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这是“文革”时的民谣，生动反映了当时文化的凋敝状况。有好些个年头，中国没有拍过一部故事片，除了几部经过严格审查引进的越、朝、阿、罗等“真正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电影外，国产片除了几年如一日的《地道战》、《地雷战》就是没完没了的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制的“新闻简报”。新闻简报的内容首先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广大革命群众”慷慨激昂的“大批判”和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总之全是一片经过精心设计的“莺歌燕舞”，当时破败凋敝的真实状况，镜头中毫无反映。如果查阅当时的影像资料，那一段历史就被如此“记录”下来。除了政治、权力原因，从技术上说，当时个人也不可能有“摄像机”、“摄影机”和洗印胶片之类的机器设备。因此，对历史的影像记录只能“只此一家”，不可能“别有分店”。

然而，新技术的发明或多或少总会引起社会生活甚至社会体制的某些变化，数码视频技术，即俗称DV（Digital Video）的普及，却使我们对社会的反映、对时代的记录、历史的书写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即普通人或曰“民间”也开始夺得历史影像记录的部分“话语权”，“凤凰卫视”曾经播出过的不少民间的DV作品即可说明此点。这些作品都是由普通人从普通人角度对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的真实记录，表现了平民百姓生活的“原生态”。如纪录民工、以前被称为“盲流”者在大都市打工求生的《架子工》，纪录一位农村青年艰难娶亲的《严震的婚事》，而引起我格外注意的则是那部纪录一位外来卖花女生活的《像尘土一样飞》，因为我惊讶地发现，这位卖花女正是不久前一家“官办”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被严谴的“主角”。同样的人与事，不同电视台的不同视角、不同诠释，其间的反差确令人回味。

这位卖花女是个已经离婚的中年农妇，只身来京后原本以摆摊贩菜为生，但由于“无照”，终难维持生计。这时，她遇到了一位从河南来京以卖花为生的老头。这个老头看她可怜，就劝她不如以卖花为主卖菜为辅，并教会了她谋生之道，如怎样养花、卖花，怎样与各类带红袖章的“城管”们周旋。由于这个老头也没有家小，久而久之两人干脆就住在一起，相依为命。或许是因为她特别善于和“城管”“打游击”，不是最先“发现敌情”逃之夭夭，就是能就地藏盖花、菜，伪装成路人，“城管”拿她毫无办法，所以那家官方电视台专门用“偷拍”的手法“揭露”了她的狡猾，并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批评、谴责。而《像尘土一样飞》看来也对她的“打游击”甚感兴趣，也详细记录了她的各种“高招”。不过它的记录则是客观的、分析的，把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那种小人物的艰辛、奋斗、挣扎和他们生命力的旺盛都真实、自然地表现出来。面对平视的镜头，她坦承嫌那人男人太老，根本不想和他结婚，现在只是搭伙过日子。而之所以“无照违法经营”，是因为自己没有“关系”，也无钱送礼打通各种关系，根本办不下执照。

两种镜头，两种目的，两种叙事方式。一种是俯视的，传达严厉的“规训与惩戒”；一种是平视的，在理性叙述中潜藏些许理解的温情。如果没有DV的普及，我们将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更可怕的是，将只有官方的一家之言、只有权力者的意志。曾记否，“文革”时期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临行的告别仪式上都是哭声一片，生离死别，但官方都要组织一些人身背绿背包、手拿“红宝书”，作“胸有朝阳”满怀激情状，拍成纪录片。“三年困难时期”明明是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新闻简报”总是“喜开丰收镛”、“又是一个大丰收”……这种历史的书写只是权势者的“传声筒”，真相被完全遮盖。真相，将在时间的过程中一点点被吞噬、被忘却。如果后人查阅当时的影像资料，人们看到的只是一段又一段、一幅又一幅、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场景，这种场景将被拷贝、复制、放大、留传。而许多家庭经历过的悲欢离合，许多个人经历过的难以想象的痛苦，都将永远被遗忘。这种虚假的“宏大场景”很可能成为唯一的历史叙事、历史文本。当真实的私人叙事被“宏大场景”彻底铲除、完全消失的时候，真实、具体的历史将被消解，只留下一个貌似宏大，实却空洞无物、残缺不全的“历史”。这将造成一种群体的历史健忘症，一个丧失了记忆的群体同个人一样，不仅可怜、可悲，甚至更加可怕。

了解、认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各种政策、文件、纲领、主张、宣言的“文本”意义，而是这些“文本”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对千百万普通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影响，是最大多数人最经常的生活状态。而在DV出现之前，“我们”的镜头只对准领袖、英雄，而群众只是如何“响应”“伟大号召”的陪衬，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无从在镜头中得到反映。DV的出现，使镜头能真正对准普通人，或者说，普通人真正成为叙事主体。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纪录普通人的事情，是大众生活的原生态，是最真实的历史原生态，为青史留痕，保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档案。

DV终于打破了权力对历史影像书写的话语垄断。以后，任何重大社会事件都将会有许许多多不同角度的“纪录”，如果谁仍想垄断对重大事件的影像纪录与阐释，终会感到无可奈何。或许，这就是数码时代“历史书写”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