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前现代的农耕时代是“经验的时代”，所以人们总是以面向过去（的事实）总结今天的经验；现代的工业社会是“体验的时代”，人们用理论和经验总结并预知近期将要发生的事；后现代的后工业社会是“理论超前的时代”，人们用新的理论来展望和预言自己未来的生活状况。于是，歌德在前工业社会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终于在后现代被改写为“理论之树常青，而生活之树是灰色的”。后现代性超越了现代性而成为一种长期的预测，似乎未来世界是观念理论引导的。
一 当代中国“新四化”：现代化、城市化、升级化、生态化
西方已经走向“理论常青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正处于“生命体验的时代”，于是，升级、拓宽、突破、超越、扩展、身体感，就成为这代人的精神轨迹。今天的青年人，成为从旧的“经验时代”蜕变出来又仰望“理论时代”的中间人。他们从生活话语方式、日常行为模式、时尚态度中，呈现为生活娱乐化、文化流星化、生命肉身化、精神平面化，并在一种“新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改变着东方人的想象、城市的色彩和气质、周边的环境和思维方式。
“追新”成为从前现代过渡到后现代的时代标志，集中表现在“升级化”上：电脑在升级，病毒也升级；邮箱在升级，垃圾邮件也升级；游戏在升级，黑客也在升级；消费主义在升级，恐怖主义也在升级；身体在时尚升级（暴走、LOMO、街舞、纹身），精神却在降级（疯病、自杀率、酗酒、下半身写作）；肉体在人工升级（色发、减肥、整容），灵魂却在沉睡中降级；学费在升级，教学质量却在降级；留学热在升级，海归却在贬值中降级；自然科学在三流中争取二流，人文科学的一流却在颓败中成为三流；生活方式在多元升级，精神生态却在颓败降级……如何使升级不成为一种外在的无根的形式，使生命不成为没有价值含金量的转瞬过渡，真正实现人的精神和存在的生态平衡，我们还必须往深处思想。
新世纪中国正走向“新四化”之路：工业化（成为各国工业化产品的廉价劳动力和中国生产基地），城市化（城市数目50余年翻了五倍），升级化（不断抛弃旧有的存在方式升到新的台阶），生态化（从自然科学生态化中开始走向人文精神的生态状态）。从社会学角度看，当前的“升级”现象，源于中国正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其明显的标志是，在全球化中城市在扩大，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大改变，城市和乡村的边界在软化中逐渐消失。
在走向现代化中，第三世界的城市不得不扩大。城市空间与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紧密相关。按照德国社会学家的说法，现代化有十项指标，中国只在人均寿命达到70岁这一项上合乎要求；另一指标是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60%以上，中国还没有达到（仅达到30%左右）。所以，未来的社会图景必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面积迁徙。如今政府已经确定在五年之内解决自由户口问题，到时候任何人只要想到北京定居都完全合法和可能。这样，我们就面临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无穷的膨胀、其他乡村逐渐萎缩的局面。这种膨胀过程中，不仅可以看到建筑空间扩大升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城乡双向价值碰撞问题：一方面，小城市农村人口向大城市迈进，所带来的烙印般的前现代乡村价值、故土信念和生活方式，遭遇到城市多元生活方式的碰撞和冲击。农业社会必须转向工业社会，而在这转型中农民处于社会权力的末端而无力消费。加上城市下岗职工增加导致城市购买力下降、城乡恶性循环，拉不动的内需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可以说，候鸟式的“民工潮”不仅是农业的危机，更是整个中国经济危机的表征。另一方面，大城市人口大量向海外迁徙，又遭受到西方和东方文化断裂的冲击。所以，这个迁徙就变成了一个非规律性又合规律性的过程。非规律性是有钱就可以迁徙，而合规律性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我们的社会学家、建筑学家、艺术家，能为从农村到城市、从前现代到现代都市、从现代城市向后现代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大多数人向海外迁徙做出怎样的解释呢？西部作家张贤亮发现，黄河文明被很多人遗忘了。我们知道，夏、商、周是黄河文明。这位著名作家开始“卖黄河”。他说西部卖的是“荒凉”“苍凉”，是卖一种理念。而张贤亮卖黄河的理念是用小水晶瓶装一瓶流经甘肃、宁夏的黄河水。他并没有出卖黄河，黄河还在奔腾不息。但是带着这瓶水走的人带走的是一种观念———带走了黄河作为母亲河的精神。这就是一种“理念现行”。
观念的变化、升级的阵痛以及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断裂所导致的“文化失根”，将在半个世纪内持续震撼中国人的心灵。但是我们也乐观地看到，昨天的郊区变成了今天的城市、今天的郊区将变成明天的城市。1949年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共有132个城市；2004年中国已经扩展到近700个城市，扩大了五倍多。而且根据目前发展的事态，小城镇的城市化将进一步扩大，从古代开始的“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土”、永远把农民固滞在土地上的方式，今天随着户口制的改变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尽管在现代化的城市变化中，所有迁徙者都遭遇到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模式冲击和调整，但随着这种迁徙，人们的艺术审美方式和人栖居的方式同样将发生诸多变化。
二 与西方同步的“升级”：文化断根和消费主义症候
在两个世纪的落后中，醒悟了的中国民间层和精英层懂得了“赶超”话语，于是在超速拓展和信仰的升级中不期然地面对了两个严重现状：一是农民的文化断根问题，另一个是“新中产阶级”白领的虚假幸福意识。
C.怀特·米尔斯认为：“文化断根造就了这批无信仰、无历史的非英雄，私有财产与地位的脱节又促进了他们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虚假意识’。与以往阶级不同，新中产白领以没有统一的方向和‘政治冷漠’自成一类。他们从旧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模式中流离出来，被抛入新的存在形式，却找不到思想归宿，只能将就地‘在失去意义的世界里不带信仰地生活’（韦伯语）———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升迁和业余消遣，以此补偿精神懈怠与政治消极，犹如徘徊于美梦与梦魇之间的梦游人。”可以说，农民离乡离土进入城市，其个体人格、尊严、价值并没有受到相应“升级”的尊重。人们往往把他们看成是“劣等族群”、一种“非我族类”的“盲流”，由此引发了农民群体对城市群体的阶层式的仇视。当“向往”与“仇视”混为一体时，社会该怎样去理解他们？每年春节都有农民像候鸟一样飞向北方家园，春节过后又像候鸟一样从北方飞向南方。中国就在这种流徙中加大了铁路、公路以及饮食业的重量。
另一个现状是，新中产阶级白领层感到城市扩大但住房越来越缺乏“诗意栖居”意味，于是到农村郊区修建别墅成风。别墅升级得越高、自身也越空洞幽闭，出现了人的肉身安顿在巨大的建筑空间中却找不到精神归宿之所的现象。失去意义、丧失信仰的生活使得金钱直接成为当代人的信仰，在金钱位数升级的同时不断地感到离具有超越意义的幸福越来越远。
当代各阶层人士，相当一部分人说不出自己究竟是否幸福、为什么幸福或不幸福———居无所在者有失去家园的不幸，深居大宅者也有失去生活感觉的不幸。那么，幸福生活怎样才可能？是不是在“升级”想象中房子越大、钱越多就一定幸福？这种幸福的匮乏状态，昭示了一个重大问题———“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生成了一种据为己有意识：永远获取最好的商品，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世俗享受据为己有。然而，消费主义具有双重欺骗性。人们过去重幸福，现在谈自由。似乎如今每个人都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路。只要有钱就可以选择任何属于自己购买力和升级力的物品，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同样升级；似乎提供了消费者的自由就完全解决了自由。事实并非如此。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在关于福利和幸福的承诺中，设置着习焉不察的虚假命题。消费主义的欺骗性在于：允诺的是一种幸福的普遍性———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其另一欺骗性在于，它设定了一个虚假命题：一旦你提供了消费者的自由，你就完全解决了自由问题。这样，自由事实上被降格为了消费，它藐视了“自我实现原则”。作为人而言的自我实现，并非单凭物质就可以满足。物质满足仅仅是最基本的层次，而精神的满足、身份的满足和价值实现的满足更为不易。当代不少人的精神狂迷不是源于物质的匮乏，而在于精神的空洞化和价值基因的稀释化。
不妨说，在“升级”中价值本体论正悄悄发生着变化。美国进入中国市场使用了三“片”策略：一是“薯片”———麦当劳，它修改了新一代的生活方式编码和存在意识；二是芯片，芯片是电脑的心脏，连同操作系统进入全世界、成为电脑网络的基本平台；三是大片，它从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和影视国际资本运作和行为模仿上，修改了全世界人所遵循的本土文化价值编码。这样一来，人的本体论就加速了转型的进程：从最早的自然本体论、神性本体论到17、18世纪的“理性”本体论，再到19世纪的“意志”本体论、20世纪的“欲望”本体论，人类确实经历了五个本体论转换。转换到欲望本体论以后，不管是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还是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都说明了一点：“下半身写作”肯定会走向历史的前台，人类将越来越获得肉身的解放。这意味着，欲望的解放和肉身的满足正在成为精神溃败以后的当下显在话语。
对此，当代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能做什么或者能做好什么？笔者很怀疑。当代俄罗斯戏剧家导演了一出戏剧，戏剧情节极为简单：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学老教授请三个女学生到家里晚餐并长谈。这位老教授重复了当年孔子“问志”于弟子的做法，却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三位女学生各自都有令人难以想象的另类生活方式：一个爱上了一个吸毒者，一个非常关注同性恋问题，一个很喜欢滥交群落。三个学生的生命观，尖锐地否定、消解、嘲弄了老教授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彻夜长谈后，老教授彻底崩溃，并像海明威一样自杀身亡。原因是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学生对吸毒、滥交、同性恋满不在乎甚至欣欣然接受的态度，他再也无法建立与世界、与他者的正常联系，而死于自己与世界联系的瞬间切断。这出戏剧给现代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人们一个警钟：大学如果排斥人文科学的学者担任校长、如果不以人文科学为重点之一、如果不以精神生态重建作为教育的核心，一味地跟随西方教育的形式主义（考试主义和学位主义），将使高等教育走向违背人性的地步。今天的教育使人们储存了海量的信息和知识，却空前地感到自己不幸福。21世纪最大的学问不是“知识学”，而是“幸福学”。
进一步说，当代科技、城市空间、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使当代人的感知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交流方式、身体权利、生死问题、虚拟空间和普世伦理发生了重大的断裂和出位。人们可以不再说文革时的“官话”和“套话”，但可以在经济动力下说“黑话”“糙话”。今天“网络化”的语言粗俗以及“闪族”不期而至，使得当代图景更为扑朔迷离。
与西方同步出现的中国“闪族”，往往在几分钟内在某个重要场所聚会，穿同样的衣服、呼同样的口号，而后一声号令、瞬间消散。近来成都春熙路就演出了这样一幕：一些十七八岁的中学生突然到闹市，正点时大家一齐套上酒红色外套，做同样带有性暗示的动作，在警察来到之前全部散开。这是一种时髦的青春语汇，它表明在电脑时代肉身体验范围逐渐变小、其它感官功能日益荒废的情况下，肉体感觉往往只好通过非正常的途径获得。这种青春身体感，代表了对传统的完全扬弃和对自己另类自由生活的无边张扬。今天的升级时代，这个庞大的教育机构和艺术文化机制已经很难阻挡青年人的所做所想。因为他们坚信两条：一是另类自由，二是无边自由。
面对“升级”时代，我们不仅应在世界巨大变化中感到时代前行的脚步，也应在精神生态平衡中看到未来世界整体图景。在现代化与农村问题没有真正互动、城乡矛盾激化没有认真重视之前，仅仅谈论城市新新人类的身体感“升级”现象是不够的。只有一个民族的和谐发展、国家均衡发展、城乡矛盾有了合理的解决途径、在身体感时尚感升级的同时精神也获得升级的勃勃生机，这样的“灵肉升级”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才具有当代精神生态平衡的价值依据。
三 文化媒体权力与精神生态复归
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即全球资本主义化中的跨国媒体问题。全球资本主义即是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新的传媒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产生。这只能以跨国化的对立面，即民族主义/大众特色这一级来定义。知识分子可以用传媒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同这个平台进行充分有效的合作（罗素、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同传媒都成功地多次合作）。如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曾经同出版商、报人、广播电台打交道一样，在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除了在大学讲堂上讲授思想学术，还可以接受电视采访、在各种媒体讲演，在网络解答网友的问题，甚至在数据库中成为今日大学远程教育的良师。当代媒体在权力话语中同时也可能具有平民化、圆桌会议化、多元声音化特征。这种形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民主可能性，有赖于网络文化自身的理性节制以及网络法规的健全。网络民主意味着文化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独断声音的消失，而使对话主义、多边主义、多音对话成为常态。这对于文化制度的创新，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从来都是多重联系的。底层的民间文化往往有刚健清新的东西，上层文化也有油滑和暮气沉沉的东西。两者只有在不断摩擦、砥砺、整合中对自我加以扬弃。
传媒发生着巨大变化。电影、电视，电脑、多媒体、网络正在各领域加速改变着文化的创造和接收内涵，传统信息播撒方式正在边缘化。关于读图和文字的重要性，学术界争论不休。如果进一步贬损文字的价值，未来世界可能是读图战胜读文。读图是从人类史前时期文字未诞生前的原始图画开始的，有了文字以后人类得以将自己的心灵奥秘储存在文字密码中。但是在后现代图像时代，人们开始对文字的功能持怀疑态度。问题的焦点在于“图文并茂”是以图为主还是以文字为主？有人从文字方面来分析杜牧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认为这28个字几乎是废话，如果用画面来表现只需要第一镜头“清明节”，第二个镜头“雨纷纷”，第三个镜头“问牧童”，最后是“杏花村”。后来摄像师说不需要十二个字，只需要四个字“节”“雨”“童”“村”。他认为这证明了图像大于文字、高于文字、精于文字。
笔者不同意这种过分片面的看法。确乎如此，诸如台湾蔡志忠等用漫画来解读经典《论语》《道德经》等。但孔子在陈蔡挨饿可以画叙事图景，而《论语》中最重要的观念“仁者爱人”怎么画呢？老子《道德经》五千言最重要的一句话“反者道之动”又怎么画呢？蔡志忠画漫画只能在孔子的嘴边拉出一个符码，里面套上文字“仁者爱人”。
应该说，图像是丰满的表象、文字是深刻的灵魂，图像是原生的存在、文字是内拓性的超存在。文字和图像应该互动互补。知识分子之所以叫知识分子，在于操持了书面语。但是在流行语汇盛行的时代，书面语的中心位置逐渐让位于口语；而今天的口语底线难保，口语行将败给图像。一大批号称引领世界潮流的知识分子精英，家在何处？路在何方？今天的路该怎么走？如果出现这样的文化变迁，当代中国艺术又该怎么表达？
另外，中国在城市变化、空间变化和心理变化中有一个焦点，即是GDP增长问题。GDP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物质的增长。GDP增长中有两个界限，第一个界限是，达到人均1000美金这个标准表明处于前现代走向现代时期，又被称为“第一次现代化”，其主要目的是让人们能够获取经济上的中等收入和物质消费增长；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金以上，就意味着“第二次现代化”的来临，其表征为：不再热衷于物质，而是关注精神的提升。可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一半导体零件，从19世纪最初造价到现在的价位已经下降了400万倍，另一方面，在拍卖市场上中国画的价位最高已经达到了5000万以上，提升了几百倍。这说明国家内在的心理空间和消费空间变了，物质产品的价位看落，而文化产品的价位看涨。
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告诉我们，如果把西方看成最终解答人类困境的一个根基的话，那就大错了。笔者认为，应该张扬的是“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换言之，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只要是曾经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的，今天都应该把它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加以共享，因此不再是全球化、西化或所谓的美国化，而只可能是人类化和世界化。说到底，现代化路径有着不同的争议。一是认为现代化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又被称为第一次现代化；另一种是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化，称为第二次现代化（也有人称为后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基本上是物质输出，第二次现代化则强调多元差异、强调精神价值的合法性，不再用物质文明来简单评述。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途径而不是西方的途径，也不是人类惟一的途径。
转型时期的艺术并不是以流行为美；艺术转型不是跟潮、也不是个体的简单对象化，艺术只能是人的本质的审美化。这种本质审美化意味着，它必须超越昨天的我和现在的我而成为另一个新我；艺术是艺术家和艺术共同超越的结果。当代艺术在变迁中离开了自己的根基而变得轻飘。但文化艺术的重量最终在于人的本质的重量。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浊者无法变清，清者容易变浊。“凡圣在一念之间”。在修为和返修为的一瞬间，艺术家就选定了自己艺术价值的命和运。
四 倡导具有生态意义的简单生活和消费
韩国的金京一教授在《孔子死，国家兴》一书中引述说：1995年，在韩、中、日三国曾有一份民意调查，问“东方的儒教文明，能成为现代世界普遍指导理念吗？”在被调查者中对此持肯定者，韩国有90%;中国22%;日本63%。这一份民意调查意味深长，中国知识界应该警醒。冷战结束使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北美经济军事的发达一体、欧洲经济货币的统一，而亚洲统一的排头雁问题成为相当敏感的问题。于是，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在文化上争首言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如近些年文字印刷界和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之争，已引起各方的关注。
Angus Maddison 在《世界经济：千年展望》（巴黎2001年版）中有一条重要的统计信息：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公元元年到1000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它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25%左右。也就是说，中国当时这么小的一个地盘，却占人类的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在公元1000年到1500年间占23%。在这1500年当中，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综合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是从公元1500到1800年间。这300年间，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得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这时，工业化文明使得西方迅速崛起，准确地说在1820年左右，GDP第一次和中国持平并且超过。换言之，我们落后了200年，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落后一辈子或者永远落后下去。在中国和西方的这种差异当中出现了一个特征，就是公元1820到1850年，中国第一次最大限度拉开和西方的距离：1820年的欧洲人均GDP是中国的两倍，1850年以后，高出9倍；而美国与中国人均GDP之比则高达15.6。短短30年，中国一下子就落后了，这是经济方面。
同样有资料显示：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1955年，中国的GDP尚占世界总量的4.7%;到了1997年，中国的GDP所占比例却跌至3.5%。也就是说，我们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
另据“世行”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占GNP比例分别为102位、113位。中国现今的人均财富仅列世界第162位，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明，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在未来可能会更穷。这导致了中国文化自卑主义持续百年之久。如今，全球化问题被许多人误读和争论。在许多人心目中，现代化就等于西化和全球化。这样，世界上就只有一种现代化模式、一种全球化模式，全球化就是全盘西方化。可是他们没有想过，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要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为什么在工业文明的黄金时代梭罗会远离尘嚣静静地写《瓦尔登湖》？为什么米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美国社会引起那么大的共鸣？
中国的消费主义、崇洋媚外和拿来主义盛行了一个世纪以后，中国的传统编码被消解殆尽，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她存在于世界的意义。在中西交流中，我们拿来太多而输出太少，以至于今天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笔巨大的中西交流的“文化赤字”。希腊奥尔菲神庙上铭刻着一句神谕：“认识你己”。
面对历史扪心自问，我们对于自己处身的文化究竟了解多少？世界对于中国又了解多少？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形象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穿越种种迷障和幻影，恢复被误读和遗忘的文明以本来面貌？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再也不能像灰姑娘一样等待西方来发现来表述。笔者赞成赛义德的观点：我们能够也必须自我发现和自我表述。
面对消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应提倡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简单生活方式和简单消费方式。消费主义“身体”扩张与全球同质化潜在逻辑，使中国的消费主义日渐明显。一些反对消费主义、张扬绿色生态生活方式的人认为：现代化或现代生活不是高楼、汽车、病毒、荒漠、沙尘暴，真正的优质生活不需要太多人工的雕饰和超过需要的物质炫耀。如今西方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生存方式的弊端，中产阶级更悄然兴起了“简单生活”———把家搬到乡村，自钉木板房，不使用过多电器，挣有限的“薪水”，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空气、阳光。社会学家认为：这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少就是多”的“简单生活”，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也许，简单的生活、简单的消费，就像托尔斯泰晚年素朴的生活，可能会重新呈现出魅力。
事实上，人对外界空间的无尽征服，已使人变得越来越渺小。现在科学家们基本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太阳系不只是一个，而是十亿个甚至更多；我们面对的浩瀚时空大限，宇宙也不只是一个，而是复数———数十个或上百个。在这个复数的宇宙中，发光的物体只有百分之五，有百分之九十五不发光的物体默默地主宰着宇宙的命运。在其中，人只不过是一粒灰尘；人类所做的任何事情，对于茫茫宇宙来说都微不足道。
英国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环境在恶化，百年后海平面将升高而使沿海城市淹没。而南极冰层的最终消融，其破坏一方面是将使冰川下深冻的数百万年前仍然存活的瘟疫病菌随洋流传播，人类对这种病菌没有任何免疫力；另一方面，南北极的冰层融化后海平面将升高70米，这意味着沿海国家的日本将沉海、威尼斯将在海底、中国很多海边城市都将被淹，人类上万年的富饶平川都将沉在海底！如果盲目扩大城市、过度消费自然资源、增加温室效应，未来世界将并不美妙。因此，人类的未来应该是东西方所共同思考的未来，也是在东西方对话中生出新世界蓝图的未来。
笔者曾经问学生，池塘里边的荷叶，第一天出现一片、第二天出现两片……终于有一天，它掩盖了半个池塘：用了49天。那么荷叶全部掩盖池塘需要多少天？回答是还需要49天。笔者说错了，仅仅需要一天！当事物在以几何级增长的时候，切记不要认为它还很远而不居安思危，更不可以因为危险尚远而掉以轻心。其实，危险不在所谓的“后天”，也许就在“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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