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接触的老人中，最具思想家气质的，是王元化、李慎之、何家栋、何方、朱厚泽几位。他们都担任过高级干部，但同时又都是学者。比起一辈子在书斋里生活的学者教授，他们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为学术而学术；从政的经验使他们的思考更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和现实的穿透力，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是紧扣中国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真问题，他们的观点，一针见血，直接进入问题的实质和要害。这种思想能力，不论到哪国留学，都是学不来的。比起一般退下来的老干部，包括那些二十年来站在思想解放前列，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干部，他们又更有学者的气质。现实的政治层面和形而上的学理层面同时在他们的视野中得到关注，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学问，还是西方现代的学问，都融会贯通，烂熟于心，为我所用，这就使他们的表达方式超越了官场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这种境界在领导干部出身的老人中又是很难达到的。

我曾和高增德先生一起提出过"南王北李"的问题。那是1996年，我到太原，和高先生家谈起学界有那些人受到尊敬，一番讨论后，由我执笔写了一篇小文章《当今学界的南王北李》。文章不长，只有一千字，文章说--

在当今文艺界，大师之类的高帽子满天飞，实际上很多是廉价的吹捧，甚至自吹自擂。学术界虽然也有泡沫现象，但更多的是听到一种忧患之声：世无大家，遂使小品流行！我们以为：中国之大，没有大家出现的慨叹，是以历史为镜，比如相对于五四时代而言。大家、大师，的确是时间长河淘洗的结晶。社会公认多在事后，而不在当时。

但面对现实，大家风范，还是有迹可循。所谓大家，一是自己博大精深，有俯瞰古今中外的文化视野，能在多学科领域自由出入，整合自如，学问超过同辈。二是开一代风气，学术与思想打通，文品与人品一致，影响力辐射到各个年龄段。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文环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大家风范，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

具体到９０年代的中国学界，我们以为，"南王北李"值得注意。南王，上海王元化；北李，北京李慎之。两位教授，一个曾是"胡风分子"，一个曾是"右派分子"；一个精于国学，一个擅长西学；都是半生坎坷，一腔豪情犹在。尤其最近几年，关注的问题颇为相近。观其学术，纵横捭阖；读其文章，掷地有声。不管论学论人，都如快刀破竹，有一种灼人的思想力量。而且，他们率先提出研究命题，带动南北学界后生，影响所及之处，已是一片华章。

五四时代，有"南陈北李"之说。其实，陈独秀、李大钊当时才三、四十岁。放在今天，乃是青年教授。他们之所以身孚众望，无非一是"铁肩担道义"，二是"妙手著文章"。试看如今之域中，与五四时代狂飚突进的气氛恰恰相反，犬儒之气太重，可谓"文章妙手多，道义铁肩少"。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著书都为稻粱谋，则比较时髦。而王李二位，仍在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不作媚时语，良心不泯天理声，并厉言谴责插标卖首、俯仰随人、阿谀取容、自诬卖友、见利忘义等诸种世象，这就使人如闻黄钟大吕，感到卓尔不群。他们关注学术文化的发展，更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再造，无论对陈寅恪人品文品的推重，还是勉力于顾准精神的薪火相传，都着眼于此。其实，他们都已年逾古稀。其心境，无非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20世纪已近尾声。人们称这个时段为世纪末。每个世纪都有开头和结尾。可怕的不是进入历法规定的世纪末，而是一个民族，特别是作为其灵魂的知识分子，沉湎于世纪末心态之中。南王北李，之所以在学界赢得敬重，就是他们不惜以老迈之躯，砥柱中流，与世纪末的颓风抗争。这种精神，正如王元化先生钟爱的一幅对联：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

当时与王元化先生还没见过面，和李慎之先生也不熟。只是参加《顾准文集》讨论会，和钱竞等聊起来，感到思想界没有带头的高人不行。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学界中青年中颇有人望，李慎之先生在北京中青年学者中也颇受尊敬，于是模仿五四时代南陈北李的说法，提出南王北李。

后来，我因为编《顾准日记》和《顾准寻思录》，到上海拜访了王元化先生，交谈数次，有一次长谈了半天，受益非浅。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王先生的反思非常彻底，不管是马恩列斯，还是毛泽东、鲁迅，他都要一一重新思考。他做事也不含含糊糊。我第一次见他，正赶上庆祝香港回归。电视台要采访他，请他发表感想，他说，不要采访我，这件事上我谈不出新的见解，而应景的话我是不说的。他还告诉我，80年代他刚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时候，胡乔木对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随笔反思文革很不高兴，就通过上海市委让他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职务。他对市委书记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王元化先生顶住了，巴老的作协主席也就没有换掉。八十年代，有这么一批有风骨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才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次中兴景象。

高增德先生原来就与王元化先生保持通信联系。王元化给高增德有信，不赞成“南王北李”的提法，理由是不宜着眼于立场。后来我见到李先生，李先生也和我说，不要再提“南王北李”了。于是，我和高增德都放弃了这个说法，而改用“二李”（李锐、李慎之）或“三李二何”（李锐、李普、李慎之、何方、何家栋）等说法来概括值得尊敬的一些老人。然而“南王北李”的说法还是在知识界流传，要想收回，我和高增德就无能为力了。　

知识界关于两位先生之间有一些传闻。2003年九月，我到上海瑞金医院看望病中的王元化先生。他主动向我问起，“慎之身体好吧？”并让我代话向李先生问好，还说看了慎之关于鲁迅和胡适的文章，很赞成他的观点。我和李先生走动并不多。但回北京不久还是出现了一次机会。当时有一个朋友有意为李先生在香港出版文集，想让我引见；我参加编辑的《王申酉文集》刚刚出版，也想送给李先生一阅。于是我和那位朋友一起去了李先生潘家园的新居，就便转达了王元化先生的意思。李先生当时说：“那就好。”想不到的是，李慎之先生一个月以后就与世长辞了。

以后,我还见过王元化先生几次。最后一次是前年。当时他还送我新书一册。不料竞成永诀！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