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看路遥作品长大的一代，路遥是我的童年情结。他是个泥土作家，他的作品更多关注的是乡土世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因此路遥作品扎根土壤和市场半径是宽广的，也极容易获得来自泥土天地广大读者的青睐。最近，有60位陕西作家为纪念路遥撰写的纪念文集《守望路遥》出版了。我以为，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种良心发现。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伤痕文学”之后，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是寂寞的。当代作家放弃了路遥式的痛苦体验和精神历炼，开始进入消费文学的创作。文学已不再是关注人类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东西，而直奔人生的欲望主题——满足浅阅读人群的纯感官需求以及私人化的情感需求。也许这是这个时代的特点：简单的快乐和简单的痛苦。

文学似乎不能逆转时代，但是文学应该对时代负有输出精神的义务。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路遥这样的精神路标；中国当代作家依然需要路遥这样的行动：“路遥入切地关注着生活演进的艰难进程，入切地关注着整个民族摆脱沉疴复兴复壮的历史性变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痛苦和巨大欢乐。路遥并不在意个人的有幸与不幸，得了或失了，甚至包括伴随他的整个童年时期的饥饿在内的艰辛历程。这是作为一个深刻作家的路遥与平庸文人的最本质区别。正是在这一点上，路遥成为具有独立思维和艺术品格的路遥。路遥的精神世界是由普通劳动者构建的“平凡的世界”，他在当代作家中最能深刻地理解这个平凡的世界里的人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并不特别经意而产生的一个，却成了这个世界人们精神上的执言者，他的智慧集合了这个世界的全部精华，又剔除了母胎带给他的所有腥秽，从而使他的精神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他的情感却是与之无法剥离的血肉情感。这样，我们才能破译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那深刻的现代理性和动人心魄的真血真情。路遥在创作那些普通人生存形态的平凡世界里，不仅不能容忍任何对这个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历史和现实的解释的随意性，甚至连一句一词的描绘中的矫情和娇气也决不容忍。他有深切的感知和清醒的理智，以为那些随意的解释和矫情娇气的描绘，不过是作家自身心理不健康不健全的表现，并不属于那个平凡世界里的人们。路遥因此获得了这个世界里数以亿计的普通人的尊敬和崇拜，他沟通了这个世界的人们和地球人类的情感。这是作为独立思维的作家路遥最难仿效的本领。就生命的经历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能在如此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造如此辉煌如此有声有色的生命高质量，路遥是无愧于他的整个人生的，无愧于哺育他的土地和人民的。（陈忠实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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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遥望路遥之路——写在路遥辞世十周年之际

初闻路遥离开人世的消息，是从广播里得到的，一如我最早接触他的成名之作《人生》。我的父亲是一位绝对文盲，所以他用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技术来帮助自己提高——很早就拥有了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收听广播成了我们一家人的习惯，我想我的文艺修养启蒙之师应是收音机。在我十三岁那年，就听到了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的同名广播剧，“高老师卖馍喽……”

真正读到路遥作品已经很晚了。在一本过期的杂志上，读到了小说《人生》文本。那时，电影《人生》已成为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而路遥本人已开始跟自己赛跑，强迫自己去完成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巨作。文坛已不再过份地关注他，据说这是路遥成名之后的真正渴求。当我阅读小说《人生》后，以我微薄的阅读积累和最初的人生经验，断定《人生》会成为作者一生都无法逾越的高峰。一直到路遥去世之后，正版和盗版的路遥全集泛滥于全国大小书店书摊时，才读到路遥更早的一些作品。如最早给路遥带来声誉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我把《人生》与《惊心动魄的一幕》做了一番对比，两篇小说的创作时距不足两年，但《人生》无论其艺术概括还是思想深度，《惊心动魄的一幕》不可望其项背。

路遥走了，走后极享哀荣，走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他从《人生》的巨大荣誉牢笼里突围出来，终于如期完成了他的自我赛跑计划，《平凡的世界》三卷出齐。对路遥而言，能够完成就意味着胜利。荣誉的狂涛又一次向他扑来，茅盾文学奖，大众的观注，读者的喜爱，使他又一次成为文坛的聚焦人物。就像一支交响乐曲，在音响达到最高潮的时候，结束突然降临，一切戛然而止，路遥离开了人世。

曾经与一位文学教授谈到路遥之死，教授微哂，说没有超人的智慧，敢去伺弄文学，因写作而累死，实在太不潇洒了。言下之意，似乎还要冒出“智小而谋大，祸及于身”来。许多技术性的理由可以证明路遥怎样避免死亡，比如路遥没有使用已经在作家们中间运用的电脑写作系统。但路遥死了，究竟是天妒其才，还是写作劳累以身殉职，我不得而知。只是他的死总让我想起先他一年而去的另一位作家一一三毛。三毛是自杀的，中国圣贤古训，“五十而知天命”，那是说，人过了五十多岁才可以对生命本身有正确的认识。三毛为什么要自杀，当时大学二年级的我，总是不得其解，因为我曾那样喜欢她的作品。直到路遥死了以后，我把二者联系起来，越琢磨，心中越不是滋味，“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总要泛起来。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作品，作品背后是作者，作者是读者解读作品的最佳注解。路遥与三毛都有大量的读者，三毛的读者大部分是初高中学生。对孩子们而言，三毛的童话显然比琼瑶的神话有营养，读三毛的作品，会让学生的家长感到放心。虽然有考据家证实了三毛的虚构，但这无关乎文学家尊严，文学本来需要虚构；虽然有道德家考证了三毛的伪善，想做善事用不着去非洲帮助小黑奴，台湾就有雏妓，但文学家不是道德家，文学家需要到全世界寻找灵感。问题的关键是三毛自杀了。自杀的三毛马上火了一把，许多出版社趁机发财。喜欢三毛的读者不明白，三毛宣扬爱的哲学，爱生命，爱生活，爱哭泣的骆驼，但就是不爱她自己，自杀了。也许是她太自爱，才走向自爱的极点。如果作品还能再吸引人们的目光，那么就让作者直接越过作品成为新的招睐。这简直就是“我爱荣誉胜过生命”的魔鬼解读。在这里，没有“当美丽不成为美丽时，要让美丽消失”，也没有“你可以消灭，却不可以征服”，有的是用生命做秀，有的是读者的困惑不解。

路遥死了，路遥的读者不会有三毛读者的困惑不解。

小说《人生》引发了许多执著于人生人们的思考。许多人向路遥讨教有关人生的教益，但更多的人则想知道高加林后来的故事。那时，出版的炒作十分不发达，放在今天，保不定路遥会在大叠钞票的诱惑下写起《人生》的续集来。其实，略微有点脑筋的人，完全可以把《平凡的世界》作为《人生》的续集来读。《平凡的世界》还没有写完，就有人捷足先登，把它改编成电视剧，但这部电视剧却没有电影《人生》的好运气。

《平凡的世界》是百万字的宏篇巨作，《人生》是十余万字的中篇小说，二者都获得了中国境内官方文学最高奖。从作者对作品的投入来看，《平凡的世界》创作前后达六年之久，可以说用尽了作者的一生心血，而《人生》的构思和写作时间很短。从反映时代来看，《平凡的世界》无疑与时代契合得十分紧密，用作者的话说“力图全景式地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十年的社会生活”，而《人生》似乎与当时的文学大潮并不相符，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人生》的思想是游离于时代之外的。小说《人生》充其量只是揭露了当时所谓“走后门”的不正之风（那时还不叫腐败），这在同时代的一些作品中也是有所反映的。可是，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取得连作者都意想不到的成功。在电影《人生》上影之后，那个年代的人们可能不知道路遥是谁，但却知道了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故事。

文学艺术的成功，当然在于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人生》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无疑是高加林。这个人物与同时期文学潮流中的人物形象有着非同寻常的区别。

在经历了“文革”文化饥渴的饥荒后，人们又开始在文学中读到属于生活本身的人物。但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当时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中的人物多是平面和单向的。路遥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把这个故事做政治和道德的裁决，人们面对高加林，既有点恨他又似乎有点同情他。这种理智和情感的冲突，使每一位读者不得不去思考更多。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远非中国古典陈世美抛弃秦香莲故事可以对照。作为小说层面的社会批判内容——走后门，因高加林的悲剧本身而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这也是作者力图达到的目的之一。人们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引领读者去进行思考，作家成功了。

就这样，一部十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一段司空见惯的故事，用了一个非常大气的题目：人生。人生是不能用一段生活来概括的，但一段生活却可以反映人生的许多本质。人生是什么？包括作者本人都无法正确回答。

《人生》的成功，使路遥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那就是立足于“城乡立体交叉桥”上。陕西作家群中，陕南的贾平凹，陕北的路遥，关中的陈忠实，这些人都是要写进中国文学史的。他们的出身都是农民，他们都以反映当代中国农村的生活而立足于文坛。从农村走向城市，是他们本人的奋斗经历，也是他们文学作品的必然走向。在这个过程中，路遥显然走在了贾、陈二位的前列。路遥本人在生活和文化上已培养起属于城市的内容：喝咖啡和看足球。但路遥本人最不能释怀的还是他的农民出身。他最喜欢的作家是俄国宗法制农民代言人——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在农村奔向城市路上，在农村与城市的交结处，有什么新奇的风景？在城乡的交叉地带，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这就是路遥文学所要告诉我们的内容。

中国最多的人口是农民，而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不仅是昨天的奋斗目标，也是今天和明天绝大多数农民的梦想。在伤痕文学时代，关怀知识青年的命运成为那个时期文学的最主要的内容。不论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青年们终于返城了。殊不知，那些生在农村的农民们难道就不应该进城吗？这是一个更庞大更需要关怀的群体！于是有了路遥笔下的欲说还休欲休还说的高加林。而今天，流浪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打工仔们，只要略微有点文化，他们会在劳累之余找一本盗版《平凡的世界》来读，在那里至少可以做一个孙少平傍上市委书记女儿的美梦。路遥应是中国当代打工仔文学之开先河者。

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无论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今天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消灭这些差别，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手段，使一个农民转瞬拥有城市的户口和城市的居住环境。然而，作为一种长期的历史存在，这种转变必将是一种文化和心理的转变，在城市和乡村的立体交叉桥上，那些最早徘徊其上的人们内心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就是文学家工作介入的切口。

“……，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的‘黄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斩断？”

——路遥著《早晨从中午开始》

高加林的形象究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城乡、工农、脑体力三大差别的强烈控诉。

一方面，我们要义无返顾地走向未来，另一方面，千百年来的农耕文化、田园牧歌的神话似乎在不停呼唤着我们的回归。与路遥是同事和参照的贾平凹，坦言自己就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民。理智上，他们要挣脱一切锁链奔向彼岸，而情感上却又在徘徊和不断地怀疑。这一点，不仅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包括作者和读者，我们都无法释怀。在小说《人生》中，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是整个作品最精彩之处。刘巧珍对高加林无私而真挚的爱是最可贵的，在没有黄亚萍出现以前，高加林对刘巧珍绝对是一片真情。而恰恰是这份真爱，却是那样的脆弱。真爱毁灭了，所有的人为这份真爱的毁灭而叹惋不已。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由谁来承担这个悲剧的责任？是高加林？不，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所有的个人悲剧其实都隐藏着巨大的社会悲剧。如此说来，美国小说家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与我们的《人生》所揭示的社会意义是相同的。我们谁也没有权力去谴责高加林追求城市生活和有文化的城里姑娘黄亚萍。恰恰是作者和虚构人物自己背负起昨天给我们的十字架，这种负重感因阅读而传到每一个读者身上。

作家不是生活的导师，因为作家本人的生活有时也会一塌糊涂。作家永远不可能成为政治家，开出一纸济世良方。那作家只不过是对社会做着把脉问诊的工作，只要他们能忠实地记录时代，以引起人们疗效的注意，作家就完成了他们的工作。

我们要感谢时代，是时代成就了作家。经历了高加林短暂的痛苦、绝望和迷惘之后，孙少平开始了再一次“围城”冲击。同样的，《人生》在同时代的作品中不属于主流，《平凡的世界》在艺术探索上也是一次冒险。在路遥的创作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提到过自己的这种担心。在文学流派花样翻新的八十年代末，现实主义确实面临着挑战。但路遥成功了，成功了的路遥再次证明这样的道理——“掏出心来”（巴金语），只有作家的真情才能感动读者。

“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

这是路遥《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讲话》。

“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是路遥作品成功的根本原因。路遥没有在作品中给我们做生活哲理的讲演，我们感到的是作品在不断提醒我们思考。在许多时候，作者本人面对他书中的人物也感到力不从心。从作品的力不从心之处，我们可以看到作家本人思想深处的矛盾和感情的难以把握，也正是这一点，表现了作家对作品和读者的真诚。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为主人公孙少平的爱情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结局，让田晓霞以一种突然的方式宣告死亡。这对作者是一个解脱，对读者却是一种“残忍”。奇怪的是，田晓霞之死，也并没有给读者带来多大的痛苦。让一位民工（打工仔）爱上市委书记的女儿，这是现实主义最大胆的浪漫主义假设。于是，作者以一个非常偶然的情节中止了田晓霞的生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除了在情节上要为一百万字奋斗的客观原因外，唯一的原因，是作者本人也不知道田晓霞和孙少平的爱情最终会去往何处！如果路遥先生在世，我敢与任何人，包括路遥本人就此问题而打赌。有谁能一下子弥合那种差别，又有谁不知道那种表面弥合而掩藏其下的裂缝。把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有价值地砸碎和把孙少平与田晓霞爱情无价值的结束，是作者对整个时代的忠诚。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民代言人，路遥的作品受到了最大多数读者的喜爱，有一位朋友给我讲过路遥作品被农民读者所欢迎的盛况。当年，广播电台播送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时，在与路遥家乡陕北高原一河之隔的晋西北高原，春耕的农民为了收听广播，不惜停下农活，往返十里山路回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李也墨播讲的这部书。后来得知，这部小说的电台播送，也是创了纪录的，就是作者还没有把书全写出来而电台就急等着书稿以变成声音。这对路遥与广播电台都是一次冒险和挑战。路遥去世之后，中国的出版业迎来了第一次盗版高潮，路遥遗著首当其冲。没有人能统计出盗版的《路遥全集》究竟卖了多少。在今天的出版市场上，一方面，不法书商疯狂地盗版，而另一方面却是人们自费出版的泛滥，与那些除了作者看都没人看一眼的虚荣出版物相比，一部纯文学作品被盗版，也许是某种意义上的最高奖赏。

作为时代的歌者，路遥用全部身心热烈拥抱着时代，用生命歌唱着时代。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结尾，孙少平领着师傅的小儿子，还有一条小狗，满怀希望地走去。这个结尾可能受前苏联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启发。不同的是，《静静的顿河》结尾是结束过去，而《平凡的世界》结尾却是开启未来。是的，人生在继续，世界在发展。令路遥欣慰的是，平凡的人们正努力改变他们的身份，实现着他们的梦想。

然而，正如文学家不可能用一部作品详尽诠释生活一样，历史的长河在冲过幽长的峡谷之后，就一头栽进激流的险滩。同样的矛盾，依旧的痛苦，似乎更加自由，却又是更多的无所适从。我真怀疑，难道中国农民竟奢侈到“饱受自由之苦（萨特语）”。身在彼岸，心却在此岸。今天的城市里，到处都有干最脏、最累的活，挣最少钱的男女孙少平。他们当中有极少数因自己的优秀而留在城里，大多数则返回乡下从最基础干起。哪怕是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要求改变。河北作家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系列小说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时代正按着路遥呼唤的方向前进。依着文学的虚构，高加林与黄亚萍再次相逢于海南；刘巧珍的儿子在广州上大学，黄亚萍则是那位按时汇款而不具名的资助者；西部开发的号角吹响了，发了财的高加林回到家乡想做点什么；娶了师傅遗孀的煤矿工人孙少平终于下岗，但他拿定主意不再做农民；原来的城市户口问题消失了，孙少平的儿子因户口问题进不了公办学校，但另一所挺不错的民办学校欢天喜地地把孩子接了去……这些已不再是什么虚构，是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现实。

遥望路遥之路，发现路很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这一历史断定，使我们无法漠视现实的沉重。从联产承包责任制温饱问题的解决，到今天的小康社会，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其中包括将近一亿的尚未脱贫人口，仍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弱势群体。一段时期，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事实，成为各级政府部门最头疼的问题。 “三个代表”的实践活动，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是执政党为稳固其执政地位的迫切选择。观注农民，观注中国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应当是中国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弥补因路遥离去而形成的空缺，沿着路遥开创的文学之路，继续探索下去。

十年过去了，一个名叫王卫国的陕北汉子离开我们十年了。十年真快，路遥挚爱而最难舍弃的女儿路远已上大学了吧。路遥留在人世的，除了他的作品，就是这个小姑娘。十年间，不知有多少不法书商盗印路遥作品而大发横财，而这其中有大笔财富本应属于路远。当然，路遥在文学世界里的探索所得，自然也属于他的女儿。不知小姑娘到目前为止完整地读过他父亲的著作没有。路远，困扰你父亲的那些问题，甚至是累死你父亲的问题，你想过吗？其实，读不读、想不想都无关紧要，正如你父亲所说的，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只能演好属于他自己的角色。你是城里人路远！

世界依旧平凡，人生还有磨难。路远，你长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