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与80年代的学术精神——读朱鲁子《现代人生哲学》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文学术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转向：部分学者开始反思90年代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局面，呼唤人们“重读80年代”。在这种背景下，某些具有浓郁80年代风格的著述获得了出版（包括再版）的机会。朱鲁子先生的《现代人生哲学》就是其中的一本。

《现代人生哲学》成形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其后虽经多次增删，但保留了80年代的基本逻辑构架、主题、价值取向。与80年代的大多数原创性著作一样，本书具有明晰的宏大品格。作者试图用自发-自觉-自然的图式统摄人生和社会历史，编织疏而不漏的逻辑之网。在作者看来，具体的生命过程和历史细节可能不同，但充分展开的个体史和人类史必然展开为三个时期（自发、自觉、自然）和九个阶段（每个时期又分为自发、自觉、自然三个阶段）。实现上述图式不仅是人的使命，更是人的命运。人之觉醒在于意识到这使命和命运，向人生和历史的终端——自然的自然性阶段——迈进。到了自然的自然性阶段以后，人生和历史就抵达了其顶点，进入终极性的安宁、美好、完善状态。

对于如此宏大的理论图式和建构意向，我们这些成长于80年代的学者并不感到陌生——它是80年代学术精神的体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重启现代性计划，生逢其时的人文学者则自觉地担当起重新筹划社会-历史的大命。在无数次的座谈会、沙龙、讲座中，人文学者们热烈地讨论民族振兴的大道。来自理想的光照引导着他们，他们激情洋溢地将当时最有影响的丛书命名为《走向未来》。由这套丛书的《编者献辞》，现在的学人们仍可以领受当时的学术建构理路：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①]

《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几乎贯穿了整个80年代，可谓最能代表80年代学术精神的文献。纵览这套丛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影响当时人文学术的三种主要思潮：其一，晚清至5·4时期形成的启蒙叙事；其二，1949～1976年间流行的以解放人类为宗旨的革命叙事；其三，以当时影响巨大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科学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人文学术就是启蒙叙事、革命叙事、科学叙事的复合体。由于启蒙叙事、革命叙事、科学叙事都具有宏大品格，所以，80年代的人文学术几乎均以宇宙、人类、民族、普遍的个体性、进步为关键词。以宇宙为背景探讨启蒙个体、振兴民族、解放人类的道路，是80年代人文学术的基本特征。相比之下，自发-自觉-自然的逻辑图式被限定在人生和历史的疆域之内，已然是众多大叙事中较小的一个。

至于自发-自觉-自然的逻辑图式本身，则同样属于80年代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性筹划。在长期的动乱和闭关锁国之后，人文学者们痛苦地发现中华民族再次落后了。那么，中国如何才能以强健的姿态参与全球性的现代化竞赛呢？恰如5·4时期的启蒙主义者，他们最终把目光投射到无数个体身上：个体是民族国家的基本成员，要想让中华民族跃向现代化跑道的前沿，中国人就必须首先站立起来；中华民族能否完成伟大的复兴，取决于个体站立起来的速度和程度。就这样，借助于启蒙主义的基本逻辑，80年代的人文学者将个体叙事与民族叙事统一起来，开始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呼唤个体完成站立的动作。站立，就是自觉的自我塑造。中国之所以再次处于落后的境地，是因为大多数国人还缺乏足够的主动性（自觉性），还停留在自发（自在）阶段。从自发走向自觉既是个体进化的关键环节，也是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上升到自觉状态以后，个体和民族都不能简单地与世界对峙，而应“科学地认识世界”。[②]“科学地认识世界”使人将外在的规律内化，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自然而然地获得自由。由于这种性质的自由乃水到渠成，故而它又意味着人进入了新的自然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阶段是自在（自发）与自为（自觉）的统一，是对自觉阶段和自发阶段的涵括，是回到起点的终点。它是未来，也是归途。通过上述环环相生的推理，朱鲁子的学术建构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启蒙计划，升华为对人类未来和个体归宿的总体安排。推论至此，自发-自觉-自然图式的诞生因缘已经显现出来。由它，我们可以领略80年代人文学术的基本建构理路，感受到其中所蕴涵的承担精神，站立的意志、关心众生的宏大情怀。

要求自己和他人“科学地认识世界”，是80年代人文学者的基本立场。这种立场也支撑着朱鲁子的思与行。其学术建构的优势与不足，也都与之有因果关系。为了推出《现代人生哲学》，他坚持了20年之久。其间所经历的艰辛乃至磨难，非外人可以想象。不管人们将这种执着的追求过程当作一种传奇，还是“愚人的故事”，它都显示了某种可贵的坚定性。朱鲁子之所以能够将自己的理论建构进行到底，是因为他深信自己正在创造“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人生哲学”。本书的副标题《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就表达了作者的上述自信。由这种对“科学”和“正确”的信念，我们既可以看到80年代学术精神的亮色，也会发现其欠缺：一方面，它使人文学者生活在有准则和方向的世界里，另一方面，它又几乎不可避免地指向独断论乃至新的话语霸权。在无限的宇宙中，有限的个体宣称自己的学说“科学”和“正确”，原本就是无效的自我授权。对于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宗旨的80年代学人来说，这种自我授权无疑具有悖论品格：他们呼唤所有人都站立起来，却又要求任何人都必须践行“科学”和“正确”的理论。中西方启蒙话语都曾走向自己的方面，就是因为对“科学”和“正确”的单纯信念本身就有问题。这点值得我们不断反思。

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在新的高度上“重读80年代”。当代中国学人应该扬弃80年代曾经盛行的对“科学”和“正确”的单纯信念，谦逊地承认自己的有限性，自觉地加入以所有人为主体的全球对话中。只有在普遍的对话过程中，80年代学术精神最值得珍视的部分——承担精神、站立的意志、关心众生的宏大情怀——才能真正获得实现。这就是我阅读朱鲁子《现代人生哲学》的最重要心得。

（朱鲁子《现代人生哲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定价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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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宣良《理性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页。该书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中的一本。

[②] 上书，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