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拯救”的嘹亮呼声里，中山装申遗事件落入了人们的视线。早在2005年，浙江宁波红帮裁缝就要申请非质文化遗产，并把中山装作为其制造史的核心内容。2007年4月，上海有人呼吁中山装制作工艺应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中山装“嫡传企业”上海开开集团的响应，随后，长宁区和静安区之间发生申遗权的戏剧性争抢。7月，北京红都集团声称，已经完成中山装技艺的申遗程序。到了10月，中国休闲服装博览会再度透出消息，中山市正搜集历史资料，准备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至此，中山装申遗已经变得炙手可热。

中山装之所以遭遇如此激烈的争抢，并非基于申遗者的乌托邦激情，而是源自市场利益的驱动。中山装营业额近年来逐步上升，拥有潜在的广阔利润空间。谁夺取中山装遗产的“保护权”，就将成为中山装工艺制作的权威，并占有主要市场份额。任何文化遗产争夺战的背后，必然是市场利益的争夺。消费时代的文化逻辑，就是如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机制时，曾公布三个评判尺度：第一是有艺术价值，其次是处于濒危的状况，第三是须有完整的保护计划。对于庞大的中国市场而言，中山装保护计划可以轻易制订，因为它无非就是一份市场营销计划。真正的难点在于第一和第二项指标。于是，提供完整的历史叙事，以展示其艺术价值（原创价值），就成为申遗的必要前提。

北京红都集团向世人宣称，孙中山偕黄兴等来到同义昌呢绒洋服店，将创制中国新服装的意图托付给裁缝。该店裁缝参照日本学生服和士官服后，研制出第一套中山装样本。上海方面的故事则宣称：孙中山携带日本军校的士官校服到荣昌祥西服公司，要求制作一种中式正装，中山装于是在荣昌祥首次批量生产。这两种叙事大同小异，都是孙中山作为甲方，亲自上门下订单，所不同的只是乙方：一个是张氏的上海同义昌，而另一个是王氏的上海荣昌祥。

北京叙事和上海叙事提供了一个共同细节，那就是中山装的设计，参照日本士官服的样式，这其实就是学术界所探究的中山装起源。而只要追溯一下世界服装史就会发现，日本士官服还有其更为深远的源头，那就是19世纪末的德国士官服。它的简洁风格，符合当时军事—政治运动的精神需要，由此成为各国竞相模仿的对象。俄国士官服和日本士官服，便是那场大规模克隆的丰硕成果，它们在日俄战争和一战中早已崭露头角。

此后，德国人自己率先继承了19世纪的军服遗产，以至纳粹国防军的士官服，都在沿用这一款式；而抄袭了德国军服的俄国士官服，后来被苏维埃政权所沿用，成为著名的“斯大林服”；在中国，它因孙中山的“参照”而成为“中山装”，因毛泽东的“继承”而成为“毛服”；在越南和北韩，它因胡志明和金日成父子的“改造”而分别演成“胡志明装”和“金日成装”。

根据对历史照片的观察比照，德国军人、斯大林、孙中山和毛泽东，穿的都是同一种套装。尽管其间出现过一些细节变化，但20世纪各军事管制国家的制服，仍然表现令人震惊的相似性。毫无疑问，中山装的姓氏，本该名叫德意志，它的设计，没有多少原创的艺术（设计与工艺）含量。那些关于口袋和纽扣的乌托邦式的政治阐释，仍然不足以构成中山装的精神内核。在饱受工业抄袭指责的时刻，把这种克隆性服饰拿去申遗，只能触发更大的国际疑虑。

中山装申遗的另一先决条件，是它必须处于濒危状态。但任何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出，中山装距离濒危服饰路途尚远。尽管与上世纪60-70年代相比，中山装的销售数量发生锐减，但因许多人将其视为礼服，在结婚和会议等正式场合使用，其地位已开始大步回升。在多元化的中国时装界，中山装复苏为新的时尚服饰，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现状。拿一种时尚服饰去申遗，要么是不懂申遗的游戏规则，要么就是在蓄意隐藏其商业事实。

在重塑中山装神话的背后，是顽强的历史怀旧情结。让我们简单缅怀一下中山装的发达史吧。在它的全盛时期，中山装竟然成为全中国民众的单一制服。它的五个扣子没有召回“五权分立”的政治理想，反而锁住从脚踵到喉结的整个身体，进而制服了全体民众的灵魂。数亿人的思想、趣味和生活方式，被统一成毫无个性的反面乌托邦。这是利用服饰推进文化专制的范例。反思这种服饰带来的精神创伤，才是比申遗更有意义的事务。（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