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07年3月，重庆钉子户事件轰动全国。有评价这是中国公民维权的典型案例，也有人评价说这只是钉子户一家为了私利而采取的个人行为没必要标榜。现在回过头来看，您认为这件事情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郑也夫：重庆钉子户事件是2007年中国最有意义的事件。因为这是一次维权的胜利。只有蓬勃的维权运动，能使中国的法律不再空洞。维权活动大多是备尝艰辛与失败的历程。这次的重庆钉子户维权胜利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维权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接受。以往的维权多无果而终。学生考试，球员打球，都不能老输。老输的话，心态就不正常了。人们需要得分，需要进球，需要胜利。重庆钉子户的胜利是对正当维权行为的极大鼓舞。大家就可以跟着走这个道，社会生活中的博弈就有规则了，法律不再是空洞的了。

记者：维权是要靠个人来维权的，有评论说，重庆钉子户主人公吴萍是为了个人私利，您对此有何看法？

郑也夫：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些维权者面目可憎，为了私利，干扰小区改造，乃至破坏安定团结。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自利的。维权者以保护自我利益的面貌出场，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不让一些更有权势的人获得更大的私利。几年前，美国NBA球员罢工，赛季拖了几个月。有人可能认为球员挣的钱不少了，不该争了。但球员如果不争，这钱归美国民众吗？这钱就给资方，给俱乐部老板了。凭什么多给他们呢？同理，钉子户们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利益拱手让给开发商呢？安定团结的基础是公正，是利益的合理分配。

记者：可以称2007年是中国维权的元年吗？

郑也夫：我们找不到维权元年。过去也有维权行动，但都是惨痛的经历，无果而终。只不过，今天维权可以结果实了。2007年的这几个事件，多和维权有关系。从中能透视出一种趋势，未来十年，维权会是中国舞台上的大戏，意义深远。

记者：2008年会不会出现更多的维权个人？社会应当如何对待他们？

郑也夫：权利是社会生活的基石。权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个人有权维护自己的某些利益，法律将公民的权利写进自己的条文。公民通过法律知道自己保护自己。社会生活只能这么建立。只能每个人看住自己的钱包，看住自己的利益。能不能换个方式？不行。为什么不行？你最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儿，你最知道别人或轻微、或严重地侵犯了你的利益，他人没有切肤之感，看的不清晰。所以这是社会最经济的维持方式。而不是你的钱包我看管，我的钱包你来看管，这样的社会是乱套的。它远不如由一个个自私的人组成，这样社会才能构成一种平衡的格局。在这样的基本格局构成之后，不排除你还有利他行为，但最基本的是每个人要看住自己的钱包。没有了这个而去谈利他，是胡扯，容易被坏人利用。2008年，维权的果实肯定要比今年多一点。但仍然是一个艰苦曲折的历程。特别是微观地看，很多底层的弱势群体，还有艰苦的路程要走。要是有大面积胜利，就修成正果了。现在远远达不到。但一定是渐进的。

记者：维权将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

郑也夫：中国的维权运动，项目种种，大小不等，形形色色，这些年此起彼伏，席卷众生。在未来的十年中它将改变中国的社会生活，改变中国的面貌。我们的很多法律条文曾经是空洞的。这是中国法律的出身所决定了的。在现代的民主国家中，法律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产物，某弱势群体的正当要求，经自己的奋斗，以及强势群体的妥协让步，成为立法。而我们的法律制定时，多数利益群体及其代言人是缺席的。是法律制定者惧怕落后于世界文明的面子顾虑，而不是下层人民的切身需求，导致了法律条文的书写。它不是弱势者奋斗、强势者让步的产物。因此双方都没有从内心认识到它不是样子货。法律从来不会从天而降。弱势者在法律制定时缺席，只有靠法律制定后的入场来弥补，以自己的维权行动让权势者明白法律条文是坚硬的，不可漠视和亵渎。只有维权行动能为空洞的法律注入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