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崔卫平老师评论《集结号》的文章“别拿炮灰不当炮灰”，隐约觉得有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因为没看过电影，对这种与剧情紧密结合的解读无法提炼其价值。没想到崔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连日来批评不断，而且几个朋友私下也说读了这个博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昨天专门跑了一趟电影院看大片《集结号》，第一次赶了贺岁片的时髦，醉翁之意不在凑热闹。
首先开宗明义地说，崔卫平老师对集结号的评价，改变了我对她的印象，她已经超越了很多同时代的人。
从“看不出是共产党的军队”开始，何东先生认为，如果冯小刚让九连看起来更像共产党军队一些，会通不过审查。这一判断预设了一个意识形态前提：“展现真实的人性必然会解构中共主流宣传”，可惜这一想象在冯小刚那里并不存在，电影中罗列了无数标志性符号，也看不出任何向观众掩盖共军身份的企图。相反，电影局方面的大力追捧恰恰证明，《集结号》是一部主旋律、而且是成熟的主旋律电影。都引进大片多少年了，好莱坞先进事迹报告会年年召开，那一套制作精良、符号真实、暗中夹带意识形态私货、市场与宣传双丰收的好莱坞模式早就成了新的样板——哪个观众不会下意识的想想《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
何东先生局限在艺术与意识形态二元论的冲突，可是冯小刚不糊涂，如果他真拍了一部非黑即白的主旋律，不请自到的剪刀不是来自于电影局，而是来自于市场。而冯导的市场成功岂是偶然的？
那么崔卫平为什么从“看不出是共产党军队”的角度加以批评呢？有人认为她是对比于高大全的传统作此解读的。其实崔卫平的视角根本没有围绕主旋律展开，她对整部片子的评论超越了意识形态，追求一种具有历史感的普遍价值，强调把战争的惨烈、人性在极端状况下的表现安置在一个宏观价值中展开，否则，暴力就仅仅是暴力、炮灰就仅仅是炮灰，而且兄弟情谊、军令如山、一诺千金这类微观价值也丧失了依靠，沦为类似莽夫义气的江湖气。
崔卫平罗列的几个角度，几乎都是围绕“普遍价值”这一核心来展开，在《集结号》这个具体的对象中，普遍价值即战争的正义性、军令的合理性、牺牲的必要性。在这里，崔卫平有着女性学者、电影艺术研究者的特有敏感，她的一些论据未必能够得到男性主流思维的认可，但也许只有从这种视角，才能很精彩的表现出超越意识形态的一面，她向批评者发问：
“同时也建议大家都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前人全都错了，我们又如何可能全都对了？我们来自何方？是不是我们曾经接受的东西中，实际上有些部分今天仍然是有意义和有用的？如果我们不去尊重1948年，那么说明我们还没有学会自重，今后的人们也不会尊重我们。”
坦率地说，这两篇文章改变了我对崔卫平的印象。第一次见到崔卫平是在杭州三联书店的一个小规模读者会上，她和另外一位知名学者向杭州外国语学校的中学生做演讲，内容就是何东先生提到的那些启蒙书籍。林昭的父亲曾经说，对青少年灌输政治观念的行为是世界上最可耻的事。在我的视野当中，刘胡兰和余杰，还有若干经常在公共性强光下曝光的知道分子，都是年仅十三四岁就立下了终身矢志不渝的政治志愿，并不惜为此献身。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以我等中人之资，即便再努力保持思想和人格的独立，但只要稍有不同意见，就难免会被这些娘胎里带出来的高大人格贬为犬儒、走狗。崔老师进行的这类启蒙，就是制造天生革命家的良好手段，这是我当时的看法。
在这两篇评论中（包括前不久的一次见面）我发现，崔卫平是一个真正独立思考的人，她具有能够客观对待历史的理性，比如她既提到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军队理想主义的一面（哪怕是被宣传出来的理想主义，对理解这部片子也具有核心意义，因为对那些炮灰而言，理想是真实存在的），也提到了“理想主义的败死”。而被崔卫平们启蒙出来的那些人，看到一个正面论述，就立刻挥舞起脱离历史性的所谓普遍价值，大刀阔斧地砸过来，这种沉溺在专制与自由二元对立中的情绪，与对现实毫无建设性的失败情绪结合起来，往往就沦为解构一切价值的犬儒主义、消费主义和娱乐致死，构成普遍的价值虚无。
崔卫平对《集结号》的解读，就是对价值的坚持，是对当前虚无主义的直接面对。这不仅源于她的专业性（她自谦为学术缝隙），更源于她个人的理性，让人看到理性的希望，而且很可爱。这个解读之所以令一些人不满，是因为她强调了价值具有历史性、要“审时度势”，必须通过对历史的依附而体现永恒的人性，与那些抽象、宏观、往往沦为口号的价值构成了冲突。崔卫平的启蒙工作建立在这种理性水平上，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显然，她高估了受众的理性，我们仍然是处于一个革命的时代，只不过革命角色和对象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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