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制”是指经济存在两个价格体系，一个是行政规定的，过去称作“计划价格”；另一个是市场价格，民间自发而形成的价格。若特定商品的总量是一定的，行政价格越低则市场价格越高，这是其一；其二，行政价格的权重越大，市场价格就越高；其三，行政价格一定由补贴所致，而补贴则是将一部分人的利益无偿地贴补给另一部分人享用；其四，市场价格是供需关系的信号，行政价格的存在，灭失或扭曲着市场的信号系统。
中国的民间借贷，改革开放不久就暗中存在了，这是经济自发性所决定的。历史逻辑中，自发性一定是先于规定性，且规定性本身就脱胎自自发性。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定性，一个是基于自发性的规定性，为的是廓清动作规则，降低具体的交易成本；另一个是控制性的规定性，不仅是管制性的，而且是为得支配或占有。显然，中国当下的银行体系归属于后一类规定性，也就是说中国的信贷始终存在两个全然不同的价格体系。
当下的通胀势态下，存款利率低于物价指数，这有目共睹。而在某些具体时段，银行的贷款利率也跟不上物价指数，这意味着贷款中的利息补贴已经超过了资金成本。高通胀下的低利率，侵蚀储户的利益，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策动借贷向囤积资本物品流动，激励短期投机，促发对通胀的预期；而且更重要的是，政策性地造成资金供应不足，激发的并非是财富创造而是企业的寻租精神。所谓“寻租”，本意是：财富量没有增加的情形下，收益却获得超量的增加。
低利率的金融政策，在非通胀时期有着刺激投资的社会效果；而在通胀时期，增加投机性资金需求，则促动市场价格的上涨。资金需求增加，一定要求资金供给增加，也必然导致资金成本增加。但低利率政策直接抑制资金价格，鼓励资金投机并造就寻租，而寻租成为普遍现象，则说明已经形成利益交易的特殊“市场”，贷款做为交易品，“租”才是交易的目的，原理上判断，在财富总量未必增加的条件下，获得贷款，就能从这笔租来的货币中获得差量收益，比如囤积商品，比如转成其他形式的资本物品等。
一段时期以来，央行提高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当下已达18.5%。这分明是在紧缩货币供给，而同时加大需求的效应。货币供应量的相对减少，一定会上升货币交易的价格；以行政手段强制交易品的价格，也就是贷款利息，并不能控制市场中货币的真实价格，而只能人为制造并扩大行政价格与市场价格，包括市场的真实价格与私人借贷的价格，的差价。而对相当多数的借贷人，获得超量的租性收益情形下，毫无经营性风险与市场风险。低利率和高准备金，当然还包括“信贷额度”，三把政策性与行政性工具，制造起来当下的信贷体系。
比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非常清楚，如果那时被称作商品双轨制的话，如今的现象当称作“货币双轨制”；加上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股票市场景泰，毋庸置疑，金融双轨制比信贷双轨制更能准确说明其现象的经济含义。与那个时代甚为相同的还有，双轨制都是以身份识别为条件，符合身份条件，就可以转手批件或配额或许可证，即可以获得充沛的寻租收益；反之，身份不合，即使本原能够获得配给，但也会剥夺本来的供给。
当下大多中小企业就遭遇到这样的窘况，那些破产倒闭的企业，除却成本上升使得竞争力丧失外，其中相当多的企业是因为银行惜贷或拒贷令资金链断档，而其前，银行贷款本不是很艰难的事情。当然，同时也是因为银行的惜贷与拒贷，逼使这些企业步入私下的民间借贷市场，而这个市场，也在银行惜贷和拒贷的环境下，货币价格高涨起来，直至瞠目惊舌之态，令交易风险畸高，乃至促发暴力与黑社会更积极参与进来。
若势态不如此严重，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也不至于用作新闻的主调。中小企业贷款的交易费用，对银行说来，永远比大企业的巨额贷款来得要高，中小企业贷款风险也比大企业来得要高，但海量的中小企业是社会就业的基本面，这不仅为中国历程所证实，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这个事理近乎人人皆知，是执政者和管理者的经济常识，也是货币管理当局和银行当局的长期声称去努力解决的议题。一些国家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但中国却长期不能解决，情形时偶愈发恶劣，比如现在。
刚刚看到茅于轼的文章，他以为货币当局还没有看懂通胀的灾难性。我以为这样的说法欠准。当下的状态，若以货币政策来说，无非是紧缩还是宽松这两段间选择的三种可能的状态，即：通胀，停滞与滞涨，虽然开起来好似经济速度过热还是过冷的表象。这样，既可以理解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大致与鱼和熊掌要兼而得之差不多的意思。比照紧缩货币这样的颇可能休克的疗法，行政当局兴许更愿意过程性的苟且，因为实在无意识也无力作出制度性的变革。
既往的发展模式早已经被质疑并无以为继了，但凑巧的是，在犹疑的时候赶上了国际油价高涨和美国次贷危机。于是，大家都有问题的症状中，自己的问题看似也就不足为忧甚至不足为病了，制度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混淆在一起模糊了本质焦点。而真现象是，在西方是金融信用出叉，大企业尤其是信用型的金融与准金融企业风声紧张，而在中国，则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实业型中小企业鹤唳凄唏，虽然世界各国房地产业都呈现类似的低迷状态。
“寻租”不创造财富，但可以盘剥和掠夺财富，让国资委经济统计表的数字来得很是好看，尤其是国际大企业纷纷僵窘的日子里，这样的数字让行政当局自觉振奋，愈发坚信政治正确下的体制正确或制度正确。经济学理论告诉说，所有垄断都能造就寻租，且一定能够造就寻租。垄断必然使得经济结构扭曲，掩盖并推动效率低下；同时，垄断促进政治腐败，并在社会张扬腐败风气。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也只能是，劣化商业环境，歪曲资本人品，并最终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当下，若有效提高银行利率，一定能有效缩减投机性借贷，并逼迫投资经营不得不审慎；足够高的利息收入，使得民间对未来的预期安定下来，降低对资本物品的保值需求，增加消费性而不是增加投资性需求。法定交易费用的增加，当然会造成货币紧缩效应，减弱经济势头，但对相当多的中小企业而言，提高法定利息，能最有效地减少寻租空间，抑制腐败的同时，能公平地舒开借贷渠道，从而降低民间私下借贷的利息，维护企业生存与发展，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就业。
二十年前的双轨制，最终是以提高体制内物品价格来消弭两轨间价差来实现的。当下与地下市场借贷的利息差，也应当用提高银行法定利率的手段实现。而且，银行利率足够幅度的提高，促动的不是民间利率的提高，而是降低，这样的道理已经为人们的普遍经验所证实。纵然体制性的绝症非能由技术性处置而治疗，但价格（利息为货币的价格为理解）面前的人人平等，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正是这个原则的美好，才使得垄断、歧视、寻租等等腐败来得愈发面目可憎，为社会道义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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