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从山西省作协的《黄河》杂志调到厦门大学中文系教书，转眼已经半年。这件事一度成为舆论热点，现在似乎尘埃落定。谢泳在厦大开始授课，学生很欢迎。他女儿也转到厦门的中学读书，如果再落实了妻子的工作和住房，他将在那边重新走上生活的常轨。一些好心的朋友希望，以此事为契机，吹起高等院校改良用人机制的新风。事实表明，这种想法过于乐观了一点。这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或如谢泳自己所说，是一个私人事件。人们期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并没有产生。
人们对此事怀抱的希望，我十分理解。近几年，中国大学规模快速扩张，师资已经成了突出问题。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六个茶杯合适，配四十个、六十个茶杯就不相宜。教授指导研究生，一对一，一对二比较合理，一个教授面对一教室的研究生，就很难说怎么指导了。现在，有一些研究生，从入学到毕业，也见不了导师几面。本科生听不到好学者讲课的现象，就更普遍了。
大学者，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大楼可以突击修建，大师却不可能突击修炼。现在想进大学教书的博士很多，但学术上真有造诣的又太少。学问需要积累，学术创新往往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于是，一些财力雄厚的大学，争相以优厚待遇从其他院校挖名人，挖不来院士，也要挖个博导。还有111计划，用重金从国外引进教授，充实自己的阵容，以便在竞争中占踞更有利的地位。但也有一些引进的教授，到国内领了全薪，却不做全职，招来质疑。其实，办大学，只要有眼光，有诚意，并不是不能在国内找到优秀的师资。关键是用什么标准，以什么方式选人。如果多少有一点蔡元培那种不拘一格，惟才是举的魄力和眼力，不难以正常的待遇，从大学以外找到合格的教授。像谢泳这样学问上自成一家，又不摆架子的学人，民间还是有的。话又说回来，现在不论是校长面对的体制，还是普遍的精神状态，和蔡元培时代差别很大。有的大学即使有效法蔡元培的冲动，真正做起来，还是要面对许多实际障碍。此前有好几所大学都动过引进谢泳的念头，往往调动程序还没走完，就遇到了麻烦。
网上有关此事的议论，有一些不确之处。有人认为谢泳原来的治学之道完全是野路子。谢泳师专毕业以后再没有读学位是真，但他非并不会做符合学院规范的学术研究。现在大学里强调的所谓国家级核心期刊，谢泳早在八十年代就发过论文。他有一些学术专著，形式上也是完全规范的。当然，他更喜欢形式自由的随笔、札记。这些体裁，在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中，也是常见的。谢泳所注重的，是学术的真精神，是研究问题要独立思考，探索未知，惟陈言之务去，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国外真正的学院派，也是不能不讲究这几条的。只不过现在国内的科研评价机制走偏了，只注重学术研究的外在表达形式，只看用什么格式写论文，把论文发表在什么地方，而把学术的真精神放到一边去了。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注重外在形式的，就是学院派，保持真性情的，倒成了野狐禅。厦门大学看中谢泳，也是看中了他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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