说明钱先生是很反对做人表里不一的。所以，我以为写评传做论断，必须学术上非常严谨，不应作根据不足的立论。当然，这样的地方在汤著中毕竟不是很多，相对整部著作来说，毕竟瑕不掩瑜。只因事涉原则，我才不得不提出。
为人写序，一般总要说好话。因而我把自己的商榷之见也写进序里，似乎不大合适。但我想，书序也是一种评论，也需要实事求是，好的方面要充分肯定，不足之处也要诚恳指出。我相信汤君是能够理解我的这种态度的。虽然我的批评也不一定都对，也不仿有人跟我再商榷。汤君还年青，他已有多部著作问世，其中还有小说和杂文。我祝愿他不断精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和论著来。
2003年1月6日于首都北京望京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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