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今日已经是不许私产制度保存的时候了”，这是郭沫若1923年《一个宣言》中的宣言。对私有制的痛恨促使郭沫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其实，不独郭沫若，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大抵讨厌财产私有。记得若干年前，青岛夏夜的一家宾馆，和一位出版朋友闲聊，话题不断游走，其间，朋友就有这样的表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且态度那么明确。去年夏天沪上，也是和朋友夜聊，这位电视导演出身的文人，对资本私有的痛恨，同比他对马克思的景仰。
郭沫若是从一位被号称“中国马克思”的留学生那里第一次听说马克思的，此人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学生。后来郭沫若专门翻译过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翻译境况甚苦。租住的房中连桌椅都没有，拖过一口皮箱代替桌子，椅子就是地上的一领草席。没有砚台，便找了块砖头磨平。白天黑夜，辛苦了五十天光景。书翻完了，“从此我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而且“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
马克思后的郭沫若踌躇满志，开始给中国“仙人指路”。他声称：当时的中国“只剩着一条比较捷近的路，便是及早举行‘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以施行国家资本主义。”有意思的是，我们通常和资本主义对举的社会主义，在郭沫若那里也是资本主义，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仔细想来，这话没错。社会不是实体，资本无所附丽。它如果挂靠，也只能挂靠个人或国家，这是社会结构中的两种基本实体。因此，各种生产资料或资本，不是像英美那样属于个人，就是像苏俄那样属于国家。只是资本从个人所有到国家所有，严格地说，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主义。
那么，资本如何从个人到国家？这是一周前我在一辆小车上听到的故事，它来自边开车边言谈且性格爽直说话不绕弯的车主。车主的父亲是国民政府时南京城中的一个资本家，经营着一家工厂。1950年代公私合营，这片厂子被国家合营去了，他父亲也为此殒命。有趣的是，他父亲的一个朋友，也经营着一家公司。军代表上门时，这位似乎不谙世事的老板却对军代表说：你说公私合营，那么，你拿什么来合营？是资本、技术、还是人。军代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腰间抽出驳壳枪，放在桌子上，指着它说：用它可不可以合营？那位老板筛糠了：“可以、可以”，说话间便把字给签上。故事讲完，一车人都笑。我当即就说一定要把它写出来，现在就写在这里。
个人为私，国家为公。仔细想来，中国传统文化在观念上也是偏公废私的，这一点在造字上就可以看出。“私”，本字为“厶”，假如把它和“公”字并置，如“公厶”，是否可以看出点名堂。“厶”在秦篆，笔势圆转，象一个环形，围绕自己而向心。故韩非曰“自环者谓之厶”。“公”，如字，它的书写，是在“厶”的头上加了两点，这其实是两种横向的外力，分别向两个方向打开。是的，它的作用就是要打破下面那个“厶”，不让其自环。所以，韩非说“背厶谓之公”。在中国文化中，公私两字是典型的二元对立，价值上正相反。如果说公永远具有道德上的正义，私甚至提不上权利的平台。上述公私合营的故事，多少也表征了长期以来私在这个国家中的命运。
“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在郭沫若那里就是暴力革命，革命过后，国家资本主义干什么？郭沫若的回答是：“一切的生产和分配由国家的权力施行，国家须努力使生产力发展到尽头，然后才能转于完成共产主义。”郭沫若是诗人，写起诗来天马行空，一生酷爱浪漫与自由。这里不妨从自由的角度出发，看看被诗人浪漫化了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个人资本主义到底有何不同。自由在于选择。设若我是一个劳动者，设若我在英美这样的个人资本国家，由于生产资源分布在个人手里，因此我面临的是不同的雇主。如果我对现在的雇主不满，至少我可以选择离开，这是我的权利。但，苏俄那样的国家不同，国家掌控着全部资源，雇主变成了一个。在这唯一的雇主面前，我没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只能听命于它，成为权力支配的对象。这一点，力图推行苏俄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比谁都清楚：“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这也是听来的一个故事。1950年代，英明领袖要求知识分子下乡，面对抵触情绪，领袖说了这样一句话，甚至很风趣：下乡，下乡，统统下乡，不下乡不开饭。领袖的话，庶几正是托洛茨基那句话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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