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肠剑的弑君罪行
在很久很久以前，宝剑曾经是铁器时代的伟大象征。《管子》宣称，昔日在葛天卢之山上发现了最早的铜矿，蚩尤采而制之，以此作为刀剑和铠甲，这就是剑的秘密起源[1]。但《十洲记》则坚持认为，最初的宝剑并非本土的产物，而是来自西方世界。当年周穆王征伐西戎，西戎不能抵挡它的强大攻势，于是就向穆王求和，献上它的镇国之宝“昆吾割玉刀”[2]。这是名剑时代悄然降临的信号。
《列子·汤问》命名此剑为“昆吾之剑”，描述它长约一尺，由精铜打造而成，剑刃呈现红色，削玉犹如切泥，锋利无比[3]。这是关于剑的物理特性的第一次定义。就在宝剑问世的时刻，锋利就成为它的评判标准。基于大规模杀戮的需要，宝剑要在切割、穿刺和砍杀方面，超越以往所有的石质兵器。宝剑大肆嘲弄了石器的愚钝和稚拙。
但这个神秘的“昆吾”，其实并非是属于“西域”，相反，它不过是一座越国铜矿的所在地而已。《太平广记》引《王子年拾遗记》说，“昆吾”地下蕴藏着大量赤金，其色如火，当年黄帝讨伐蚩尤，曾经在那里屯兵，其用意就是要获取打造兵器的原料。相传向下掘深百丈，还没有到达水位，就能看见星星点点的火光。采集那些矿石，就可以炼出美妙的青铜。当年越王勾践下令铸工用白色的牛马祭祀昆吾之神，采集铜石铸成八剑，其锋利的程度，切玉斩金，犹如斩削土木，甚至可以切断水流而不会合拢[4]。这些关于宝剑锋利性的记录，构成了古典剑学的根基。
先秦时期的兵器工业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以铜剑为代表的吴越世代、以铁剑为代表的楚世代，以及以铜铁弓箭为特征的秦世代。鉴于吴越地区拥有当时最大的铜矿脉，它理所当然成了第一代宝剑的摇篮，采矿业和冶铜术逐渐发达起来，铜剑开始锋芒毕露，在那些著名的战争中大显身手。它是犀利无情的屠戮者，切割那些柔软的肉体，鲜血淋漓地改变着权力政治的版图。
在吴越宝剑体系中最为著名的，是铸剑大师欧冶子的作品。《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称，越王当年聘请欧冶子铸剑纯钧、湛卢、鱼肠等五剑，开工的时候，雷神和雨神前来助阵，蛟龙捧着炉子，天帝负责送炭，连东皇太一大神都下凡来参观锻造现场，其情形蔚为壮观[5]。越王剑从此名震天下。
其中的那枚鱼肠剑，以短小锋利著称，辗转到了吴国公子阖闾手里，成为宫廷阴谋的利器。他派刺客专诸去谋杀吴王僚。当时，宝剑被隐藏在烤鱼的肚子里，最后却越过坚实的盔甲，一举刺穿僚的心脏[6]。这场著名的宫廷政变，引发了东方各国一系列的变革、强盛和征战。
但秦国的剑学家薛烛却对鱼肠剑的品质颇有微词。他无惧得罪铸剑大师的危险，向越王严正指出，宝剑的精气应当顺从它的纹理，从头到尾都不能逆乱，而鱼肠的纹理却逆行而上，所以必然是反叛伦常之剑，佩带它的人，不是臣子弑害君王，就是儿子谋杀父亲[7]。这是对古代名剑的最严厉的酷评之一，显示剑学家对剑的伦理特性的高度关注。剑的杀气、才华和品德，都统一在了剑体的内部，使其拥有了奇异的灵魂。只有真正的剑学家才能分辨其中的善恶。我们被告知，污点宝剑一旦遭到贬斥，它就丧失了价值，变得一文不名。
中国古典剑学至少包含以下四个层面：采矿、冶炼、锻打、淬火的工艺学，剑客竞技搏杀的武学，有关宝剑德行和品质的伦理学，以及研究各种宝剑奇迹的神学，如此等等。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详细的分层早已完成。剑学是环绕宝剑形成的意识形态，它超越冷兵器的单一价值，构筑了新帝国崛起的信念根基。但薛烛的伦理学并未成为先秦剑学的主流。他的孤寂声音，被掩盖在惊天动地的杀声里。只有那种关于锋利性、嗜血性和杀气的信念，才能发育壮大起来，支配着剑客的酷烈灵魂。
泰阿剑的退兵奇迹
吴越之间的宝剑军备竞赛，引发东周列国诸侯的觊觎。当时的宝剑崇拜浪潮，已经发育到疯狂的地步，所有的国王都坚信这样的政治逻辑——谁拥有宝剑，谁就拥有权力和整个世界。为了保持霸主地位，就连以木器和油漆著称的楚国，也被吴越的狂热所感染，开始染指兵器工业，把宝剑的制造和收集视为第一国策。这种酷爱兵器的立场，经文人和百姓添油加醋，开始四处传播。
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兵器匮缺成为一种普遍的困境。而掌握优质兵器，则等同于战争的胜利。于是以争夺宝剑目标的战争，就变得频繁而嚣张起来，成为各国的家常便饭。宝剑既是战争的工具，也是战争的目的。这种两重性重塑着春秋战国的政治地理。
据说，吴王阖庐的昏聩无道，激怒了许多名士，那把由欧冶子亲手打造的名剑“湛卢”，是一件有灵魂的活物，它风闻楚王酷爱宝剑，便断然叛离自己国王，自己跳进长江，逆流而上，向楚国方向奋勇逃亡。楚王获知这个重大情报，亲自跑到江边，趴在地上行礼，举止谦卑地迎接“湛卢”的光临，表现出礼贤下士的卓越风度。这幕感天动地的喜剧，再次被目击者到处颂扬。秦王听说之后，厚着脸皮派使者向楚王索取，却遭到了严词拒绝，秦王勃然大怒，居然起兵攻打楚国，还放出话说：只要把湛卢之剑给我，我就撤兵走人。但楚王护剑心切，根本不予理睬。3
野心勃勃的楚国，不仅在兵器库里收藏来自吴越的诸多青铜名剑，而且开始自行铸造铁剑，并且拥有数名顶级的铸剑大师。《越绝书·外传记宝剑》记载，楚王派使者风胡子前往吴国，耗费巨资，聘请当时的铸剑大师欧冶子和干将，打造了三把著名的铁剑――龙渊（龙泉）、泰阿（太阿）和工布。它们的形状，寒气逼人，令人仿佛有站立高山之巅和下临深渊的感觉，剑身的装饰，气象高大而又壮盛，上面闪烁着流水般的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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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拐李砺剑图（黄济）：越王当年聘请大师欧冶子铸剑纯钧、湛卢、鱼肠等五剑 |
晋国和郑国得知了这个情报，都企图获取这三把宝剑，在遭到拒绝之后，就发兵围困楚国的边境城池，三年都不肯退走，导致城中弹尽粮绝。楚王听到这个消息后，亲自奔赴前线，手持泰阿剑登上城楼，朝着天空高高举起，仿佛举起上苍的意志。楚兵开始奋勇冲锋，而敌人的军队则迅速败阵溃退，血流成河，天地无光，连江水都为之倒流，晋王与郑王害怕得头发都变成了白色[8]。泰阿剑的威力，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而在楚王奋勇破敌之后，伟大的泰阿剑却下落不明，很久都没有它的消息，由此引发了世人的诸多猜测。据《晋书》记载，数百年之后，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吴国的上空时常有明亮的紫气出现。著名的星相学家雷焕宣称，那是剑气的精华冲向天空后形成的天象，而宝剑所处的地点，应当就在豫章郡丰城县（今江西丰城）境内。为此名士张华派雷焕担任县令，以便就地搜寻宝剑。雷焕到任之后，经过仔细勘探，在县立监狱的地基上动土发掘，于四丈深的地下获得一个石函，里面正是失踪了数百年的龙泉和泰阿。石盒打开那天的黄昏，天上的紫气突然神秘消失。这是不祥之兆，但没有任何人能够识破它的含义。
雷焕派人把其中的一把剑送给张华，留下另一把自己佩带，当作向世人炫耀的饰物。但宝剑却断然拒绝了这种命运。《晋书》记录了此后发生的连环奇案：张华遭到政治诛杀，他的剑也在人间悄然蒸发；不久，星相学家雷焕本人也离奇病故，连死因都无人知晓。他的儿子雷华继承了宝剑，而当他佩剑经过一座名叫“延平津”的大湖时，宝剑突然跃出剑鞘，砰然堕水，雷华派人下水打捞，根本不见它的踪影，却看见两条数丈长的大龙，身上布满彩色的图纹，吓得潜水员狼狈地逃走。随即，湖水掀起了波涛，湖面上放射出明亮的光华。人们相信那是宝剑精魂的最后一次亮相。从此，龙泉和泰阿在人间销声匿迹[9]。
泰阿剑的上述经历，向我们验证了宝剑所具备的非凡神性。它能够在时空里自由行走，放射出灿烂明亮的光华，甚至决定人的生死。在张华和雷焕的死亡案例中，铁剑展示出某种过于犀利的品质。求剑者并未作恶，也没有其他可质疑的行为，他们唯一的过失就是职位太低，未能企及王的尊位，却胆敢占有这神圣的宝物，他们因此被宝剑判处死刑。但在我看来，死亡并非只是责罚，而更像是一种炫示。跟铜剑相比，铁剑更夸张地重申着自己的权力和尊严。
越过材质的坚韧性，铁剑露出了高贵而残忍的表情。它的杀气就是它的形而上本性，其它一切属性都可以置之不理。铁剑对血的极度渴望，犹如铜鼎日夜思念着三牲。在帝国分崩离析的前夜，杀戮成了不可逾越的美德，在征服和捍卫领土的进程中灼灼发光。杀气也是一种严厉的兵器美学，它要在柔软的肉体面前颂扬铁血，讴歌最残忍的真理，并通过战争喋血去穷尽自身的暴力属性。
复仇少年眉间赤
尽管剑与持剑者之间存在着各种冲突，但它们之间的亲昵，有时也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在上古宝剑的军备竞赛中，他们往往是自己创造物的悲惨祭品，由此引发大量的复仇故事。为了兑现人的信念，宝剑越过器物的界线，与手结成伟大的联盟。其中聂政刺韩王的传奇，曾在汉代广泛流传，成为画像传砖上的动人题材，而另一故事则记录了干将莫邪一家的生死传奇。
据《吴地记》记载，当年吴王派干将和莫邪夫妻在莫干山（该山名即由莫邪干将而来）上铸造宝剑，采集最精良的矿材，以三百童女来祭奠炉神，但金属融液仍然不能顺畅流下。情急之下，妻子莫邪竟舍身跃入铁炉（一说是剪下指甲和毛发投入炉中[10]），以殉剑的方式感动炉神，金属液才缓缓流出，注入剑模，由丈夫干将锻打成两把宝剑，其中雄的叫做干将，雌的就叫莫邪[11]。我们被告知，殉身是铸剑工艺中最惊心动魄的环节，铸剑师的鲜血、生命和灵魂，就此与宝剑融为一体。
但《搜神记》的记载则与此有所不同，它声称干将和莫邪夫妻是为楚王而非吴王铸剑，耗费了三年时间才完成。楚王担心他们继续为他人铸剑，藉口交货期被耽误而要斩草除根。当时妻子莫邪怀孕临产，干将猜出楚王的用意，就留下妻子、雄剑和秘密遗嘱，独自带着雌剑去见楚王，果然成了楚王的刀下之鬼。
莫邪的儿子名叫赤，《太平御览》称之为“眉间赤”，也有的典籍叫“眉间尺”，前者描述他的两眉之间长有红斑，而后者则强调眉间的宽阔距离，但也可能只是记音上的讹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品性奇异的孩子。眉间尺长大之后，向母亲问起父亲的下落，莫邪悲恸地说出了死亡的真相。依照父亲留下的线索，赤在堂前柱子下找到了雄剑，从此日夜都想要为父亲报仇。这种强烈的仇恨燃烧起来，越过连绵的群山，像闪电一样在大气中掠过，被远在千里之外的楚王所感知。他梦见一个少年，眉毛之间有一尺来宽，容貌非常奇特，说是要向他寻仇。楚王丛梦中惊醒，随即就诏告天下，悬赏千金，捕捉这个长相古怪的杀手。
赤知道自己被通缉，赶紧逃进深山，一路上还边哭边唱。一个无名的剑客看见他的样子，奇怪地问道，“你年纪小小，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赤坦诚地答道：“我是干将和莫邪的儿子，楚王杀了我的父亲，我要为他报仇。”剑客说：“听说楚王悬赏你脑袋，不妨把你的头和剑都交给我，由我来为你报仇。”天真的赤大喜过望说：那是我的荣幸。”说完就拔剑自刎，双手捧着自己的头和剑交给剑客，随后就僵立在那里。剑客起誓说：“我不会辜负你的心意。”赤的尸体这才轰然倒地。自杀的现场充满诡异的色彩。
在眉间赤的复仇故事里，无名剑客遵循自己的承诺，带着赤的头颅去见楚王，要求支付赏金。楚王为之大喜。剑客进而提议说：“这是勇士的脑袋，应当用大鼎煮烂，否则会有严重的后患。”楚王采纳了这个建议，但煮了三天三夜，头颅还是不烂，甚至跃出水面，向着楚王怒目而视。剑客于是对楚王说：“这少年的脑袋不烂，希望大王您亲自过去看一眼，这样就一定会烂的。”楚王于是走到大锅前观看，剑客乘势拔出藏在身上的宝剑，一举砍下了他的头颅，随即又砍下自己的头颅[12]。
《太平御览》所引的《吴越春秋》逸文，还进一步描述二头联手于水中大战王头，彼此咬噬的激烈场面[13]。此后，三个头颅都被高温沸水所迅速煮烂，根本无法分辨其本来面目。楚国人无奈，只好打捞起三个头骨一起埋葬，命名为“三王墓”。复仇者、刺客和国王共同享受着隆重的政治礼遇，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而这对传奇宝剑则从此下落不明。
无名剑客为陌生人慷慨赴义的壮举，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精神气质。剑和人的生命完全融为一体，成为正义审判者，痛切地维系着动乱年代的道德秩序，而剑客的威武形象，蔚成“剑学”的高亢母题。宝剑、剑气和剑客（佩剑者），就是剑学的三位一体，支撑着动乱年代的破碎信念。根据历史传说，伍子胥遭到吴王夫差赐死之后，他的佩剑在其尸体沉没的湖上经常出没，愤然漂浮于水面，仿佛是一幅语义尖锐的标语，向独裁者发出政治挑战，人取之就会生病，丢弃它则马上就恢复健康[14]。它不仅是伍子胥的纪念物，更是蒙冤者的悲痛象征，显示出对国王和民众的双重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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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都出土之汉画像砖：当年齐景公在长江和沅江一带 |
| 渡河，一头巨鳖突然袭来，吞掉了三驾马车左边的那匹良驹 |
先秦剑客的英雄形象，在下列故事里达到了高潮。据《搜神记·卷十一》记载，当年齐景公在长江和沅江一带渡河，一头巨鳖突然袭来，吞掉了三驾马车左边的那匹良驹，众人都十分惊恐。著名的剑客古冶子拔剑紧追，斜刺着追了五里，又逆行追了三里，一直追到那块名叫“砥柱”的礁石下，这才杀死了巨鳖。他左手高举鼋头，右手拉着沉没的马匹，飞鸟般跃起在水面上，仰天长啸，威风凛凛，江水为之倒流三百步，看见的人都以为是河神出世[15]。
宝剑与正义一起缄默
这真是英雄辈出、光芒四射的年代。大批剑客在江湖中诞生和死亡，他们的鲜血谱写了古典剑学的瑰丽篇章。最不可思议的暴力，与爱情、友谊、勇气和终极关怀一同生长。眉间赤，那株身影弱小而孤独的小树，却成为一座坚实的纪念碑，向我们昭示生命扩展的全部可能性。最坚硬的事物与最柔弱的生命，结成了神圣同盟。
然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却令瑰丽的宝剑神话受到重创。一个武艺高强的侠士，居然因剑身过短而未能刺中秦王，而秦王则因为剑身太长无法拔出，失去在第一时间内反击的契机，若非属下提醒他把剑推到后背从那里拔出，他无疑会死于非命。9
在这场关于宝剑性能的表演性叙事中，短剑和长剑的缺陷都已暴露无疑。就在文人们大肆渲染荆轲的英雄事迹之际，大独裁者嬴政开始冷落这种伟大的兵器。先秦时代的宝剑崇拜狂潮逐渐退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与其说是荆轲和游侠的悲歌，不如说是宝剑的悲歌，盘旋于周朝的光线黯淡的黄昏，言说着大帝国时代的陈旧理想。
楚国衰败之后，秦国承袭了楚国的宝剑制造传统。秦人是多元地制造各种铁器的天才，他们吸纳各国最优秀的工匠、剑客和剑学家，建立远东最先进的军工基地。铁剑面临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荆轲事件迫使嬴政修改其兵器战略，退出宝剑崇拜的迷局。秦国利用流体力学知识，设计出箭镞标准化工艺，把弓箭制造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精度。性能优良的弓箭，急剧扩大了秦人的战地。秦人是在弓箭上飞跃的民族，他们在自己射出的飞箭后面奔驰，征服着东亚的广阔土地。
弓箭的发达，令宝剑的语义发生了剧烈转换。它进入政治—宗教的象征体系，成为一枚无比犀利的符号，而它的实用性和嗜血性却迅速褪色。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类佩剑者：剑客（武士）和道士，官员和儒生。剑客的杀人游戏和道士的斩妖之术，都需要依仗宝剑的杀气，而儒生和官员则指望从宝剑那里获取等级（身份）与权力。《贾子》称，从前戴冠佩剑的年龄有严格的限定，天子为二十岁，诸侯三十岁，大夫则必须在四十岁；平民无事不得带剑，而奴隶则绝对不准佩剑。
《春秋繁露》还规定了佩剑的方式：按照“礼义”，宝剑应当佩在左边，以象征青龙；宝刀应在右边在右，以象征白虎[16]。所有这些规则，都旨在向世人标示权力的等级。在剑的问题上，流氓主义和国家主义达成了高度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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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碑刻：殉身是铸剑工艺中最惊心动魄的环节 |
杀气在秦汉礼仪社会里消退了，宝剑逐渐蜕变为表情平和的器物。皇帝的佩剑是最高权力的标记，包含着行政、礼仪、身份、等级和征服等诸多语义。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家宝剑，应当就是汉高祖手斩白蛇的那把。据《西京杂记》记载，该剑上饰有各种珠宝，更以五色琉璃装饰剑匣，出鞘的时候风起云涌，剑刃犹如霜雪，寒光四射，照得内室犹如白昼那样明亮。流氓出身的专制者高高举起宝剑，向民众炫示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白蛇则是权力挑战者的隐喻，它向皇帝吐出恶毒的舌信，挑战着刚刚得手的权力，犹如一个处心积虑的政治女巫。宝剑的护法功能从道观扩展到了宫廷，像狗一样守望着皇帝的宝座。
历史还提供了大量反证，以验证宝剑的权力特性。它们要重申，失剑是权力崩溃的恶兆。据《异苑》记载，晋惠帝元康三年（293年），就在“八王之乱”兴起的前夜，宫廷武库失火，玉石俱焚，汉高祖经李世民传下的那柄斩白蛇剑，跟孔子的鞋子一起，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但也有人看见此剑穿屋飞去，不知所向。宝剑以失踪的方式，在历史中留下了一个鲜明的标记，藉此宣喻汉帝国的最后覆灭，而一个新的大动荡年代已经逼近。
中古时代的宝剑，逐渐离开权力中心，露出纯粹的美学嘴脸，它甚至被紧握在女人的纤手里，充当歌舞伎的道具。剑术成了艺术，而剑法化为舞姿，叠映在那些斑驳的墓穴壁画上。盛唐的公孙大娘，以舞《剑器》组舞著称，她的表演令民间和宫廷都深为震惊。剑舞保留了凌厉的杀气，却与优雅融为一体，一方面惊心动魄，一方面柔美婉转，就连天地都发出高低跌宕的啸声。举止矜持的诗人杜甫看得动容，出手援写观感，笔下洋溢着难以自抑的爱怜。诗人的激情，在剑气和柔骨之间回旋。
但宝剑的最大危机并非来自美学，而是它被迫介入了庸碌的世俗生活。宝剑是铁血政治的象征，它渴求在征服中的伟大性，蔑视一切平庸的原则，拒绝与那些俗物和俗务合作。但随着杀气的消退，宝剑开始在历史中风化和锈蚀。民众接纳了它们，把它们当作厨房里的亲密用具。
唐朝有个叫做符载的剑客，文学和武艺双绝，身边的宝剑发出的神光，可以把黑夜照成白昼。《太平广记》引《芝田录》称，当年他出游淮扬之地，在大江上遭遇兴风作浪的蛟龙，客船无法前行，唐符载向大龙掷出宝剑，只见血洒如雨，随后风平浪静，客船得以安全行驶。后来在寒食节那天，符载去朋友人家吃粽子，米团过于粗大，普通餐刀不能施展，他便拔出宝剑将其切开。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实验，宝剑是内在脆弱的器物，它可以刺穿坚硬的盾牌，却无法抵御柔软的攻击。就在切开粽子的瞬间，它遭到俗物浊气的毒害，变得黯淡无光，完全丧失内在的灵气[17]。
符载事件是一个关于宝剑死亡的范例。而这无疑就是宝剑的宿命，它响应和平主义的召唤，远离暴力、嗜血和杀戮，逐渐介入日常生活，变成一些粗陋的废铁。在20世纪末期，它甚至跟折扇、腰鼓和红绸一起，成为退休保健体操的道具，占据了街道、空地和社区舞台的空间。而就在那些庸常生活的炽热地点，也就是在“清明上河图”式的世俗空间里，上古的精神性器物开始大规模死亡，依次退出人类的领地。正如铜鼎和铜镜那样，铁剑结束了对世界的统治，和衰老的铁血信念一起，沉入永久缄默的大地。（本文原载《中国先锋评论》2007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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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子》：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此剑之始也。
[2] 《十洲记》：昔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长一尺，……切玉如割泥。
[3] 《列子·汤问》：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昆吾之剑。其剑长尺有咫，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
[4] 《太平广记·第二百二十九·器玩一》引《王子年拾遗记》：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地。掘深百丈，犹未及泉，惟见火光如星。地中多丹，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劲利，土亦刚而精。至越王句践，使工人以白牛马祠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
[5] 《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引《吴越春秋》（今本已佚）：越王允常聘欧冶子左名剑五枚，大三小二：一曰纯钧，二曰湛卢，三曰豪曹，或曰盘郢，四曰鱼肠，五曰巨阙。……初造此剑，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洒道，雷公发鼓，蛟龙捧炉，天帝装炭，太一下观。
[6] 《吴
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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