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的核心词是“市”，“城”为“市”提供保护。如果有“城”无“市”，它就不是现代城市，而是古老的、为战争和权力服务的政治军事城堡。商品交易对自由的要求，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城市总是充当贸易中心的角色，或者说贸易中心最终会发展为城市。市民生活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要求，是现代城市文化创意的基本动力，这一点使得城市摆脱农贸市场（城乡物质和金钱的简单流通）的单一性，从而形成城市自己独立的“文化—经济”循环圈。文化创意使城市消费活动更加平等、文明、优雅。没有文化创意产业，城市就只能是一条寄生在乡土物质链上的寄生虫。
目前，国内的许多城市在文化创意方面上刚刚起步，但成效尚不明显。它们一方面还在极力维护自己的“城堡”性质，以便利用行政权力控制和调配各方资源；另一方面，又满足于简单的“农贸市场”性质，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链。在这种城市中寄生着大量的寄生虫。他们靠耍嘴皮子生活，比如传播小道消息，声称认识某某官员，可以批条子，甚至有人专门靠带路为生（将你带到某某官员的小姨子或二舅妈家）。比较而言，上海和深圳这两座城市，在文化创意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发起“创意城市网络”活动，旨在通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世界城市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目前分为设计、文学、音乐、民间艺术、电影、媒体艺术、美食7个主题。经批准加入该网络的城市被称为创意城市“XX之都”，已有柏林（设计之都）、爱丁堡（文学之都）、塞维利亚（音乐之都）、里昂（媒体艺术之都）、阿斯旺（民间艺术之都）、布拉德福德（电影之都）和中国的深圳（设计之都）、上海（设计之都）、哈尔滨（音乐之都）等20多座城市加入。
2010年12月6日至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在深圳召开会议，其中有“新科技、新媒体与文学”专场讨论。作为“设计之都”的深圳，与文学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呢？“创意城市网络”概念中的“文学之都”，应该与两项指标相关：第一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第二是文学活动和文学产业。作为第一个“文学之都”爱丁堡，在这两个方面都比较出色。就作家而言，有写历史小说《艾凡赫》的司各特，写冒险故事《金银岛》的史蒂文森，写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柯南道尔，写“垮掉的一代”代表作《猜火车》的欧文·威尔士，写魔幻小说《哈利波特》的罗琳，等等。人口约50万的小城爱丁堡，是世界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此外还有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边缘艺术节、图书节等。更重要的是，其畅销小说的创作和出版风靡全球，占据了世界出版市场的巨大份额。
单纯从文学创作角度看，面对巴黎、伦敦、纽约、彼得堡等城市，爱丁堡并不突出；面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文学，深圳也不突出。但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看，爱丁堡的文学十分突出。深圳有没有突出之处和新的可能性呢？新的城市，新的文化环境，往往是新的创意和创作发生的温床。深圳也不例外。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深圳文学创作就露出了强劲的创新势头。如缪永《使出欲望街》、《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薛忆沩《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等，无论是艺术水准还是市场冲击力，都是不可估量的，遗憾的是他们迅速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否则，缪永等深圳作家在90年代中期的小说创作，会掀起“先锋小说”之后的又一高潮。谢宏对当下都市经验的描写，细腻准确。此后，青年作家盛可以，凭着《狗日的信仰》、《无爱一身轻》、《杂种》等中短篇小说高调出场，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王十月的“打工文学”也是如此。曹征路的《那儿》因其关注底层生存状况而诱发争鸣，可见，深圳的文学创意能力是强劲的。可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如今都离开了深圳。
从单纯创作上的创新力，走向文化创意产业意义上的创新力，需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文学的影响力（包括市场传播效力），是城市文化创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生产特点是创造性和开拓性，对新生事物的敏感性，以及对语言和形式的再创造能力。它的生产环境和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环境是一样的，要求自由、宽容和多元。一种文学产品的出现，或许在当时并非消费主流，但只有它具有将要成为消费主流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性尚不确定，都应该宽容地对待。多元文化与市民社会对多元性、差异性的要求是一致的。强调多元化、尊重差异性，是文化创意的最好土壤。（20101203，为会议所写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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