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上陈凯歌的《赵孤》，近年来有了至少三个“现代版”的《赵氏孤儿》——分别由林兆华、田沁鑫执导的两个话剧版，和此番陈凯歌的电影版。之所以把它们统称“现代版”，除了时间上的切近之外，更在于他们对待古代经典的共同态度，即建立在颠覆、解构基础上的重新诠释；他们意图解构的共同目标，是《赵孤》原典中的忠义、大道，和在此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复仇主题。而他们用以完成这番解构的思想工具，则拥有着“西方”而“现代”的共同源头。
比较而言，在上述三个版本的《赵孤》中，陈凯歌的电影版对《赵孤》的“底本”尚属客气和敬畏，似乎意图在不颠覆原有复仇主题的前提下，以今人可以接受、理解的价值观为出发点，逐渐接近古人的义薄云天。陈凯歌对《史记》和元杂剧《赵孤》所做的最重要的“篡改”，是将程婴在“救孤”行动中的主动参与，改为被动卷入，从大义“献孤”，改为一系列阴差阳错之下的将错就错。按照陈凯歌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他要让这个壮怀的故事“回到常识”，要让今天的观众看着“可信”；为此，程婴也就顺理成章地从身负大义的“义士”，回归为在今日之“常识”价值观下可以理解的“好人”。
与之相较，林兆华版的《赵孤》对经典的解构最为彻底。在林兆华的舞台上，屠、赵两家之间的冲突、仇杀，被抽离了所有忠奸、正邪、是非之别，沦为历代朝堂上无数次重复的你死我活的政争。由此，赵孤的复仇不仅失去了根本的道德根基，甚至连赵孤本人也对复仇失去了动力，以至于当程婴试图用赵氏家族的血仇，和为了保存赵家一缕血脉而牺牲的若干生命，激起赵孤的复仇欲念时，竟不得不反过来接受了赵孤的一番“启蒙”——“您不懂，您不会懂的，不管有多少条人命，它跟我也没有关系！”随后他竟真的撇下程、屠两个仇家，和先天被规定的复仇使命，如释重负地追随晋灵公进宫享福去也。就这样，一个在经典文本中承载着春秋大义的英雄，变成了一个深得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精髓的古代中国的“赵跑跑”。古人的义薄云天，被拆解成今人的一地鸡毛。
而田沁鑫所欲解构的，似乎已不限于赵孤的复仇使命和道德根基，而是更根本的人生意义。当赵孤面对着双双因他而亡的养父、义父，绝望地高喊：“今天以前，我有两个父亲……今天以后，我是孤儿！”的时候，既没有复仇的快意，更没有大道得以伸张的凛然，有的却是对未来、对生命的深刻怀疑。
怀疑、解构，历来是现代主义思潮最基本的特征，对传统忠义大道的反思、解构，更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启蒙思潮中最深刻的主题。
但是，复仇是人类文明初蒙阶段最核心的文化母题之一，各民族流传最为广的史诗、悲剧中，复仇也是最常出现的主题。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复仇主题表达了人类最直接的情感诉求之外，在人类以法律为手段，把人的价值以会计科目一般地明细罗列、排序之前，同态复仇本身，就承载着以“私力救济”的途径实现正义的道义属性。也就是说，无论对于程婴还是赵孤，面对血海也似的深仇，复仇本身就是大道，一个能为赵家复仇的赵孤，远胜过一个开朗、快乐，却忘却了仇恨的赵孤。今人对此固然可以反思、否弃，但对于人类基本情感的否定，却可能自掘了文化的根基。
而在复仇之外，赵、屠之争的正义性，是三个《赵孤》版本又一个共同解构的主题（陈凯歌版在此稍有不同）。《赵孤》原典中，推动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人拼死救孤的根本动力，是赵孤身上所承载的忠良大义。如果没有这番大义作动力，仅仅为了赵氏的血亲复仇，程婴和公孙杵臼都没有足够的必要，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以今人之时空距离远观那时的大义，自然不难发现其中的悖谬，但在一个足够远的距离之外，人类皆为蝼蚁，忙忙碌碌或义愤填膺，其实却全无善恶和正义可言。因此，无情解构乃至否定古人的大义，其实就是在消解我们自身对道义的认可和承当。
艺术家有权改编、解构任何一部经典，三部现代版《赵孤》也都堪称一时之佳作。但三位艺术家同时向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原典”意义的《赵孤》的同一部位开刀，却不免让人有艺术之外的担心，那就是今人不仅不解古人之“义”，亦对超越功利价值的大义，失去了基本的信念和信心。这样的高远目光固然深刻，但人类若真的陷入这种道德虚无的泥淖，则每一个当下时刻都可能变得轻松快乐却茫然无措。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由于被解构了所有的崇高、大义，才变得如此快乐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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