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决定到海外去
1938年10月25日武汉陷落，我于24日因为办事赴宜昌，偶然离开了武汉，沦陷的事是在去宜昌船上才知道的，如果稍迟几个时辰，我肯定会陷在武汉无法脱身，后来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
离开武汉后历尽艰辛终于回到了老家忠县，全家团聚，度过我的22岁生日后又踏上了新的道路。
由于长江水运已被日寇阻断，贵州成为通往重庆的重要运输中转站，华茂公司有20多辆汽车不断穿梭往返于重庆、贵阳、昆明、镇南关之间运货。为了加强贵州方面的业务管理，公司决定由我担任驻贵阳办事处主任，这样，我就来到了贵阳。为了便于管理，我在距贵阳约2公里的头桥新建了两间平房做办公室。办事处的职员主要有上海人马宗兴、贵阳人郑家容、都匀人文海山等。
日益兴旺的川滇线使贵阳忽然繁荣起来，从沦陷区流亡到贵阳的人沿街摆摊设店，往返川滇的客商络绎不绝，这个高原上的古城一时成了西部新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
由于业务需要，我经常随车去云南广西沿线，渐渐对那一带比较熟悉，对当时的市场情况也了解了许多。当时战事正急，兵荒马乱，内地物质奇缺，大量物质都需要从海外购进再通过川滇线运入。
我忽然萌发了去海外购货回国销售的想法，促成这种想法的原因是我手里有20000余元钱，足以做成一笔生意。
我在武汉时有一个叫陈树珩的朋友，当时是汉口美丰银行职员，后来调到四川乐山任美丰银行分行经理，我们交情很深。我到贵阳后他给我汇来6000元，托我在贵阳买万金油，指名要虎标永安堂的货，但此货早已脱销，我准备把6000元汇回，陈树珩来信说暂时放在我这里，等有合适的货再购买。这笔钱我可以支配。另外，我在武汉已积蓄有一万多元。两笔相加，不是正好出海跑一趟吗？
进一步分析后，我更加坚定了出海购货的信心。我是这样考虑的，一是后方物质奇缺，市场需要量大，二是云南广西沿线我比较熟悉，三是昆明上海香港越南都有我们的公司，朋友多，办事有人帮忙，吃住好解决，四是本钱也不差。就这样，我做出了一个人生中的重大决定，那时我刚22岁，涉世不深，缺少经验，根本没考虑到种种不利的方面和随时可出现的风险以及战时不断变化的时局。我天真地估计，大约一月左右就可以平安返回贵阳了，所以完全没必要向重庆华茂公司请假。就这样，我就决定出发了。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是多么糊涂，要是能够重新选择，我肯定不会那样做。
在昆明，我办好了中华民国外交部和法国大使馆签发的出国护照，当时只贴了10元钱印花税，其余分文未收。我草率地做了一些准备，包括在街摊上兑换了部分法郎，当时法币5元换法郎1元，带上几份地图，记下公司在越南海防市的地址“波兰街7号”等。又花360元买了一张昆明至海防的来回火车票。
二、我用越语说：“波兰街7号”
1940年2月18日早上8点，在料峭春寒中，我提着皮箱登上了前往越南的“米许灵”号列车，前来车站送行的是万县人邓正川，他是华茂万县分公司职员。“米许灵”这种车只有滇越铁路才有，内燃机、无火车头、全车仅两节车厢，四壁透明、车内既可以清楚看见沿途风光，又可以清楚看见掌握方向盘的火车司机。这种车速度很快，比一般火车快两三倍，一路不停车不让车。上车后每人发一个厚牛皮纸袋，上面用中法两种文字印有“如遇呕吐请入袋内”，说明车速确实很快，容易引起呕吐，一路上很多乘客都呕吐了，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晚上12点，“米许灵”在红河边上的河口停下了，从这里跨过红河大桥就是越南的老街，河这边是中国边防军，对岸是法国兵，乘客在北桥头下车接受中国边防军检查签证，整个过程很简单，一会儿就结束了。车到了南桥头乘客又全部下车接受法国兵检查签证，法国兵检查得很严格，在每个乘客的护照上签证，并贴上一张中文印刷的注意事项，注明那些地方有军事设施严禁进入等等，大约停留半小时继续前行，没再停车。
我是第一次出国，在越南所经之处都是一望无垠的被绿油油的秧苗覆盖的平原，令人心旷神怡。19日午后，“米许灵”顺利抵达越南海滨第一大城市海防。签证后我随乘客走出车站，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不免有些茫然，正踯躅街头，一个黄包车夫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拉着车迎面向我跑来，我向他打个手势，用越语说：“波兰街7号”。他还以为我会越语，其实我只是在出国前简单学了几句而已。黄包车载着我一会就到了“波兰街7号”，脚一踏，车停下了。我按响门铃，马上就有人出来开门接我，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来人是我在武汉时的同事，绍兴人王鸿儒。王鸿儒见到我非常高兴，从武汉沦陷后我们就没见过，异国重逢，怎能不高兴。王鸿儒先帮我付了车钱，再接过我的箱子迎入室内。
这是一幢花园似的别墅，院内种着香蕉树和各种热带花草，幽静而别致。我就在这里住下了。
海防市并不繁华，街道房屋都很一般，但是海上交通便捷，每天都有巴黎上海等地的轮船。我在国内就知道，海防市有一家四川旅行社，我的旧同事重庆人黎永瑞在里面工作。我想去会一会这个老乡，就先用一张纸条写上“四川旅行社”几个字上街去问，这里有的人认识中国字，老年人认识中国字的更多。中国文化在越南有很多遗存，有个土地庙还贴了中国对联，书店里也卖中国书，我意外的在那里买了一本《雷雨》剧本。当我持纸条问一位老人时，他主动把我带到了四川旅行社门口。看到门口用汉字写的吊牌，我心里就感到很亲切。
黎永瑞见到我，高兴自不待说，当看到我穿着一身青色冬季西装时，他立即催促我换成夏装，不然要惹人笑话。他指着周围的行人说，你看，这里一年四季多是夏装，从来没有见过冬装。
除了黎永瑞，华茂公司原驻贵阳办事处主任李建夫（重庆巨富李奎安之子）也在这里，李建夫在越南“四川省银行”工作。两位老乡就经常陪着我游览海防，黎永瑞在越南不到一年，已经能流利的讲越南语，还会简单的法语，那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流行法语。他们还带我去游览了越南首都河内市。
三、河内风景从头说
河内附近最著名的风景区是桃山，那里有海滨浴场，高级旅店酒楼，在海滨可以看到从海上归航的渔船，船夫将刚捕获的鲜活海产品送到酒楼来，客人可以马上吃到最新鲜的海味。我是第一次到海边，也是第一次吃海鲜，真是大开眼界大饱口福。我们在海边流连往返，直到晚霞满天才转回河内。
意外得知，河内有一家四川饭店，作为一个四川人，能在这里见到四川饭店，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便一起去找到了那里。去的时候正是中午，饭店外面停了几十辆小车，看样子还很气派。饭店大门上用汉字写着“四川饭店”四个醒目的大字，让我感到很亲切。走进餐厅，里面的设备布置和国内一样，杯盘碗筷也和国内一样，只是菜单是用中文和法文两种文字书写的（奇怪的是，在越南首都竟没用越南文字）。来进餐的大多是西方人，越南本地人几乎没有。我们兴致勃勃地坐下来，迫不及待就想和老板叙叙乡情，既然是四川饭店，老板应该是四川人吧。老板来了，却是个广东人，对四川一无所知，连四川话都听不懂，我们完全无法交谈。听说厨师是个成都人，但正忙于厨事，无暇来陪我们聊天，我们大失所望。
在河内，我们还去了著名的箭湖，参观了博物馆，博物馆里不少文物来自中国，有的附有文字说明“1900年来自北京”，算一算，正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一年，当是法国侵略者从北京抢去的。那时我们都很年轻，爱国热情很高，胸中像一团或在燃烧，看到这些，不禁十分痛恨帝国主义的凶残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那时河内有一个令中国人很感兴趣的地方，就是河内高朗街27号中国头号汉奸汪精卫曾经的住所。1938年12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行政院长汪精卫携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叛逃越南，同月17日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次年3月20日夜，几个爱国志士潜入汪精卫的住所，对汪开枪射击，不料判断有误，只杀掉了住在隔壁的汪的秘书曾仲鸣，而汪精卫却得以幸免，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刺杀汪逆未遂案。这是一座3层楼的小洋房，四周是矮墙围着的草坪花园，我们去时事情过去还不到一年，那里依然警卫森严，我们是在不远处的一家公园眺望的。
河内市区绿化很好，法国梧桐枝叶繁茂可以蔽荫，街道整洁讲究卫生，无一人乱丢果皮烟头随地吐痰，法国人很讲礼貌，路上偶尔相撞必定回头道歉。但是中国人在越南是受轻视的，警察经常要我们出示护照，如果是东洋鬼子他们就很客气，一看是中国人马上态度就变了。我们乘游览车上剧院都是买一等位子，这些位子一般都是法国人坐，警察总是说我们坐错了，不相信我们买得起这样好的座位，坚持要察看我们的票，我们不理他，他一再要看，最后看了才相信了。黎永瑞年轻气盛爱骑马上街奔跑，他有意触怒警察，然后策马飞跑，弄得警察苦笑不得。
越南人就像亡国奴一样，不能上中学，不能进高级娱乐场所，乘车不准购甲票，在机关只能做低下工作，总的说来，在法国人眼里，越南人毫无政治地位，是低贱的下等人，各方面不能和法国人平等对待。
四、住进香港六国饭店
在越南住了20多天，我转乘海轮“威尔逊总统”号去香港，这是我第一次坐海船。我坐的三等舱下铺，沙发床，非常舒适。乘客们喜欢聚集在船头，就像重庆的“扯谎坝”一样，摆摊设赌的就有好几起。大海茫茫一片，水天一色，几天航程中，我早上看日出，晚上看灯塔，感觉新鲜有趣。船主是个美国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时站在领江台上向乘客讲海上的故事，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解除旅途寂寞。
经过两天多的航行，轮船抵达香港，这也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心里就有些欣喜。远远地看见港口外有明显的导航标志，严禁闯入危险区，似有一些圆形黑色的球状物漂浮在海面，有人猜测是水雷之类的东西，因为这是多事之秋。下船时经过海关，英国兵来检查行李，手执粉墨在行李上画几个字，就表示通过，也有人给英国兵塞点“包袱”，不检查就过关了。
我住进香港六国饭店，这是一家豪华的旅店，靠近湾仔海滨，我住二楼房间，开窗就是大海，满目都是到翡翠一般碧蓝的起伏荡漾的海水，站在阳台上可以观看海上日出时绚丽多彩的朝霞，看到掠空而过的翩翩飞舞的海鸥。室内家具陈设古色古香，十足的中国风味。每间屋都有电话一部（那时电话还很稀有），有事打电话服务员马上就来，服务员均受过良好教育，待人彬彬有礼，进屋总是毕恭毕敬，双手捧一个圆盘，里面放有纸笔，请客人把需要服务的事项写好放盘中，然后弯腰慢慢退出去。为了保证旅客晚上睡眠好，每晚10点客房楼梯口就竖立木牌一块，上面写的是“上下楼梯，脚步放轻”。六国饭店的服务之周到，设备之豪华在国内是很少有的。
我在皇后大街找到了几个华茂公司老同事，他们对我的突然到来欢喜异常，此前我已经把钱汇到了他们这里，我向他们说明来意后，他们主张我去上海进货，那里价格低质量好，于是我便决定去上海。
香港是个自由港，来去方便，无须办任何手续和证件。这个地方中国人多，不受语言限制，讲四川话一般能听懂。街上和内地一样行人多是中国人，商店都是中国招牌。香港的社会秩序很好，社会道德风尚也很好，有轨电车都是双层，乘客自动投币（香港有一毫二毫银币，上面有维多利亚女王头像），竟无一个瞒混，也无人拥挤。街上清洁卫生，无人随地吐痰也无人丢果皮，来往行人包括各种肤色的人，都有礼貌讲文明。我是第一次看到两层楼的电车，坐在楼上看街景很赏心悦目。同事们陪我到处观光，去浅水湾，乘上山电车到最高峰太平山山顶鸟瞰香港全景，我看到山顶上有几处贴有总督的告示“军事要地，行人到此止步”，那正抗战烽火遍地燃烧的时候，香港属于英国管理，虽然暂时还无日寇铁蹄蹂躏，但是“军事”的影子已经随处可见了（香港于1941年12月8日沦陷）。
香港最繁华的街道就是华茂所在的皇后大道，商店装饰华丽，建筑宏伟，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大银行、大餐馆、大旅馆、大剧院都聚集在这条街上，白天车水马龙人流如潮，晚上五颜六色的彩色灯光连成一片，舞厅酒吧乐声不断，山上山下红绿灯光闪烁耀眼，广告牌到处可见，特别是中国航空公司楼顶上几个霓虹大字“中国航空公司”在高空一闪一现，引人注目，整个皇后大道一派歌舞升平的样子。
当然，香港也有贫民区，那里巷道狭窄房屋破旧住户杂乱，还有架棚居住的，举目可见晾晒的破衣服，住户多在街上摆菜摊擦皮鞋或者做流动小贩，生活很困难。
不少香港人对国内的抗战非常关心，他们通过报纸了解抗战局势。每天天刚亮，报摊和报童就开始卖报，这时大家都要千万注意，不要买到汪伪政权办的报纸，一定要买爱国人士办的报。我在香港天天买的就是《大公报》《华南日报》。
香港人爱好足球运动，每周六有足球比赛，前一天报上就大吹大擂的报道：“球哥球嫂，请上加山”，包括双方球队队员的名字都登出来。我也到加山看了一场球赛，是南华南甲对香港队，著名球星有陈德辉、谭筠干、包钢门（门将）等。
我还有幸碰巧看到了庆祝英皇寿诞的阅兵游行，全副英军装备的官兵列队过市，其实除少数是英国人外，都是中国人。
香港到九龙有轮渡，很方便，九龙有家电影院在香港售票，持票往返九龙可以免船票，我们乘船去游览了九龙，在九龙看电影，九龙给我的印象是冷冷清清，不如内地一般县城，被称为住宅区的就是最繁华的地段。
在香港玩了半月后，我又乘海轮前往上海。船过广东汕头时停船卸货半天，乘客可以上岸观光，我没到过汕头，想去看看，刚走下码头就看到几个全副武装凶神恶煞的日本兵，我才猛然想起，汕头已经沦入日寇之手，于是马上就想起几年来从电影、画报、舞台上所见的日寇的残暴狰狞面目，心里立即充满了仇恨。担心日本兵来盘问，我是从内地去的，可能会有麻烦，想回船又来不及，只有硬着头皮像没事一样走上去。还好，日寇可能知道我们是临时停靠，没有来盘问，我虚惊一场。
五、既然来上海了就安心玩吧
轮船到了上海，停靠黄浦江边，随即乘车到上海九江路280号华茂上海分公司，分公司大多数人我都熟，分公司经理郑玉书原来是武汉分公司经理，和我关系更好，他们以为我是到上海出差，就写信到重庆总公司要求留我在上海工作。总公司回信说好久没我的消息了，不知我的去向。这时父亲来电要我早点回去，我就谢绝了郑玉书留我在上海工作的好意。算了算时间，离开昆明快两月了，当初天真地以为一月就可以回去，哪知道出来就由不得人，到上海就已经是4月初了，事情还没有一点进展，不免为当时的想法感到好笑。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有东方巴黎之称，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同事们都要我好好在上海游览一下，我想既然来了，就安心玩吧。
我所住的九江路紧靠南京路背面，属于公共租界，自上海沦为孤岛后，邻近地区的人都拥向租界，一时人口骤增，市场更加繁荣兴旺，楼台饭馆舞厅剧院经常客满，置身其间，似乎把战争烽火忘得一干二净，俨然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者的天堂，有钱人的安乐窝。租界就像是另一个世界，各行各业照常营业，货物集散运输繁忙，电讯畅通秩序安定。
租界周围是华界，分界路口设有电网和其他障碍物，各有武装守卫，没有一定手续不能通过。
公司里的同事李心六、曹伯宇（均圣约翰大学毕业）、何继刚、周勤国等几个都是上海通，精明过人，能讲流利的英语，也能讲广东话。他们常常带我去舞厅。上海舞厅大致分三等。一等有管弦乐队助舞，舞票一元三张；二等黑人乐队，舞票一元五张；三等广东乐队，舞票一元十张。我们常去的都是高等舞厅，如百乐门、丽都、仙乐斯、大沪等等。这些舞厅布置华丽装饰高雅，舞池宽敞可容舞客一两百对。百乐门是舞池是玻砖嵌的，五光十色的灯光不断变化，稍一不慎最易滑跌，丽都舞池是圆形。像这样各具特色的豪华舞厅上海只有十来家。舞女坐在舞池周围，待客起舞，音乐一响舞客纷纷进入舞池，任选舞女共舞。有的舞厅还印有介绍舞女的传单，上面有姓名年龄相片爱好如唱歌奏乐等，有的舞女还会讲洋径浜英语。舞票一元三张，每跳一次给票一张。同事们都不要我付钱，也教我跳舞，但是我一直不敢下舞池。为了学会跳舞，我一个人悄悄跑到南京路背面的大路舞厅去跳舞，这是一家三等舞厅，一个舞女带着我边跳边学，很耐心地教我。我在舞池里有一次无意中撞到一个男士身上，那男士回头非常凶狠地瞪我一眼，想同我生事，我赶快向他道歉。教我跳舞的那个舞女轻轻对我说：“小心，他是汉奸，汪政府的人”。我为了息事，马上离开了，从此不敢单独进舞场。
李心六还经常约我去赌场。租界有几家赌场美其名曰夜总会，我们常去的叫华人夜总会。每次出发前大家约法三章，一是，每人身上最多带五元钱，即使输光也只有五元；二是输家不能向赢家借钱，借了可以不还；三是来去必须同行，不准单独行动。去夜总会乘坐出租汽车公司银灰色小车，车号为40000，到了夜总会大门，两旁着白色服装的儿童迎上来很礼貌地问：“先生哪里来？”，然后为我们付车费。
夜总会多设在偏僻幽静的地方，面积宽大，如同花园，五颜六色的彩灯，绿树成荫的花径。里面分设各种赌场，如轮盘、牌九、花宝、马股等。每个赌场室内面积约有200平方米。最吸引人的是牌九，押宝的人人山人海，下注特别大，有个老太婆是划支票，每次都在千元以上，可能是个大资本家，夜总会一定了解她的底细。我们参加的是花宝，桌面上绘有川牌各种从1到18点的圆点，醒目的“大”“小”两字分写左右，即3点~10点为小，11点~18点为大。凡押大字的三颗骰子摇出来总合在10以下，一元赔一元。三颗骰子摇出来有两颗点子与押宝者相同，一元赢五元。如押三个6，摇出来正是三6，押中者一元赢500元。以此类推。我们一般只押大小，风险不大容易押中。只要走进赌场就有人递烟安座，并发一个记录本，记每次出宝点数。宝官和服务员多为广东姑娘，如果这一注赢了，服务员就一把一把的香烟给你送来，你就多少给她点赏钱。押宝到一定时间可向宝官索取中西餐票或者冷饮票大烟票等，凭票可进入夜总会开设的中西餐馆免费点菜进食，惟有烟票是由打烟匠掌握，每票供应南土烟泡一盒约20颗，当场抽吸。此外还有露天舞场可以跳舞。夜深归家，夜总会自有汽车免费送回。我对夜总会的印象较深，每次都玩得尽兴而归却又没有花钱。
上海有名的土耳其按摩院我也去看过。按摩院大门内经常站立十来名姑娘，有土耳其姑娘也有中国姑娘，都穿一件白色褂子，胸前用丝线绣着自己的号数，你看中几号就告诉服务员，那个号数的姑娘马上就来了。土耳其按摩员每次二元，中国按摩员每次一元。按摩室不大，除一张齐胸高的窄床外，似乎一无所有。两扇大门敞开，服务员不时热毛巾来。所谓按摩其实就是舒筋捶背而已，按摩一次不超过一个小时，也无任何需索。
在邻近大陆游泳池的广场上，我看过一次世界著名马戏团——海京北马戏团表演惊人绝技，票价甲座二元乙座一元。记忆最深的是驯虎驯狮和大象下操以及高空表演。驯虎师将一只猛虎带到场上，那猛虎张开血盆大口，露出白森森的尖利的虎牙一阵咆哮，驯虎师却在这时把自己的头伸进虎口里去，只露出颈项在外面，如此惊险恐怖的表演，使观众惊叫不已，有的甚至以双手掩面不敢正视。天啦，要是猛虎忽然将大口咬合该怎么办？
上海第一家高级电影院是大光明电影院，我去那里看过几次电影。有次正好碰上首轮上映新片《三笑》，前几天报纸纷纷报道将由剧中主演李丽华登台唱主题歌，门票很快哄抢一光，不料到了演出时才宣布李丽华因病不能到场，改由演米田共的演员韩蓝根主唱，顿时全场哗然，哄闹近一个小时。电影院强行开映，观众中有一个人站起来揭下头上的大礼帽把电影放映机的镜头罩住，放映被迫中断。最后大家不欢而散。大光明电影院是当时最豪华的电影院，每个座位下面装有电光指示排数号次，便于观众在黑暗中找到座位。如果是上映外国影片需要翻译，就加收一角钱，每人一个耳机插在座位后面听同声翻译。
位于南京路闹市区的大世界是上海最大的娱乐场，门票只要两角，里面有京剧汉剧粤剧杂耍评书清唱魔术相声或其他地方戏，每一剧种一个剧场，愿看什么就看什么，不再买票。上下楼有电梯，一天成千上万的人拥进拥出，十分热闹。在这个地方，正好可以隔江遥望八百壮士死守不退的四行仓库。
还到上海黄金大戏院看过马连良唱《草船借箭》，看过周信芳和李万春的演出。郑玉书经理特别带我去东方书场看最有上海风味的滑稽笑剧，观众多是上年纪的老人，我们爱好不同不感兴趣。
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事在著名的“一品香”旅馆打牌，兴致来时，我忽然忘记了身在上海，竟然摸出口琴吹奏“义勇军进行曲”，茶房听到后立即赶来制止，说：“楼上住有日本人，如果被他们发现就完了”，我赶忙收起口琴迅速离开了旅馆。
在上海，抗日志士的活动一直在秘密进行，有一次我们在一家酒楼吃饭，忽然枪声大作，原来是国民党的特工刺杀汪伪汉奸，双方发生了激烈枪战，顿时四座大惊乱成一团
六、日本小汽艇直直地朝我们开来
我没有忘记来上海的目的是购货，朋友们说，上海的小五金是内地最缺的东西，于是我就买下了20000元的小五金。这时父亲又连续来电催我回家，我也差不多把上海游遍了，是该回家了。但正当我准备离开上海时，从战场上传来的消息却让我一时没了主张，日寇铁蹄踏向东南亚，正在大举攻陷越南，滇越铁路已经被截断，我已经无法从原路经越南返回贵阳，我该怎么办？
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沪川运输公司经理陈国梁，沪川专门冒险承运上海至内地的货物，我慌不择路，就把货物交给了沪川，说好了由他们设法转运到温州，我去温州取货。一切准备停当后，我只身登上沪川的合作伙伴德国船“海鸥”号离开上海，德国和是轴心国，日本不敢对德国船无礼。当“海鸥”号从黄浦江缓缓驶出时，回望高楼林立的上海，想起在那里度过的难忘时光，想起那些待我如兄弟的同事们，想起九江路280号，心里不免有几分惆怅。这一别，又不知何年何月重游上海了。
轮船从黄浦江驶入长江口进入大海，眼前又是一望无际的海浪，这时我才知道，“海鸥”号没有一个明确的路线，而是根据临时掌握的情报，哪里没有日本兵船就往哪里开，虽然名义上是德国船，但是也不得不随时提放着。
轮船停靠的第一个港口是普陀，这是日寇侵占后又撤走的地方，这里显然刚经历过战火，昔日的佛教胜地繁华港口已经空无一人，举目只见处处断壁残垣，一群野狗在海滩上追逐狂吠，对之不禁黯然神伤。
“海鸥号”在普陀停靠约半小时后继续起锚前行，驶往石浦县。据我们所知，此时石浦还在中国军队守卫中，如果我们能顺利到达石浦就回到了国占区，一切都平安无事了。辽阔的海面上天清气朗海鸥相逐，一直没有发现日本兵船的踪影，于是“海鸥号”大胆地加速前进。远远的已经看见了石浦县城，过了一阵，慢慢靠近海边，能看见城里的房屋，只要再穿过两块岸边的大岩石就可以靠岸了，大家都为之庆幸。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忽然从大岩石后面飞快地驶出一艘挂着日本旗子的小汽艇，直直的朝我们开来，命令“海鸥号”停止前进，我的心一下都紧了。日本小汽艇一会就来到了我们面前，几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登上“海鸥号”，迳向船长室走去，踏得甲板噌噌噌的响。我知道事情不好了，但是还是心存侥幸，希望船长能说服日本兵放行。
一个小时以后，日本兵回到了小汽艇上，轰隆隆地发动出海，我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看见“海鸥号”掉头尾随小汽艇而去，石浦县在我们身后慢慢消失了。
遥远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船体，“海鸥号”随着小汽艇慢慢驶向那个庞大的船体，当靠近后才知道，那就是我们早就知道却从未见过的航空母舰，舰上停着三架飞机。我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也不敢打听什么，心里七上八下，只能尽量强迫自己保持镇静，听天由命。想到我们是在德国船上，应该是安全的，也就松了一口气。
“海鸥号”被命令停靠在航空母舰旁边不准行动。夜幕降临了，海浪轻轻摇晃着船体，这本是很有诗意的，可是我却浪漫不起来，我知道，我整个生命都栓在了这个船上，随时可能发生的任何不测，都可能毁掉我的一切，我还年轻，家中父母还在等我回家，我还很多事业要做。我就想着这些，迷迷糊糊到了天亮。
早上刚起床，就听见航空母舰上发出巨大的机器轰鸣声，原来是三架飞机依次起飞，往石浦县实施轰炸，远远地，我看见三架飞机向下俯冲投弹，然后又向更远的地方飞去，一直消失在天边。
这时“海鸥号”起航了，我还以为会继续走昨天的方向，谁知竟掉头开向上海，我在告别上海后仅一天，又返回了上海，重新回到同事们身边，劳而无功，徒受惊吓，真是郁闷已极。
七、日寇霍的一下拔出军刀
我不能再陷在上海了，我的货物可能已经起运，我必须到温州去提货，再相机运返内地。可是，我怎么走呢，所有交通都被日寇封锁了，看到他们耀武扬威的样子心里就紧张。我四处打听去温州的路线，有人告诉我，从内河可乘容三四十人的小木船去钱塘江边的乍浦，再渡江到浙西国占区然后去温州，只要穿过敌占区到了国占区就什么都好办了。我对上海周围的地形不是很熟悉，这一条路线到底风险有多大，我心里没数，但是我一心想着回家，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在黄浦江畔登上了一艘木船，开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归程，我能顺利到达乍浦吗？就算到了乍浦，还只是个开头，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前途是凶是吉？路上将会发生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敢预测，只有凭着命去闯。我有些后悔自己在贵阳时作出的这个很糊涂的决定，我，一个缺少社会经验的孤零零的人，要穿越日寇的占领区，穿越两军交战的封锁线，穿越战争制造的无人区，辗转数千里回到战时首都重庆，这是一条多么艰险的道路。
木船离开了上海滩，沿着黄浦江缓缓上行，我已经没了上次乘坐“海鸥”号时的那种情绪，只想早点离开，早点回家。木船上行速度很慢，两岸的风光次第经过，这就是从前在书上见过的所谓江南水乡风光了，宁静秀丽水静无波，风光确实很美。河水浅不过二三尺，宽不过三四丈，两岸田土高出水面三四寸，终年无旱涝之虞。河里养鱼，属于自己主权的河面，在分界处两端都用密密的竹片深插，防止鱼虾串户，船只来往，竹片自然伸缩。但是此时美丽的鱼米之乡已经全部沦入日寇之手，河上间或有日寇驾机动船往来飞驰，激起阵阵浪花。沿江上行，两岸随时可见醒目的大标语如“建设东亚共荣圈”“中日共存共荣”“实现东亚新秩序”等，下款仍和内地一样写的“中央宣传部”或“中宣”，对之不免感伤之极。
木船一路上还算顺利，经过金山进入了浙江平湖。木船停靠平湖码头，远远的就看到两个腰挎军刀面孔狰狞的日本兵带着一群汪伪军向我们走来，我的心不由得一下揪紧了。我虽然身上持有上海商会的证明可以证明我的商人身份，但是我皮箱里还有一份出国护照和一本中国分省地图，这有可能暴露我的四川人身份，四川是抗日指挥中心，日寇对四川恨之入骨，他们如果知道了我的四川人身份，我会不会有危险？
“检查！检查！”日寇身边的汪伪军大声吼着，我心里越更紧张了。正在这时，日寇已经登船走到我面前，伪兵大叫着要我拿出证件来。我慌忙伸手去上衣袋里去证件，一下指头碰到证件的大头针上，忽然疼痛出血，把指头缩回来放到嘴边吹。我这一忽然出现的意外动作让日寇大吃一惊，霍的一下把军刀拔出来向我高举起。我吓得说不出话，心里咚咚直跳，我知道日本人根本没把中国人当人，随时屠戮中国人就像家常便饭，他手里的刀也许就要劈下来。这时船老板赶快过来解围，满脸堆笑的把事先准备好的三个尖形大纸包塞到日本人手里，还一连说了一大堆好话，日寇才收起刀停止了检查。大纸包里是什么，我不敢打听，也许是食品之类，这可能已经成了惯例吧。
平湖县城里有伪县政府张贴的告示，催促群众按期缴纳税款等。县城里挂的旗帜恍眼看去也是和国民政府一样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但仔细看就发现旗的顶端加有黄色布条，这就是汪伪的标志了。没有到过沦陷区的人很难想象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那滋味真是痛苦莫名。我当时是一个热血青年，在平湖县城，看到许多中国人胸前都佩带着一个“顺民证”，我心里感到无比的屈辱与伤心。所谓“顺民证”就是将贴有照片的证件用小玻璃框装好挂在胸前，这些顺民见到日本人都是点头哈腰卑躬屈膝，尽量表现对“皇军”的尊重，那副亡国奴的样子实在难看，但是转念一想，他们也实在可怜，一旦沦落入敌手，就如同任人宰割的羔羊，不像这样就无法生存。
八、金色的光芒照到了国旗上
下午一点木船终于到了位于钱塘江东岸的乍浦。钱塘江在这里与大海相接，波澜壮阔气势宏大，说是江，其实已经是海湾了，地理上称为杭州湾的就是这一带。在乍浦午饭时，不止一次的有人来问我“过不过江”，过江就是回到国占区去，我一心一意就是想的过江，怎么会不过江呢，关键是来问我的人可不可信，我凭什么去信任他们？想来都好笑，我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明明在自己的国土上，却像一个时刻提心吊胆的偷渡客，这就是山河破碎国土沦丧的锥心之痛啊。
别无选择，我必须尽快找到过江的船，我与一个船老板经过秘密协商谈好了价钱和上船的时间地点，就钻进一家茶馆一边喝茶一边静静地等待着天黑。茶馆外，一辆日本军车满载着手持刀枪的寇兵来回行驰杀气腾腾，路人避之惟恐不及。茶馆里的人说，他们每天都要来很多次，借以显示“皇军”威风，我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太慢，日头迟迟不肯西落，心里想着晚上的事情，充满了深深的忧虑。
终于等到了傍晚时分，船老板派了一个人来茶馆带我上船，我像见到了救星一样马上起步跟他走。此时乍浦街头行人已渐渐稀少，往来巡逻的日伪军也收兵回营了，全城一片平静，但是这种平静反而让人感到更加紧张，好象冷不防就会从哪里冲出一队手持军刀的日寇。带路的人在前面催我快走，不要东张西望，到了船上就好了。我就这样紧紧张张地穿过了乍浦城来到江边。
十几艘古老的楼船一字儿停靠在江边，都是趁着夜色过江去浙西的，令人沮丧的是，每艘楼船高高的桅杆顶上都挂着一面很大的日本太阳旗，在黄昏中闪耀着惨淡血红的光彩。我还来不及去感叹这些，就被带路人把我拉上了船，上船后发现，已经有不少人先到了。船老板向我们交代了注意事项，包括不准大声讲话，不准点灯等等。我被指定在楼上船舱里就地坐下，黑暗中感觉地上有些什么圆圆的东西，原来舱里装满了红枣，我也不管，就在红枣堆里坐着等开船。
江面上忽然开来了几艘日本舰艇，轮机声轰然响起，探照灯的光柱向停在江边的船只来回照射，不时传来几声喊话的声音。我照船老板的吩咐躲在船舱里一声不响，心里七上八下，生怕发生意外，断了我的回家之路。
几艘日本舰艇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一直到深夜11点以后才渐渐远去。这时海天一片漆黑，只听见海风一阵阵呼啸，船老板悄悄命令起航，船伕们收起锚链，将帆高高地扬起来，楼船就在海风中踏着波涛离岸而去。这时我想起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其实李白当年哪比得上我此时的激动心情。
这是一条生死之河，河东是日寇占领的人间地狱，河西是中国军队守卫的前线，到了河西就到了自由祖国的土地。这也是一条从黑暗奔向光明的河，我们在漆黑的夜里起航，一分一秒地投向光明的彼岸。这是我人生穿越的最惊险的一条河，发生在这条河上的每一个不可预见的意外都可能毁掉我的一切甚至生命。
我就这样又冷又饿地坐着，静静地听着舱外的风浪声，等待着希望的到来，等待着黎明的到来。毫无疑问，那是我经历过的最难熬的一个漫漫长夜。
天刚蒙蒙亮，我听到船老板在船头上大声疾呼：“我们已经到了钱塘江西岸！日本人管不了我们了！”这可能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令人激动的一句话，我从船舱里一下跳出去，看到了一道最美丽的风景：船老板迫不及待地跳起来伸手拉下了挂在桅杆顶上的那面丑陋无比的膏药旗，立即将事先藏好的我们的国旗升了上去，这时，一轮红日正好从海天之间跳跃而出，金色的光芒直直地照到了国旗上。全船的人都站在那里，猛然间爆发出一阵哗哗哗的掌声，人们又是跳跃又是拥抱又是欢呼，有的像疯狂了似地欢笑，有的却像泪人似地流泪。我不顾一切地掏出口琴吹起《义勇军进行曲》来，满船顿时都响起了高亢激越的歌声，这歌声一直没地方唱，已经在心里憋了好久好久啊。
几分钟时间，大家经历了一场跨越生死的狂欢，下船后，大家赶紧互相认识，原来大多是爱国学生，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凡是滞留在沦陷区的大中学生只要在毕业前一年赶往内地就读，文凭依然有效，这些学生就为了赶往内地才冒险过江的。他们辗转来自不同的地方，当下纷纷控诉日寇在京沪各地的暴行，说到伤心处热泪滚滚。有几个学生把枕头芯撕破，把他们秘密珍藏的证件取出来往天上抛，以示庆贺。像火焰一样燃烧的爱国激情，一下就把大家的心连在了一起。
九、持枪战士大声喊：“什么人？站住！”
这是一大片银白色的沙滩，是中国军队的东海最前沿阵地，也是日寇经常来犯，中日血拼的最前沿阵地，走在软软的沙滩上，我们心里有一种非常神圣的感觉。我们都没有军事常识，正在纳闷沙滩上怎么没有中国士兵守卫时，忽然发现了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早已森严壁垒，纵横交错的坑道比比皆是，坑道口上端为泥沙掩蔽，每个坑道口是一个炮位，战士坚守在岗位上注视着前方，随时准备迎战来犯之敌。
在沙滩上前行不到１００公尺，忽然听见一持枪战士大声喊：“什么人？站住！”。我们听到这声音不但没被吓到，反而倍觉亲切，这比在敌占区听到日寇的叫喝声时的感觉大不相同了。
持枪战士一边喊一边向我们走来，问我们从哪里来，要我们跟他一起到连部去。我们跟他到了连部，这是一间破旧的民房，墙上挂着烟熏火烤般的军事地图，看得出已经屡经战火。站在地图旁的一个年轻的军官回过头来非常客气地询问我们：“你们从哪里来的啊？”。他一开口我就听出了，他是四川老乡！在此时此地能见到四川老乡，是多么难得啊，我心里一阵激动，在这战火纷飞的最前线，就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守卫着我们祖国的神圣领土，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我是四川忠县人”，我抢先答非所问的向他自我介绍。“我是四川江津人”，他把亲切的目光投向我。这样一来，气氛马上就融洽了。我向他讲明情况出示证件并讲了一路上惊心动魄的遭遇，他说：“来到这里就好了。对了，你们吃饭没有，我请客。能见到你们我也很高兴，这里是战场，平常根本见不到人，更见不到老乡”，随即他叫一个战士带我们去连队伙房吃饭。
饭后，连长对我说，这里是抗日第一线，老百姓早已跑完，到处都是空荡荡的。日寇多次来犯均被击退，他们还俘虏过两个日本兵。他们将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与阵地共存亡，至于能否生还四川江津老家，想都没想过，他的许多战友都已经为国捐躯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战死沙场。他叫我迅速离开这里，因为这里随时都可能发生激战，危险很大。
连长带着我来到一条简易的公路旁，为我叫来了一辆牛车，“战争时期，只能这样了，你们就坐牛车走吧，到前面不远有一个村庄，去那里再转木船去绍兴。老乡，前线军务在身，不敢稍有懈怠，就不远送了，一路平安吧”。
我十分感谢这位连长的真诚关心和帮助，和他挥手告别后，我踏上了前往绍兴的道路。几十年来，我一直记着他，一个战斗在抗日最前线的中国军人，一个英勇无畏而又感情丰富的男子汉，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热血青年。在后来的惨烈战斗中他也许早就战死沙场了，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民族才没有灭亡。
十、我看见了敌机座舱里的飞行员
绍兴到了，这是一座美丽的江南名城，穿城而过的小河静静地流淌，河岸两边是典雅精致的房屋，街道全是一色的青石铺就，连接两岸的是一座座横跨小河的石拱桥，每家每户门前都系着小船，小船是唯一的代步工具，人们轻轻地摇着橹，小船飘然往来于潋滟波光之中，即使在战争年代，绍兴也显得非常的妩媚宁静，商店照样营业，行人照样悠闲自在，仿佛没有一点恐惧感。
著名的绍兴老酒就出在这里，街上到处都是酒馆。历经千辛万苦来到绍兴，不好好喝一次绍兴酒岂不可惜，我找了一家小酒馆，要来一罐绍兴老酒，对着门前如画的水乡风光自斟自酌，不觉喝了个半醉。
我一心想着到温州去转运我的货物，离开绍兴后再往前行，到了诸暨县，又转乘汽车经义乌县到了金华，再经丽水乘船去温州。
丽水是专区所在地，位于瓯江上游，这里风景非常美丽，我情不自禁的在这里住了几天。这是一条与众不同的河流，丽水者，美丽之水也，水清见底，碧绿无痕，整条河宁静得没有一点波澜，约两三丈深的河水里，可以清楚地看见鱼儿游在河底，就像在玻璃缸里一样。最奇特的是丽水上往来的船只，既可以手打桨，又可用脚摇橹，船伕一个个像神仙世界里的人，飘然而来，飘然而去，悠哉游哉，乐在其中。
从丽水乘船去温州，经过青田县时，我特地去参观了刘伯温庙，刘伯温（刘基）是号称前算500年后算500年的明太祖军师，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刘伯温庙在青田县对岸瓯江之滨，傍岩临江，气势雄奇，岩上古藤倒悬流水潺潺。一路碑石林立，因为忙于赶路无暇细看。到了刘伯温归隐的石洞，若有仙气袅绕，使人忘乎所以，据说当年刘伯温从这个石洞走进去就没有再出来，洞口有碑文专记其事，姑妄听之。
青田县产异石，人称青田石，是镌刻印章屏幛的最好材料，堪与寿山石媲美。我去参观了采石场。这里开出大小不一的石头，大的一立方米左右，都运进城去加工。城里几条街几乎都开设有石刻店，先将石头锯破，再按天然花纹取材琢磨加工，类似山水者依样刻为山水，类似人物者依样刻为人物，其次按石头大小刻一些形态各异的飞禽走兽，最小的才做成印石。青田石远销海外，当地不少人因此到国外去设店，就地琢磨加工销售，成了华侨。
终于到了温州，心里一阵狂喜，可是一打听，才知道我的那批小五金还没有运到，不觉有些失望。不过想想也不奇怪，正在战争时期，我从上海一路过来不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吗，那批货要运过来想必也是千辛万苦啊。我别无选择，只能在温州飞鹏巷交通旅馆住下来，耐心地等待。我孤身一人旅社寂寞，过几天就去码头上询问货到没有，回答都是还在路上，到底什么时候运到谁也不知道。我只有在悬念中继续等下去，不料这一等，就是整整三个月，回想起当初离开贵阳时竟然以为往返只要一月，真是幼稚可笑。
温州是位于温州湾的一座海滨城市，交通方便商业繁荣，但是，由于这里离日寇很近，整个城市随时都在战争的恐怖中。近在咫尺的温州湾里就停靠着日寇的一艘航空母舰，敌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几分钟就到达温州城，我们听到空袭警报时已经来不及跑了。城外原来设有高射机枪阵地，只要敌机来犯就用高射机枪还击，后来敌机专门疯狂轰炸高射机枪阵地，我方被迫撤离。敌机知道地面已经没有了抵抗，就更加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的低飞投弹或者扫射。据说来温州的敌机都是教练机，这伙强盗把温州当成了他们练习投弹杀人作乐的实习场所。
有一次听到警报后，我慌忙逃进公园里躲藏，公园里有一座小山，可能只有二三十米高，这是温州城里惟一的山，也是全城的最高点。我在山上清楚地看见了敌机低飞时座舱里的飞行员。尽管每次投弹不过两三枚，中弹大多是江边堆放木料的地方，死伤并不多，但是仍然很吓人。
慢慢摸出了规律，一般天气晴朗的日子，敌机就会来轰炸。于是，我和旅馆的几个商人约定，每逢天气晴朗，我们就一起租一条木船划到瑞安县方向去躲避。谁知这也不是办法，有一次，我们的木船刚到梧涎乡，敌机就临空了。我们立即靠岸往附近果园狂奔。不料敌机是专门来轰炸梧涎乡的，就在我头上盘旋低空扫射，我一头钻进果园，看见敌机往东来我就向西跑，敌机往西来我就向东跑，就像赛跑一样，那个紧张的气氛简直难以言表。连续狂奔了几分钟，敌机才呼啸着远去，这时我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
敌机为什么要轰炸一个小小的梧涎乡呢？事后得知，原来温州专署为避空袭搬到这里来了。
盼星星盼月亮，三个月后，我的货终于完好无损地运到温州了。
十一、永远不尽的是远方的天际线
在温州认识了一个四川商人，叫张子才，他也和我一样在温州等货，我的货到温州的同时，他的货也到了，于是我们结伴同行回四川，我们的货共装了两部卡车。
出门那天我起了个大早，提着那个跟随我走遍半个中国的皮箱跨进汽车司机台，在我身后的车篷下拥挤着十多个面有菜色的逃往后方的难民，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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