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家叶永烈在《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这本书中这样写道。一度，这句话频频出现于报纸、电视和广播中，现在，它已经成为人们口头上一个消失的句子；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发表了大学新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大讨论，如今，那些曾经在困难时期照亮我们精神领域的闪亮名字，也在逐渐隐去。30年前，如果文学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是一个火把，那么，30年后，文学肩负的意义已经没那么重，它已经回归本位和自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消费品。
作家不再是精神贵族。2007年，作家柯云路出版了一本名为《婚姻诊所》的图书，这本书的内容来自他在新浪名人博客上的“柯云路信箱”，在柯云路开博并将主要精力用于回答事关婚姻情感、男女之事时，一些喜欢他的读者、网民一时难以接受，这还是那位曾经写出《新星》的柯云路吗。而事实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代表人物，不只是柯云路在面向新的时代、新的读者群和新的阅读风潮妥协，张贤亮是最早一批下海经商的作家，刘心武上电视揭密《红楼梦》成为学术明星，王蒙批评刘翔、批评“新概念作文”，新书频出、老当益壮仍活跃在文艺界前线。余华、刘震云等文坛中坚派力量触电影视，易中天、于丹等学者型作家纷纷涌现，韩寒、白烨之争开作家网络骂战先河，作家洪峰上街乞讨，王朔为生计重出江湖……这一系列事件开始让人们疑惑，曾被称为精神贵族的作家，怎么成了一个倍受争议的群体？曾经高高在上的文坛，怎么也变得如此乌烟瘴气？“作家富豪榜”的出现或许能给出这些疑问一个答案：文字的禁忌领域被很大程度打开之后，作家群体在迅速扩张，而在泛娱乐化、泛明星化的时代，作家想要比较好的生存下去，和商业的合谋势在必行。
文学的贬值与升值。因为卢新华的一篇文章，当天的《文汇报》加印了150完份。柯云路的《新星》改编为电视剧后创下当年全国最高收视率。刘心武的《班主任》成为粉碎四人帮之后影响最大的短篇小说，那个时期，有无数中国作家在复制着刘心武一夜成名的模式，中国人对文学的渴求从未如此集中爆发过，由于电影、戏剧、音乐等艺术类型以及作品的匮乏，小说作家成了人们的代言人。对于一些反应百姓呼声的作家和作品的拥护，体现了当时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迫切心理，文学成了表达政治吁求的平台和窗口，于是，改革开放初期单就文学性而言并不强的那批文学作品，反而成了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价值的组成部分。网络的普及以及博客等载体的出现，使得全民写作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由此带来的文学贬值讨论，让一些人开始怀念和追忆文学的黄金时代，感叹当下文学的黯淡。文学真的贬值了吗，我不这么觉得，相反，全民写作倒是文学升值的一种表现，文学的“落入寻常百姓家”，提高了更多人的文字表达能力，它同样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全民文学欣赏水平的提升，对作家的写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作家力不从心，就是因为他们仍然沉浸在过去话语系统里，对身边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浑然不觉。
图书功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畅销书概念没出现之前，改革开放之后几年出版的文学类图书几乎本本都是“畅销书”，庞大的读者基数以及焦渴的阅读心理，使得每一本出版物的印刷发行，都成了读者的节日。紧张的阶级斗争结束了，敏感的文化氛围舒缓了，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图书被赋予了超越它自身的多种功用：人们通过阅读完成迷失自我的寻找，释放久被压抑的内心情感，穿过文学思潮的表面观察社会的变迁……买书、借书、换书、赠书，成为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文化行为。1990年中期开始，随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的增多，大部头的文集、丛书乃至假书，成为当时被称为“暴发户”们书房的装饰品，这是图书成为消费品最早的一种迹象。同期，伴随做港台文学在内地的流行以及民营书业的萌芽，图书品种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但是，图书内容的丰富并没有带来国民阅读率的上升，“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近两年，图书市场已经基本完成了作者的更新换代，改革开放初期成名的作家很多已呈退休状态，国内作家中的中坚力量也仅有那么十几位维持勉强畅销，取而代之的，是市场新宠80后作家和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写作新面孔。出书不再是作家的专利，网络成为培养作家最大的温床。在网络阅读成为主流之后，图书只能在制作的精良和内容的细分上下功夫，它不再是炫耀身份的必备品，而成了一种休闲的生活日用品——书店里推着购物车像在超市购物一样买书就证实了这一点。
目前，中国文学虽不至于像前不久某位文学评论家所说的“中国文学世界一流远超西方”，但文学的多元化，的确描绘出了一个自由、开放、广阔的文学图景，当文学剥离掉本不属于它的沉重之后，才会呈现出它灵动的本色。在文学创作上，与以往相比我们应当具备更多的自信，相信有伟大的作品，正在经济和文化都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中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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