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一词出现甚早，但这个词能够对历史产生影响却是因为19世纪末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是法国的左拉们最早揭开了这个词的历史序幕，而后主要是由法国的文人书写了这个词的历史。一百多年来，法国文人的历史变成了我手中三卷本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它以“巴雷斯时代”“纪德时代”“萨特时代”为贯穿，描述了一百多年来法国文人在“知识分子”的名义下左右摇摆的扭曲身躯。
“巴雷斯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是左右并驾，围绕“德雷福斯事件”，左拉是左，巴雷斯是右。但左拉在事件后不久去世（相传被反德雷福斯分子谋杀），而巴雷斯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作为作家的巴雷斯，我赞成他的那句话“只要存在理性，就不可能统一思想”。但，巴雷斯的另一面是一个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他其实是相信德雷福斯的无辜，但他仍然反对此案重申，缘由在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在巴雷斯看来，“军事法庭是国家防卫和军队纪律的象征，是集体安全的工具，需要全体公民团结一致的支持。”在抽象的意义上，这话没错。但，现在毕竟面临的是国家军事法庭造成的冤案，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以个体的牺牲来免于自己的纠错。如果它对公民的态度是这样，那么，公民又凭什么团结一致的支持它？可能有必要厘清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区别，民族主义把民族国家“主义化”的同时也绝对化了，它恰恰遮蔽了西欧民族国家形成中的权利本位的背景。因此，民族国家是必要的，民族主义却不可取。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很可能是民族国家的一附毒药，按照它的惯性走下去，比如德国，结果居然是纳粹化。
走出“巴雷斯时代”的法国，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文人知识分子开始从右翼的民族主义向左扭曲，而且S形的偏幅还很大。苏俄式的极权主义乘一次大战而起，二次大战后更是成为一种霸权。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人出于对资本主义本能的憎恶，他们根据自己朴素的感情选择了那种新兴的极权主义。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列很长。比如以《蒂博一家》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马丁·杜·伽尔以朴素的笔墨写道：“我反对一切专制，反对一切国家干涉主义。不过，如果确要让我的个人主义本能服从一种主义的话，……我还是情愿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位作家声称自己富于感情，以至人经常“就像电唱机上的唱片一样在发抖”。他在称颂纪德时，为纪德的“天真”所感动：“最崇高的，是一个人在58岁的时候，还能像15岁到25岁的善良人那样义愤填膺。”是的，那位写过《苏联归来》的纪德，在进入公共领域时，也是激情以为主导，他这样描述自己：“我在会上一无所能：我失去了平静；我的心激烈的跳动，我只能发出喊叫和哽咽，而不是发言，或者说几句理智的话”。拉丁人果然感情充沛，但，我的担心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以作家和艺术家为主导，如果他们不是在从事个人创作，而是在说服公众，或，进行公共选择；那么，激情，那种仅止于15岁至25岁的天真的激情，会把他们带到哪里？而他们以他们的声望，又会把15至25岁的年轻人带到哪里？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几乎就是一个长期徘徊在15岁至25岁心智水平的文人群体。
在我的阅读中，文人型知识分子还有另外一个顽固的特点，他们像分泌荷尔蒙一样分泌自己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也正如同荷尔蒙具有强烈的生理性而缺乏理性，它更多是文人激情和本能冲动的混合物。但，文人的优越感使他相信：我的感知就是正义，而且唯一。比如韩战发生，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是南韩侵略北朝，因此采取了坚定的反美立场。盲见、激情、排他，独断、正义感，再加上他们信奉的理念，让他们多次走入历史的误区。特别是，文人的正义表现也是激情形态的，在这种正义激情裹挟下，身形短小的萨特可以情不自禁在协和广场振臂“恐怖主义者万岁”。正义变成了“正义秀”。而常被我们恭维的后现代巨擘之一的福柯，称赞1792年发生在巴黎监狱的九月屠杀，那几百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残忍地屠杀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受害，其中受害的德·朗巴勒公主，身体被卸成八块，而头颅却扎在一根长矛上，所谓身首异处。这是法国大革命极为可怖的一页，但，福柯认为这是“民众的裁判权”，他们是在“伸张正义”。看来正义在法兰西知识分子那里经常是和嗜血联系在一起的。
《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展现的是法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史，穿越这道由三卷本构成的混乱的历史长廊，目睹了法国知识分子自右而左的一路偏斜，我感到阅读中的疲惫和窒息，只想快点走出去，走出这三个里程碑式的知识分子时代。面对这些法国文人构成的知识分子形象，我感到我们需要重新打量知识分子。比喻地说，知识分子应该是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理性器官，如果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话。在公共领域中，知识分子可以有理念，但理性比理念更重要。知识分子可以有激情，但需要的是“激情的理性”而不是“理性的激情”。知识分子当然有正义诉求，只是这正义应该升华为正义理性而不仅是正义感。同样，知识分子离不开批判，那么这种批判岂能见止于道义的层次，它更当是理性的批判，而批判本身就意味着理性分析。
以这样一种“清明的理性”来扫描法国知识分子群，我当然注意到了雷蒙·阿隆，他不是文人而是学人，是书中很难得的亮点。在认同右的民族主义（巴雷斯）和认同左的极权主义（萨特）之间，雷蒙·阿隆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中道”。但，那个时代只能以萨特来命名，而不会是雷蒙·阿隆，他注定是边缘化的，他的理性的声音在那个时代是那么微弱。这位《知识分子的鸦片》的作者，只有在我们过足了右的尤其是左的鸦片瘾之后，才能为我们注意和珍惜。
读完全书，我不由得发现，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不就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吗？在这面镜子中，我们照出了我们自己，甚至是今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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