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序

1998年夏天以后，因为编辑《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我一直设法与遇罗文先生联系，但找了许多线索，最后都中断了。直到年底，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遇罗克是谁》的短文，却意外地接到了遇罗文的一个传真。原来，他看了报，通过编辑陈明洋查到我的电话。由此我们相识而成为朋友。可惜认识太晚，联系上的时候，那本书已经出了软片，开印在即。当时只好请他写了一个简短的《跋》补在书末，来不及让他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和他相识一年多来，我们一起去人民大学参加过与学生社团的对话，一起去拜访过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郑兆南烈士的两个女儿，也一起接受过记者的采访。我感到，他是一个头脑清醒、阅历丰富、充满了社会关怀、对历史有独特思考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没有发言的机会，被推入“沉默的大多数”的行列。由此我想到，人们的话语权受到政治的和市场的双重制约。谁的声音为权势所反感，就很难向公众表达：谁的声音不能与市场利益接轨，也很难向公众表达的机会。现在充斥于传媒的多是既不触犯权势又能换取市场的声音。就在这样的氛围里，遇罗文的声音就长时间地被拒于公共话语空间之外。其实，他的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他的经历本身就蕴藏了一页珍贵的历史。他和我都是老三届，年龄比我稍长。他和他的家人所承担的苦难，远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他一家六口人，文革中竟有五人坐牢。用牢狱钳制思想，不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独有的现象。区别只是在于有人记录和无人记录。索尔仁尼琴写了《古拉格群岛》也应当有人记录下我们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基本这种想法，我建议遇罗文写一本回忆录，记录他的经历和他们全家的命运。

遇罗文接受了我的建议。他不愧是遇罗克的合作者和《中学文革报》的创办者。虽然多年从事技术发明，不与文字打交道，一经动笔，却表现了很高的驾驭能力。他写一部分，就给我看一部分。我的感觉是，他不但是位苦难的承当者，也是一位十分到位历史见证人。他的文笔准确而洗练，记忆力极好，丰富的历史细节从他的笔下从容地流出，展示出一幅广阔深沉的历史画卷。他从1999年初动笔，到秋天就完成了这本书。书名取了个朴素而意味深长的两个字——《我家》。

《我家》可以说是中国50年代到70年代人权状况的一个缩影。中国当时发生的人权歧视不同于过去西方的种族歧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它不是以保护的或宗教的名义出现的，而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的革命名义实行的。在这种秩序里，数以千万的人们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他人同等的公民权利。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地、富、反、坏、右，因为他们的亲属中有阶级敌人，所以，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就业和参加党、团组织。

遇罗文的父母本来都是留学归国、学有专长的建设人才，一个擅长工程技术，一个擅长企业管理。但不幸的是均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此不但他们自己被打入地狱，子女也沦为贱民。遇罗克本来是一个功课拔尖的好学生，但两度参加高考都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遇罗文和他们另外几个兄妹也在这种秩序中被打入另册。这种人权歧视的理念和政策在文革前就以成型，到文革初期恶性发展，达到极致。当时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们，不但失去了参与社会的公平机会，甚至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

遇罗克当时能够以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徒工的身份，成为人权思想家，不是偶然的。这种秩序的苦果已经让他品尝了多年，促使他思考了多年，准备了多年，他从马克思到卢梭，沿着人类思想的长河进行了艰苦的搜索。直到1966年末及1967年头几个月相对失控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他不是抱怨个人和自己家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是为所有受到人权歧视的人们争取公道，他从理论的高度对这种不合理的秩序发出了深刻的批判。这就是以《出身论》为代表的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的一系列文章。这些代表着良知的声音一经传播，马上得到千百万人，特别是在政治上被歧视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强烈共鸣。

当然，遇罗克、遇罗文兄弟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好景不长。这种声音不能为统治者所容忍，1970年3月5日，遇罗克为此献出了27岁的生命，遇罗文两度陷入牢狱之灾，其他许多朋友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磨难。直到十几年以后，中国领导人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了社会政策，家庭出身这片笼罩在千百万人头的阴云，才逐步散开。遇罗克虽然没有看到这一天，但他以生命倡导的人权思想是不朽的。

人与人生而平等是一个永恒的母题。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家庭出身歧视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50年代产生的另一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即把中国公民按城乡户口分割成两类，农业户口居民的地位低于非农业户口居民的问题还有待解决。遇罗克为之献身的人权理想还有赖于后人继续努力。

《我家》又记录了中国新闻报刊史上的重要一页。遇罗文以当事人的身份，详细记载了《中学文革报》诞生、发展、夭折的始末。这份报纸虽然只是当时数以千种的小报之一，前后只出了7期，活动不到半年，它是一群不知名、没有财力、也没有办报经验的年轻人仓促地办起来的，青春的热情在他们心中燃烧，他们代表着良知和正义。它因声张人权思想而诞生，又因人权思想为当时政权所不容而夭折。这就使它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个特殊的座标。在60年代中国大陆报纸当中，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新闻报刊史上，它都堪称最辉煌的一笔。

遇罗文在陕北和东北当了多年的知青，两度入狱，他和他的家人、爱人、亲戚、朋友、难友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以及他们在磨难中如何顽强地求生，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是重宫廷活动的记录，轻底层活动的记载。这种畸轻畸重的格局到现在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高层人物在文革或其他运动中经历的冤屈，被各种传媒反反复复地讲述；而平民百姓所受的更多的苦难，又有多少忠实的文字记录？小说、影视等等文艺作品虽然讲了一些，但虚构性又使得这些故事不足以成为历史的凭证：而历史家对底层的遭遇虽有涉及，往往只是笼统地概括一下，少见细节的描述。其实，一个国家搞得怎么样，关键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日子过得怎么样。底层的大众不能安居乐业，再怎么吹国家也是出了毛病。中国之所以要告别毛泽东晚年设计的轨道，最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此。遇罗文这本书，可以让读者身临其境般地进入那个年代的社会底层，从城市的贫民，到穷苦的农民，一直到牢房里的囚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家》又是一份难得的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政治、经济、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档案。

遇罗文一家也曾有过欢乐与荣耀，他的母亲打成右派以前当过市人大代表，平反以后又担任过区政协委员，他的弟弟也曾被评为市劳模，他父亲当年设计的竹筋楼和他们兄弟发明的“前混式水切机”都令人自豪。但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本书惜墨如金。他把主要的笔触都用于展示他的家庭和我们整个民族共同经历的苦难上面了。就我读过的中国人撰写的回忆录而言，类似的写法并不多见。多数情况是大谈一生中怎么过五关斩六将，而谈到走麦城却一笔带过。这种反差正体现《我家》的特色所在和分量所在。

二十多年前朋友向我介绍过一首佚名诗人的《痛苦颂》，最后几行我至今记忆犹新：“你虽然痛苦，却不是人类的不幸。哪个民族承担了你，就是说，他在奋起、攀登和高翔。”我是赞成这种痛苦观的。道理很简单，只有正视痛苦，才有可能治疗造成痛苦的病因。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

这篇序言写完的时候，正逢遇罗克殉难三十年的祭日。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遇罗克三十年前还是当着万众公判的死囚，三十年后，当人们回顾20世纪的时候，却把他推举为思想先驱和为真理献身的英雄。文明的进程终究是阻挡不住的。他没有纪念碑，但这本书的结尾说得好：他的纪念碑，就建立在人民心中。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