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您的书中曾经说到过女性“内心的黑暗和爱”，写作是疏解的很好方式，一般女性“内心的黑暗与爱”也许就没有这么好的方式去输导，您的作品很多都是关注到女性的心理世界，能否聊一下这个话题——如何面对内心的黑暗与爱。
虹影：对你这个问题，我自然想到21年前的一个情景，２１年前的那个夏天，我躲在北京郊外一个研究生院里面，特别害怕，特别紧张。那个时候流言很多，老百姓都跑到商店里抢食品，买米，买面，买很多可以放得很久的蔬菜。我们也跟着几个朋友一道去，买挂面、土豆和胡萝卜。每天都很紧张，随时都可能被人带走。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根本不知道我在重庆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也从来没有想过那里的家人会是什么样的。在我的《好儿女花》里面，就是２００６年，我才知道母亲当时也是处于很紧张害怕之中，她天天跟我的父亲说，她要到北京来找我，不管北京是什么样的情况，她都要找到我，因为她没有我的任何消息，以为我死了。
在这之前，母亲就跟她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我这本书里面她的一个最好朋友王孃孃一道过江，到重庆的城中心，那儿有很多学生聚集。她几乎是天天那儿，给他们送一些自己做的凉面。她想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她对我的那种爱和关心。那时我心中只有国家的命运，根本想不到我的母亲和家人，我没有写信回去过，甚至打一个电话。在那之后，母亲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她要上北京来找我。我的父亲就跟她说，你去北京也不行，你去了只会添麻烦，而且你根本找不到她。
父亲坚决阻止她。于是我的母亲就用另外一个方式，买了一束菊花放在家里花瓶里，这菊花第一可以代表她的思念之情，第二，她放在那个观音的面前可以求观音可以保护我平安。
之后，我从北京到上海读书，都没有给家里写一封信，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哪里。一直到我要出国的时候，那是91年年初我才回去看了他们，那时我也不知道母亲经过了与我一样特别恐惧，特别难熬，特别难受时期，而且都不知道我生死。但那个时候我理解母亲根本不知道。在我心里，反正母亲都是在那个地方，而且母亲都是在那里，我不用担心她，我也不用害怕。只要我回到家就可以见到我的母亲，然后就可以吃我母亲给我做的饭。
我到英国留学，几年后写《饥饿的女儿》，其实对我的母亲还是同样的感觉，我只是理解了她当年把我生下来，敢把一个私生子养大，她顶着所有的压力，带着所有的恐惧，面对整个社会对她的不公正的待遇。她把这个家支撑下来，维持这个家的完整到生命结束时。那时，我以一个女儿的心态来写一个母亲，即使当时我从英国回重庆看母亲－－我写《饥饿的女儿》最后的阶段，我对母亲还是不能够理解。直到2006年９月我从国外飞回重庆看生病在床上的母亲，也是她死之前一个月。她拿出一顶孩子的帽子，给我唱《小燕子》，我还是不太清楚母亲其实是在对我告别。我问母亲：“为什么会给我唱这么一个小孩的歌，为什么会给我一顶帽子？哎呀，妈妈，好像我小的时候你没给我唱歌，这个歌是我小的时候给我唱的吗？”
母亲说，“小时当然给你唱过。只是你不记得了。”
一个月后，我的母亲去世，我回重庆奔丧三天，然后返回北京，我突然明白，我母亲是知道我怀孕了，她就是在给我一种祝福，母亲有千言万语要跟我说，却都化成了给我一顶帽子，希望我有另外一个生命可以拥有，可以爱我。给我唱《小燕子》这歌其实是表示她从小就疼爱我。她从小就给我唱这个歌。可见，从小到大，我跟母亲的隔阂到什么个程度，我认为我和我母亲一直有距离，我们之间就像冰山一样的，其实我的母亲一直就在我的身边，一直在我的心里，而我一直在她的心里，我都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母亲去世了之后，我才马上明白了这一切。
这也是为什么写完一本写我小时候的成长，写我的母亲的《饥饿的女儿》之后，再会写一本关于我自己的生活、关于我母亲老年的生活的《好儿女花》。因为母亲不在了，所以重新来看自己的生活，仿佛你进入了一个世界，通过死亡这个事件，对你的身边的亲人你心里的亲人的回忆，重新来看自己的生活。你会发现过去的一切，忽略了好些地方，你会发现自己其实一直都是站在一个边上，好比就是一个筐子，你要么站在这个右边，要么站在这个左边，你从来不会进入这个筐子，看筐子里面的人，也不会明白以前那种黑暗，是堆积在灵魂深处的，只有爱和宽恕能掀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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