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的逝世引发了华文媒体的广泛的报道和追忆的热潮。斯人已逝，但过化存神，他所留下的记忆和影响仍然在会在海内外华人社群中不断地延伸，而他的意义也会不断地引发探讨和认知的兴趣。柏杨虽然著作等身，涉及的领域也极为广泛，在小说和历史等等方面中都有尝试，也有若干贡献，但他对于华人社群的影响其实是集中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之中的。正是由于这部书，柏杨的意义和价值才得以充分地凸显，柏杨才成为一个在华人社群中具有影响的人物。柏杨的价值正是在于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给与人们的冲击。柏杨对于“中国人”所进行的反思的独特性确实是他所留下的独特的遗产，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和探索的。

今天看来，柏杨在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其实曾经因为《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他在内地的名声其实也正是在那个阶段建立的，人们熟悉柏杨其人，其实也正是在那个特定的阶段的特定的精神需要。他的这部书在八十年代被引入内地，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迫切地需要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来发展一种新的可能性，也需要再度回到五四时代全面反传统的意识来冲击旧的计划经济的问题。我们把在计划经济时代暴露和凸显的问题理解为传统对于中国人的束缚，理解为一种封建文化的的压抑造成的后果。当时的文化需要一种新鲜的力量冲击旧的话语。我们就相当迫切地从各个方向汲取新的思想和文化资源。

柏杨的书正好适应了这一波时代潮流的需要。他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出发，揭示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人的束缚，敢于批判中国人的负面的问题。他其实很好地继承了五四时代对于“国民性’的反思的传统，从许许多多日常生活的具体而生动的事例出发，也旁征博引，随手拈来，给我们讲述了不少有趣的历史掌故，以一种杂文家的的生动的笔触将他的批判和愤怒传达得异常生动和鲜活。在看柏杨的书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但这痛快淋漓却是和我们的痛苦的感觉连在一起的。

柏杨的这本《丑陋的中国人》其实有对于人生的深入的体察和来自“现代性”对于传统的“落后”的自信心，这都给了柏杨一种强烈的自信和嬉笑怒骂式的尖刻却又准确的见解。当然，同时他也具有媒体人的夸张和耸人听闻的尖锐和极端。这些当然都来自他所处的环境。在台湾当时的背景下，柏杨式的表达一面其实宣泄了他对于世事的锐利和尖刻的理解，他以直观的和感性的方式让我们感受文化批判的冲破禁忌的快感，又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市场社会中媒体人的文字所具有的强烈的吸引自己的读者的独特的趣味和夸张的手法。柏杨曾经多年是“报人”，他的生活和趣味其实接近过去的“老报人”。这种“老报人”的写作风格自有一套，是当年计划经济时代内地人所见不到的。他的风格当然没有鲁迅先生的深沉含蓄的忧愤，却有媒体人的酣畅淋漓。所以，柏杨在中国台湾当年的环境中正好适应了读者的需求，同时也在八十年代中国内地的开放初期的环境中适应了普通读者当时的需求。

我自己就还记得当年看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时所感受的冲击。当时其实我已经非常熟悉鲁迅的风格，但看到柏杨那种风格还是感受到了一种冲击。他的风格不是“重”的，而是“轻”的，是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这种“轻”的风格当年我们大家都不熟悉，因为我们曾经很习惯一种“大批判”的刻板。其实，那是一种“滞”而不是一种“重”。到了今天，我们会发现中国内地的时评文化里，这种“轻’的锐利的文风已经相当普及了，其实这里面也有柏杨的贡献。

一方面，我们在柏杨那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国民性”的那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是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柏杨的锋利和尖锐的地方在于他的对于日常生活的敏感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所带来的具体的生命的感觉，这些都给了他的批判一种难得的力量，让我们被他所触动，让我们感到我们需要的富强和发展需要抛弃那一切。另一方面，柏杨让我们有会心之处，让我们可看到其实在他的近似刻薄的挖苦和夸张的述说中其实有一种在哈哈镜中照到自己的快感。他那些来自经验和掌故的对于我们自己的性格的描述，当然有一点过分，但却相当地吸引我们这些曾经封闭的人，给了我们一种自省的力量。让我们在对于自己的否定中得到一种新的可能性。他的思考从今天看来还是启蒙和人道这样的”现代性“最基本的观念的影响的结果，也说不上有怎样的深刻和超越性。在在八十年代的历史的那个特定的时刻，其实柏杨给了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他真正在用他的特有的尖刻和锐利督促我们、批评我们，其实是期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他告诉我们对于自己的否定其实是一种新的肯定的前提，否定自己并不仅仅是颓废和消沉，反而是获得了一种发奋的力量。当时我在柏杨的书中就看到了这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其实是我们走向今天的一个环节。柏杨那些写在中国台湾的文字，其实对于中国内地的发展有了他自己大概不会想到的贡献。

当然，今天柏杨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新的世界需要的是更多的新的思考和追问，但柏杨的那种对于自身的批判和否定中展现的中国的愿望，仍然会留下来让我们追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