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底，鲁迅从厦门奔赴广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寻找革命文学的组织，即“创造社”。这至今依然是一宗未得拎清的事情，那时，“创造社”的同仁们已经加入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去了，按照当时的电讯条件，鲁迅不可能不晓得这个事情。所以，有后人猜测鲁迅有别事之谋，可能之一是与许广平团聚；之二是，中山大学的薪酬更好；之三呢，中山大学还给出了教务长的职务。顺便说一下，这应当是鲁迅做过的最高官职。
“创造社”在中国文坛中当算颇有名气，若以广州为例，则说的一定是郭沫若。虽然不见鲁迅对郭氏有过什么直接褒言，但用作赴广州之托词，足见郭沫若等在革命圣地的呼风唤雨。而且，在1926年夏季，郭沫若已经从军，官位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后转任代主任，按照如今编制，能代行主任职责，军衔当不小于中将。果然，1927年八一起义组建新的国民革命委员会，郭沫若以名列国民革命委员会委员。而且其前，郭沫若也是武汉政府的革命委员。
以1949年底为看，其时曾出任过武汉和南昌两个革命政府高官的人，天安门城楼上站立的已经不大多了。即使那过去的20多年里，郭沫若一无所事，请郭沫若到城楼子上站一站，也是历史应有之义。遑论郭沫若并非一无所事，抗战时期他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领导下毫不懈怠。今天人们只知道周恩来领导地下情报工作，并不晓得董必武也领导情报工作，而且，在抗战的武汉和重庆期间，周并不分工领导情报工作，而是董必武专职领导。
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逃亡海外，刚刚在南昌批准的党籍，随之也自然脱注。类似的还有叶挺，也是南昌时候入党，起义失败后自然或自动脱党。后人以为，在最困险的时候脱党，是政治履历中洗不掉的污点，也是为什么不得信任的根由。实际上并非仅仅如此，旧军阀或者旧文人的这个已有的背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不得信任，但可以用作牌坊，如果的确有所需要的影响力的话。
至抗战全面爆发，郭沫若在日本流亡10年。研究了自甲骨文开始的中国历史，似乎他的书法也在此期间铸成。10年磨一剑，即使刚入大学之门，今天的学子们也大有能博士的了，何况郭沫若原本早已事文，更颇好中国古典人文，所以，归国的郭沫若当能不再是躁动的文学青年，而是沉沉重重的博事闻人，且不说，当年广州时就很已经带笔从戎，驰骋革命和文学两域。若以1948年开始密揽重庆、南京、上海和香港名绅豪士北赴为例，郭沫若则是组织者，而非听从。
脱党不是叛党，这个道理共知不讹。脱党的还有章伯钧、张申府等等，也是闻世名人，将郭沫若与他们划在等号，实在是有违史实。其一，如前所言，抗战时期，郭沫若早已是秘党，而章伯钧、张申府不是；其二，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对中共的贡献更大，远甚于其前其后，这并不为常人所察，而所察之人，却往往不能从历史得到要领，就事儿论事儿地就戛然不思了。
共产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开来，并非是因其完美的理论论据，而是其成功的实践证据。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个历史断言只说对了一半儿，另一半儿绝对不实。恩格斯总结说，马克思主义由三大部分组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这些术语，很晚以后才流入中国，至少，瑞金苏区时代，革命理论中还没有这些术语。当时的阶级理论，只能解释社会现实，而不能诠释中国历史。
不能诠释过去的历史，当然也就不能明白解释未来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必然，或者中国革命的未来必然。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们需要从中国历史中找到自己的理论依据，使得人类阶段论，即：原始社会开始，然后奴隶社会，再然后封建社会，进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地相对于准资本主义社会，从而伸延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全人类的必然，也是中国的必然。如前所述，革命兴起的时候，没有任何理论准备，也没有能找到自己革命的正当的历史依据。
1930年，郭沫若在日本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说，如同全人类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划出相应的历史分期。当时，人们对此说不以为然，也实在是，即使西方政治语系下的社会类别，在中国都还没能得到透实的理解。比如今天，什么叫做“封建”？人们的话语指向也仍旧并不归同。中共本身，最初也没察觉郭沫若论证的价值意义，也可能是因战争而无暇。直至与莫斯科派党内抵牾开始，本土派才豁然感知郭沫若论证的政治正确的奠定。
以历史实迹估量，郭沫若的历史分期论，首先为党内路线的政治正确提供了强大武器，使得传说中王伦式阴阳两扇的辩舌，晃然成为铺天盖地的理论家，而对手立马成为只知摘书的革命呆子；再者，唤动起蒙蒙学子对历史必然未来的期望，为自己直觉上的渴求支撑起确信不疑的逻辑依据。就效果判断，中国若也不外地有着奴隶和封建社会，“马克思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主张，一下子就成了不必并不得怀疑的政治定论。
以现实状态估量，若没有郭沫若的历史分期论，“半封建、半殖民地”就是子虚乌有，“反帝、反封建”也就不再是革命的理由与革命的功绩。没有了这些历史合理性，革命也就没有了正当性，没有了历史正当性，就没有了现实合理性。这样，现实政治不仅是可疑的，而且是反社会的，罪错的。这是中国革命定义所不能接受的，也为现实政治所必然拒绝。如同无需他者证明自己，却能证明他者，乃至证明一切的“1＋1=2”那样，郭沫若的历史分期论也摆在小学启蒙课本中。简言之，就是无需再被解释，而却能解释一切，这就是郭沫若的重量。
于是，究竟怎么看待郭沫若就有了两个选择：文人的或是革命者的。以文人评价郭沫若，用他那些诗作，用他的那些颂词作证，已经太多，无需在此赘言。而用革命者评判呢？需要说清，上面的解析并非是说明郭沫若作为革命者的作为，而是这些作为使得他一定是个革命者；那么，我所想澄清的是，郭沫若两手是最干净的，甚至没有他人的任何血污，更没有自己同志的血污。就人格比较而言，郭沫若式的文人，中国多之又多；而郭沫若式的革命者，谁能再找出几个？或许是张闻天？瞿秋白？我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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