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当知青的那个村子，老乡当年总是说浩然曾经住过那里，时间过去几十年，如今也想不清老乡究竟说《艳阳天》还是《金光大道》成著在那个地方。当年我对此并不相信，毕竟是小说，作者不可能采摘于一村，比如《水浒传》，甚至不只采摘一个朝代。青少年时节读过《金光大道》，实话说，《艳阳天》的确没有毅力细细把它读下来，即使后来知道浩然与我下乡的那个村子，或者那个地方有说不清的渊源，自己还是没有神力去细读那本厚厚的，却似乎仅讲了三天里事情的小说。
想起浩然，或者说想起《艳阳天》与《金光大道》，就想起派到村子里来的工作队。工作队的惯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可追溯到土地革命时代，正式成名可能和武工队，也就是武装工作队有关吧。总之，如今还能回忆起当年派到村子里来的工作队。工作队队员大约也就五六个人吧，比照那时农民的装扮，男队员翩翩，女队员娆娆，在我们这些落魄的城里人眼里，能有这等观感，当年算是很惊异的了。工作队的职责就是找毛病来的，找村子里的毛病，也就是找大队和小队干部们的毛病。
没有一个村子没有毛病，基本说来，也没有一个村干部没有毛病。但至今鲜有人明白，在相当静态的条件下，均衡是权力者存在的根本机能。除非社会发生快速变化，由外力打破既有均衡，不仅不能清洗毛病，而且必然导致不等程度的动荡。这两者间，村民于工作队的选择，显然不一致，若以找出毛病为工作队最大成绩考核，村落政治与工作队政治更是大相径庭。毫无疑问，工作队心目中的村落是理想的，洁净的和高尚的，而村落现实要求则是所有矛盾的均衡与相互钳制。
若干时日前，在一个讨论张爱玲和《色戒》研讨会上，提及《秧歌》时，我曾经说道，中国没有一部真正反映“土改”的文学作品。有人当即反驳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就是！由于这个题目太大，当时不好岔开会议主题，我就没有搭腔。其实，除《暴风骤雨》外，还有丁玲的《太阳照耀在桑干河上》也设题于“土改”。我读过阳早，这位外国人的近乎实录的作品。但，毫无疑问，这几位作者都是工作队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浩然也不例外，不过他笔下的是“社教”，也就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时代，和已经演变而来的“四清”时代。
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学习、干部服务，这是对理想社会最规矩的想象了。1960年代的北方农村，一年两熟的耕作几乎是土地作业的极致。即使如此，还是有半年农闲。冬日里出河工，几乎成了那个时代必工之业，即使算上小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国农村依然资力不足而劳力有余。多有人伺机外出跑商、务工，或者精心于“自留地”什么的，总之，如同那句名言，小农经济的中国农村，资本主义每天都在自发起来。农闲时节，中国农村富余的劳动力究竟干些什么，这一直是政治当局头疼的困顿，所以才有了陈永贵的天天修山头，也所以才有了江青的小靳庄天天赛诗会，也有了显赫一时的社队企业等等。
农民不仅仅种地，也不能仅仅种地，更不能靠仅仅种地。如果信服这个道理，“土改”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而土改之后的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必然将理想与现实直接冲突起来。今天看来，其实当年农民也直觉到，理想社会并不现实；但在当年，尤其当年的政治正确，现实社会不理想。那个时代的乡村工作队就是要找到现实矛盾的根结，并将其彻底绝杀。浩然的《艳阳天》就是抱有这个使命感晒晒开中国农村的窝子，进而踌躇满志找到奔赴未来的《金光大道》。
当年那几位工作队员，离开县城或者从一个公社机关派到另一个公社的乡村，去蹲点调查，揭盖子，整作风，抓贪污，纠错误，即使很翩翩娆娆，也不谓不辛苦，不谓不劳顿，毕竟天天不能回家，吃住都在村户。就中国北方绝大多数地方而言，六七十年代和四五十年代相比，几乎一切未变，贫穷未变，困顿未变，精神状态也未变。我住的那个村庄，几十年中，除了有几个当兵离村并再回村外，几乎没有人离开或移入，除却嫁出嫁入和出生老死外。如果没有赶集和县乡干部督察，外部世界与村落存活几乎无关，无论是县城还是都市，或者北京那座天安门。
下乡那地界是沙土地，本适宜种花生什么的，几十里外是山岭，晴天时日嶙峋在目，那本是干鲜果品盛地。可是我在村里从未吃过山林的核桃、栗子、柿子、山枣什么的，想山里人也难得吃到花生什么的了。当然，不仅仅是商品交换，贫穷也还在于无钱购买。每个村子都有小卖部，名曰“合作社”，收购农民的鸡蛋，换予盐巴、肥皂、针线和煤油和村干部常常要吸食烟酒什么的。每每收获，先把几大车粮食送到镇上粮库，几个月后再运回来救济自己，叫做“返销粮”。
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当然浓缩着文学艺术的“三为”理论，发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而就对农村的想象，毫无疑义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未来憧憬。也许正是这种乌托邦式的的祈愿，才使得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无所愧悔。这种按照身份定义的幸福，按照身份定义的生活方式，以及按照身份定义的理想社会，不独浩然，如今听起来很是嘹亮的讴歌或许愿，仍不时响彻着看似日新月异之中！从县城派出的工作队，依然如似几十年前那样，也如同当年一样的称赞与忘我，为农民，也就是当年的贫下中农送去温暖和关怀。
如果没有工作队，中国农村就一定没有土改。正是有了工作队，才有了土改；也正是参加了工作队，丁玲与周立波才自觉亲身了土改；用工作队的目光观察并用文字再造了土改。同样，也正是这样的身份，或者这个样的姿态，浩然才观察了社会主义教育时代的冀东农村。用工作队的手段激化了农村，同时用作家的笔端叙述被激化的农村；浩然如此，周立波如此，丁玲也是如此。也正是如此，当然更有作家的才华，才有了无微不至的细腻和波澜壮阔的宏大。
关于中国农村，最称道的大约就属赵树理和起所代表的“山药蛋”派的山西文学脉系了。赵树理在《三里湾》中已经有所踌躇，而之外的马烽、西戎等，从更长的历史过程来看，除去摸索中国农民就习惯外，统统不能为自己找到北。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乃至大跃进，今天更多的解密文件披露当年浩劫般的历史过程，不仅依旧是现实政治的禁地，也是文学界愿意作出的回避，而尤其对山药蛋派这些中国现代农村历史亲历者而言，他们的坚守与浩然的顽固大约有同等的硬度。
浩然走了，似乎是最后一位中国农村写作者走了，这也是他的故去之所以很有动静的原因，其中不乏对他的作品还属于文学范畴的承认。而中国农村改革之后，不再有因阶级而仇杀的历史事实证明，脚的自由是手的民主的条件和前提。若村长范登高到城里开商行，赵树理的《三里湾》如何写？若人们都外出打工，马烽还有否《我们村里年轻人》？再若马小辨能流落外乡避难，《艳阳天》又何必雷电交加！或者钱广为山里人做山货推销，那难道不也是一条《金光大道》？当然，还可以继续试问丁玲那干涸的桑干河，或者周立波狠走的暴风骤雨。
浩然走了，无论是诟病还是体怀，抑或责难或者赞叹，都不以为他的小说是中国乡村的故事，而是立意于宏大叙事的史诗。创作史诗不仅需要有透彻历史的纵深思考，也还要有对未来的超凡想象，而这不是所有作家所能，但却为很多作家所想为。吊诡的是，从文学青年到一名知名作家，浩然一定是一位个人奋斗的典范，而他近乎所有作品都讴歌着集体主义的万丈光芒，而这竟为他至死不察。对浩然的各种评价中对此没有提及，故补上此笔，以示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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