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傅斯年与周作人的公私恩怨

在王富仁、石兴泽编选的《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一书中，前半部分共收录29位名人回忆傅斯年的38篇文章，其中只有周作人的《新潮的泡沫》、《傅斯年》两篇文章对傅斯年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正是这样的两篇文章，更加真切地展现了周作人与傅斯年的精神面貌。

一、周作人的“反复颠倒”

1949年，周作人在历史拐点上以一篇《关于绍兴师爷》，公开展示了自己在文坛斗争中战无不胜的“刀笔的秘诀”：“笔记中说老幕友讲刀笔的秘诀，反复颠倒无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胜者，曰彼如不真吃亏，何至来告状；欲使被告胜，则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来告状，是汝健讼也。欲使老者胜，曰不敬老宜惩。欲使少者胜，则曰：年长而不慈幼，何也（仿佛是纪晓岚所说，但查过阅微五记却又不见）。”（1）

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总要躲藏在暗箱黑幕中操纵权力运作的绍兴师爷，在处理各种案件时永远正确的根本秘诀，就在于“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绍兴师爷想让原告胜诉，他会说：“这个人要不是吃了亏，何必来告状呢？”他想让被告胜诉，就会斥责原告说：“人家被告不来告状，你这个原告却偏要告状，肯定是你善于惹事生非打官司！”他要想让老年人胜诉，就会对年轻人说：“你不尊敬老年人就应该受到惩罚！”他想让年轻人胜诉，又会质问老年人说：“你那么大年纪不知道爱护年轻人，是什么道理呢？！”周作人之所以写作这样一篇文章，并不是为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是为了承前启后、与时俱进。他不久后相继发表的《新潮的泡沫》和《傅斯年》，就是“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最佳证据。他在《新潮的泡沫》中写道：   在五四前一年，傅斯年、罗家伦响应《新青年》，发起《新潮》月刊，请学校帮助。罗是北大英文系学生，傅则是中文系，是黄季刚的高足之人，那时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便很怀疑，曾对人说道，他们不会是来做间谍的么？可是蔡孑民、胡适之都是主张与人为善的，所以准许了印刷费暂由学校垫付，并代为发行。五四那年他们光荣地参加了运动，也光荣地毕了业，派往西洋留学，后来归国之后因了新的旧的这些资格，立即飞黄腾达，各奔前程，傅罗的名字以后不再连在一起了。罗一起头就钻进了国民党里，做了蒋介石的帮闲，从北伐以来二十几年中，要说他做过什么好事情，也可以说有一件，那便是北海门外桥上的高墙，据他自己说，是蒋还驻在长辛店火车里那时，由他请其即下手谕拆除。罗虽是文化运动出身，可是很有点鄙陋，钱玄同见过他的西文名片，写作罗斯福罗，每相见的时候，常要叫这个名字，开他的玩笑。……罗家伦不失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伪君子来，还要好一点。罗是公开的国民党，傅乃标榜无党派，以“社会贤达”的头衔出现，替蒋二秃子出力更为有效，所以罗只配称作帮闲，而傅实在乃是帮凶了。傅是个外强中干的人，个子很大，胆则甚小，又怕人家看出他懦弱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地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可是事实胜于雄辩，有一回他做文章大骂宋子文，这本是狗咬狗的玩艺儿，后边有人给他撑腰，原是有恃无恐，但是老蒋一泡尿撒下去，他的炮就不响了，预告要做四篇，只出了一篇即戛然中止，这是近三两年中看报的人都还记得的事情。他始终打着北大、蔡孑民、胡适之的旗号，在文化文物上做特务的工作，近来的杰作是与朱家骅、王世杰勾结了，给蒋记盗运北京文物往美国，去年为郭沫若、马衡等人所举发，通电布告朱、王、傅三名为战犯，那时他已逃往台湾，投靠陈诚去了。因为陈诚是他的至亲，所以他做了台大校长，特别有力量，那边的学生与知识分子很吃他的许多的亏，那是可以预期想得到的。自海南岛与舟山相继解放，台湾一隅岌岌可危，匪帮大小头目已见动摇，各思逃窜自找生路，据说傅某也在设法离台，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消息，傅是一个胆小敏感的人，他的急想逃命正是很好的证据，足见树倒猢狲散之迫在眉睫了。（2） 半年之后，周作人得知傅斯年因病去世，又在《傅斯年》中写道：“傅大胖子最初以黄（侃）门弟子的资格参加《新青年》运动，博得胡博士的信赖，虽然有陈独秀怀疑他是来做侦探的，也阻挡他不住，终于由此起家，钻进国民党里去。其实那时谁也不晓得他是假的，鲁迅同他不曾见过，但在《新潮》时代颇为看重他。《时事新报》其时还在反对新文化运动。由沈泊尘画过两张小漫画，第一张画出一个侉相的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来，第二张则正捧着一个木牌走进去，上书易卜生夫子之神位，鲁迅看了大不以为然，以后对于《学灯》也就一直很有意见。（他反对研究系及其流派，大概别是一部分理由。）”（3）为了证明傅斯年确实是一名“伪君子”，周作人进一步检举说：毛子水在德国时与傅斯年住在一起，经常听到他痛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章，有一天在傅的枕头下面看到一本为他所痛骂的《秋水轩尺牍》，觉得有些意外，“便替他宣传了一番”。1960年12月10日，周作人经曹聚仁介绍开始为香港《新晚报》写作回忆性短文，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知堂回想录》。其中关于傅斯年又有了新的说法：“《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结果仲甫的怀疑到底是不错的，他们并不是做细作，却实在是投机。‘五四’以后罗家伦在学生会办事也颇出力，及至得到学校的重视，资送出洋，便得到高飞的机会了。”（4）关于这件事，周作人此前在1945年的《红楼内外》中另有介绍：“学生中间所办的新刊物则有《新潮》，是响应《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而起来的，由国文系傅某英文系罗某主持其事。傅本是黄季刚派的重要学生，这时来了一个两直角的转变，陈独秀当时便很有点怀疑，是不是那方面的第五纵队呢。……这中间的事只是得诸传闻，大概由于胡博士的保驾，学校对于傅罗的计划加以赞可，为之垫款印刷发行，前后一共出了三期。”（5）同一件事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15年间竟然由“得诸传闻”的“胡博士的保驾”，变而为“蔡孑民、胡适之都是主张与人为善”，再变而为周作人自己的“成人之美说些好话”。绍兴师爷“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刀笔手段，于此即可见出一斑。 二、《新青年》时代的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他的先祖是清代开国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傅氏家族因此成为聊城望族。傅斯年的祖父少负才名，博通经文及诗文书画，年仅17岁便被选为拔贡，却终生不肯参加廷试换取一官半职。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中举之后不肯入仕做官，甘心以教书为业，不幸在傅斯年9岁时英年早逝。父亲去世后，傅斯年得到父亲的得意弟子侯雪舫的资助，于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到了1918年1月，正式改版为同人刊物的《新青年》4卷1号，专门为青年学生设立“读者论坛”，第一次刊登的是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和罗家伦的《青年学生》。

《文学革新申义》是对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的正面响应。傅斯年在文章中写道：“中国文学之革新，酝酿已十余年。去冬胡适之先生草具其旨，揭于《新青年》，而陈独秀先生和之。时会所演，从风者多矣。……欲求新说之推行，自必于旧者之不合时宜处，重申详绎，方可奏功。然则破坏一端，尚未完全过去。此篇所说，原无宏旨，不过反复言之，期于共喻而已。”按照胡适的回忆，这篇文章是经他编辑校阅后公开发表的。傅斯年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同时又是胡适在北大中国哲学系从事“思想造反”的“保驾人”：“那时候，孟真在学校里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6）另据罗家伦回忆，自己与傅斯年走到一起，与胡适的提携直接相关：“我和孟真是1917年开始在北京大学认识的。他经过三年标准很高的北大预科的训练以后，升入文科本科，所以他的中国学问的基础很好，而且浏览英文的能力很强。这是一件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不容易兼有的条件。我是从上海直接考进文科本科的学生，当时读的是外国文学，和他的中国文学虽然隔系，可是我们两个在学问方面都有贪多务得的坏习惯，所以常常彼此越系选科，弄到同班的功课很多，就在哲学系方面，也同过三样功课的班。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在胡适之先生家里。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7）傅斯年对于《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参与是全方位的。关于最为重要也最具可操作性的白话文写作，他先后发表过《文言合一草议》、《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与心理的改革》等多篇文章加以鼓吹，从而赢得胡适的充分肯定：“直到《新潮》之后，傅斯年先生在他的《怎样做白话文》里，才提出两条最重要的修正案。……近年白话文学的倾向是一面大胆的欧化，一面又大胆的方言化，就使白话文更丰富了。傅先生指出的两个方向，可以说是都开始实现了。”（8）关于文字改革，傅斯年针对前辈学者吴稚晖“汉字决不能改用拼音文字”的极端观点，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初步谈》一文中以同样极端的话语声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说：“①汉字应当用拼音文字替代否？答：绝对的应当。②汉字能用拼音文字表达否？答：绝对的可能。……我决不主张径拼罗马字母作为我们拼音文字的字母，因为罗马字母不够汉语用的。我更不主张仅仅拼音，我主张必须造全不含混的拼音字母。”他的这篇文章，后来被钱玄同称赞为“‘汉字革命军’的第一篇檄文”。（9）关于传统戏曲，傅斯年既不像北大同学张厚载那样坚决捍卫，也不像老师辈的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那样全盘否定，而是相对理性地表态说：“我们固不能说，凡是遗传的都要不得；但是与其说历史的产品，所以可贵，毋宁说历史的产品，所以要改造。”（10）傅斯年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在北大学生中领衔创办了《新青年》的姊妹刊物《新潮》。在《新潮》创刊号中刊登有三份社告，《社告一》明确宣布愿投稿者应该注意的如下事项：①须与本志有精神上之同情；主张可不必与社论一致。②文词须用明显之文言，或国语，其古典主义之骈文与散文，概不登载。③句读须用西式。④小说、诗、剧等文艺品，尤为欢迎；但均以白话新体为限。……⑧同人皆青年求学者，愧无金钱之报酬，但能以本志奉赠。在《社告三》中，以姓名笔画的简繁顺序公布了创刊社员的名单：毛准（子水）、成平（舍我）、汪敬熙（缉斋）、吴康（敬轩）、俞平伯（平伯）、高元（永元）、徐彦之（子俊）、黄建中（离明）、张松年（申甫）、陈兆畴（穗庭）、陈嘉蔼（杭甫）、康白情（白情）、傅斯年（孟真）、杨振声（金甫）、刘敌（名洋）、潘元耿（元耿）、潘家洵（介泉）、戴岳（毓峰）、谭鸣谦（诚斋）、罗家伦（志希）、顾颉刚（颉刚）。其中编辑部由傅斯年（主任编辑）、罗家伦（编辑）、杨振声（书记）组成。干事部由徐彦之（主任干事）、康白情（干事）、俞平伯（书记）组成。在傅斯年执笔的《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另有如下介绍文字：“《新潮》者，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本志主张，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同人意旨，尽不必一致；但挟同一之希望，遵差近之途径，小节出入，所不能免者。若读者以‘自相矛盾’见责，则同人不特不讳言，且将引为荣幸。又本志以批评为精神，不取乎‘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若读者以‘不能持平’腾诮，则同人更所乐闻。……大学学生二千人，同人则不逾二十，略含私人集合之性质。所有言论，由作者负之，由社员共同负之。苟有急进之词，自是社中主张，断不可误以大学通身当之。”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新潮》杂志出版5期后停刊4个月，1919年9月又接着出版2卷1号。傅斯年在该期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较为翔实地介绍了该杂志的创办历程：

民国六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必要闲谈的。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罗志希君，常加入我们这闲谈。……七年的秋天，子俊和我又谈起这层事；……子俊就和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商量了一次，陈先生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这是我们初料不及的，就约集同人，商量组织法了。最先和罗志希、康白情两位研究办法，其后有十多位同学加入，对这事都很有兴味。胡适之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些指导。10月13日，开第一次预备会，决定我们要办甚么样的杂志，……子俊要把英文的名字定做。同时，志希要定它的中文名字做《新潮》。两个名字恰好可以互译。11月19日，开第二次会，把职员举妥，着手预备稿件。李守常先生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了新潮社用。李辛白先生帮助我们把印刷发行等事布置妥协。本年1月1日，第一号出世了。这是关于《新潮》创刊最为原始也最为真实的说明，与周作人“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刀笔回忆完全不是一回事。

三、傅斯年与周氏兄弟

1919年1月11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午前10至12时在大学上课，九至十时也有课，因为起迟告假了。尹默来，知‘整顿大学’之说已归消灭。独秀已照常办事了。大学生所办之《新潮杂志》第一册已出版，中以傅孟真、罗志希两君之文为最有精神。傅评马夷初之《庄子札记》，罗评林琴南之译小说，都说的很对。独秀说六卷一号之《新青年》中有叔雅译的赫克尔《精神之不可思议》，约一万多字，此外稿件已经很多，15日可以寄发。”（11）钱玄同所说的“整顿大学”，直接得之于教育部秘书徐森玉。据1919年1月5日《钱玄同日记》记载，他和沈士远、沈尹默兄弟及徐森玉四个人在中兴茶楼吃晚饭，徐森玉谈到有人“为大学革新求徐世昌来干涉。……有改换学长整顿文科之说。”1月12日，《钱玄同日记》中另有“访豫才兄弟，半农亦在”的记录。周作人也在日记中写道：“半农来，旋去。晚玄同来谈，十一时去。”（12）钱玄同在拜访鲁迅、周作人兄弟的过程中，应该谈到了刚刚出版的《新潮》杂志。于是，在第二天的《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购《新潮》一本，致《新青年》稿”的记录。

1919年1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昙。上午寄家信并泉六十，为齐寿山作衣费及年莫杂用。寄王式乾信。寄许季市信并《新潮》一册。寄张梓生《新潮》一册，代二弟发。”（13）同一天，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介绍说：“主张用白话者，近来似亦日多，但敌亦群起，四面八方攻击者众，而应援者则甚少，……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1919年4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得钱玄同信，附李守常信。下午得傅孟真信，半农转。”第二天，他的日记中又出现了“寄傅孟真信”的记录。在当年5月出版的《新潮》1卷5号中，以《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为标题，刊登了落款时间为4月16日的鲁迅来信及傅斯年的回信。鲁迅在来信中写道： 《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而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的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七种”，是不反对的了。《新潮》里满了这些文章，他们或者暗地高兴。（他们有许多很鼓吹少年专讲科学、不要议论。新潮三期通信内有史志元先生的信，似乎也上了他们的当。）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以无告罪于天下了。总而言之，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无非前者是青梢蛇，后者是蝮蛇罢了；一朝有了棍子，就要打死哟。既然如此，自然还是毒重的好。——但蛇自己不肯被打，自然也不消说得。《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此后能多有几样作风很不同的诗就好了。翻译外国的诗歌也是一种要事，可惜这事很不容易。《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得好，大约是夜间的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到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新潮》里的《雪夜》，《这也是一个好人》，《是爱情还是苦痛？》（起首有点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说家梦里也没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扇误》译的很好，《推霞》实在不敢恭维。

 傅斯年在回信中，几乎全面接受了鲁迅的指导性意见：“先生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实在是我们《新潮》创立的目的了。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所以人家骂我们‘胆大妄为’，正是我们的长处。所谓‘日月出而爝火息’，正是我们要求的命运——但是日月一时不出，烛火总不令他一时息去。”关于鲁迅的小说，傅斯年赞美说：“《狂人日记》是真好的。先生自己过谦了。我们同社某君看见先生这篇文章，和安得涯夫的《红笑》，也做了一篇《新婚前后七日记》。据我看来，太松散了。”傅斯年与不愿意公开真实身份的鲁迅直接通信的动因，就在于他对于《狂人日记》的热烈崇拜。在此之前的《新潮》1卷4号中，傅斯年已经发表落款时间为1919年3月10日的《一段疯话》，成为公开肯定鲁迅小说的第一人：“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意，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我们应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傅斯年与同学康白情、俞平伯，此前曾经一起听过周作人讲授的《欧洲文学史》课程。在《新潮》1卷5号中，傅斯年对于周氏兄弟所表现出的是全方位的积极响应。他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写道：

 《每周评论》的第十一号里，有仲密先生的一篇《思想革命》，我看了很受感动，觉得他所说的都是我心里的话。……至于我所谓新旧未定家，就是唐俟先生所谓“理想经验双全家，理想经验未定家”。这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他们既不会拼命发挥自己的主义，也决不会拼命反对别人的主义——只会看风使舵。……由此看来，白话文介壳的发展，顺着时势的迁流，几年以内总会有点小成绩，可以无疑了。然而白话文学内心的命运却很有问题。白话文学的内心应当是，人生的深切而又著明的表现，向上生活的兴奋剂（近来看见《新青年》五卷六号里一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学》，我真佩服到极点了。我所谓白话文学内心，就以他所说的人道主义为本）。这真难办到！……现在大家所谈的文学革命，当然不专就艺术一方面论——若是就艺术一方面而论，原不必费此神力——当然更要注重主义一方面。文学革命第一声炮放去，其中就有一种声浪说道：灭信仰，造信仰；灭道德，造道德；灭生活，造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