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摄影师开着破旧的人货车进入某个大酒店的停车场时，坐在车上的我感到了窘迫。人货车的破旧与大饭店的豪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似乎在他人的目光中看到了鄙夷。一向心高气傲的我立刻变得谦卑起来，满脸自嘲地走过大饭店前的广场。我当时真的希望自己变得矮小一些，尽可能地被他人的目光所忽略。虽然那段路不算很长而我又走得飞快，但我的灵魂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里程。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走出那条道路。我不断把自己放回到那条道路上，咀嚼曾经有过的心绪，带有自虐色彩地反复拷问和解剖自己。

当然，这一切都仅仅是对于我而言的。衣着随便、面孔黝黑、形象酷似农民的摄影师并没有觉察到什么异样。他依旧谈笑风生，带着指点江山的豪情走过了那个广场。后来我才知道，他这种赢得了我的尊重的潇洒姿态并不带有表演成分，而仅仅是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虽然作为摄影师的他收入不菲，但他敢于以底层人民的姿态生活，混迹于他所关注的底层人民之间。当他走进底层人民中间时，人们很难看出他是一个摄影师——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由此产生了很多带有幽默色彩的故事。某个平常的日子，当他挎着乡村木匠和城市水暖工常用的那种工具包进入某大酒店时，身着制服的保安拦住了他，自以为善解人意地说：“你要是来修理水管的，请从后门进去，否则就不必到这里来凑热闹了。”保安的话代表了一种等级意识：在他看来，如此着装且具有如此面孔的人一定是底层人民，除了在修理和安装什么的时刻外，是无权介入另一种高贵的生活方式的。这位习惯以衣貌判断人的保安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站在他面前的人是远比他富有的摄影师。实际上，凭着这位摄影师所具有的财力，它至少可以部分地过那个保安所向往的生活。他不这样做是由于不拘小节的生活方式，还是为了刻意向保安等人所代表的世界观提出抗议，我并不能确切地说出。但我知道它产生的重要后果之一是：他可以像鱼消失在海里一样消失在自己所关注的底层人民中间，被当作底层人民的一员，遭受底层人民经常遭受的经历。以如此方式生活的他是不必刻意去体验底层人民的心理的，因为他的心理在很多时刻就是底层人民的心理。与那些以俯视的态度对待底层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同，他是以底层人民的身份取关注底层人民的。这种独特的立场使他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力量。

我之所以对这位摄影师产生了敬佩之情，是因为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敢活得如此纯粹。中国知识分子最令人厌烦的就是隐藏在他们心中的等级意识：面对更有权势和财富的人，他们中的不少人会真诚地表示谦卑，而在底层人民面前又会流露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说句不客气的话，他们在很多时刻具有与那位保安相同的立场和世界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也分有这种劣根性，同时又对它深恶痛绝。当一位受过磨难的老教授以鄙夷的口气谈论工人时，我对他的同情和尊敬在瞬间之内就消失了。我甚至感到他所经历的磨难是他应该体验的过程：在不少情况下，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的磨难不就是让他们置身于底层人民中间吗？这不正是他们在提倡人文关怀时最想做的事情吗？虽然中国知识分子热衷于谈论人们关怀，但他们对底层人民的关怀大都仅仅是在语言中进行的，一旦真的让他们与底层人民为伍，他们多半会感到莫大的耻辱。他们舒舒服服地居住在城市中，以一种俯视的态度对待他们已经在语言中已经给予了足够关怀的底层人民。这使他们早以将自己划归为与底层人民相反的族类。与那位我上面提到的摄影师相比，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有某种虚伪之处。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我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所赞美的这位摄影师开着破旧的人货车进入大饭店的停车场时，是不是也产生了谦卑之感？在被保安拒之于门外时，他是否体验到了某种苦难？思考这些问题的我常常想起他饱经沧桑的面孔，并且最终在他纵横交错的皱纹中找到了答案。选择与底层人民为伍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忍受苦难的能力和战胜苦难的艺术。掩饰辛酸，咀嚼耻辱，以一种大智若愚的态度对待苦难：这都是其中的必修课。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不敢真正与底层人民为伍，除了由于其贵族情结外，还因为他们缺乏忍受艰辛生活的能力。我便是一个例子：仅仅与开人货车的摄影师同行一次，就产生了如此复杂的心绪；假如真的让我长久与底层人民为伍，我忍受得了吗？

由于我只与这位摄影师见过两次面，所以，我的叙述很有可能把他理想化了。也许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纯粹。果真如此的话，我希望他过若干时间再告诉我或终生保持沉默——我希望我以他为中心建造的乌托邦不要太快地崩溃，以便我在想象中居住于其内，玩味它所带给我的快乐，同时继续对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病理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