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中国女性写作，发端于“五四”时代，而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又是以一批女作家史无前例地出现在文坛为标志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哲衡、冰心、庐隐、凌淑华、白薇、石坪梅、苏雪琳等，以大胆冲破封建传统习俗，追求妇女个性解放的精神，写下了不少的优秀小说、散文和戏剧，在当时新文学界，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在这些青年女作家中，庐隐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她虽然生命短促。只活了三十多岁，但在仅有的十三、四年创作时间里，却给我们留下了小说、散文十一部之多。这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了解和研究那个时代的透析镜。庐隐是一个自传型作家，从很多作品描写的主人公，都能看到作家自己的身世和影子。她特别擅长用书信题材写作，这样便于主人公直接表达内心世界，读者读后也会觉得亲切感人。
庐隐在自己数十万字的作品里，向读者展现了众多的青年男女，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充满生气的心灵，以及他们追求人生理想的心声，尤其反映了五四时代的新女性，为反对封建传统束缚、追求个性解放，以及要求美满的自由婚姻的强烈愿望。所以茅盾先生将庐隐喻为“五四的产儿”，并在庐隐去世的一九三四年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首推庐隐是第一人。” 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女性被看成是民族健康和力量的晴雨表。我国很多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都相信中国妇女当时的生存状态，就是中国缺乏力量和落后的原因。不少有志之士认为，女子应建立独立的人格，不应再被其他关系诸如妻、母、女所定义，其身体也不再属于家庭宗族，而属于现代的国家。
然而，中国虽摆脱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但传统的东西却无处不在。中国的文化历史，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深根蒂固，它甚至具体规定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新女性往往处于犹豫、彷徨、困惑的两难境地，她必须是一个坚强的、向民族目标前进的女性，同时又要实现她的个人愿望。结果，最终无法两全，既无法实现真正的爱，也实现不了爱的终极目标——促进富国强民。故她们作品的女主人公结局多是非死即病，一 副凋零景象，充满哀伤和悲情。庐隐所写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文章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同时代的女作家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这是非常切、中肯当的。
（二）
庐隐姓黄，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其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庐隐生于一八九八年五月四日，父亲为前清举人，母亲是一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她出世那天，适逢外祖母病故，有迷信思想的母亲，认为是她克死了外祖母，故对年幼的庐隐厌恶和歧视，使之从小养成孤傲的脾气。三岁时父亲到湖南赴任，他们全家迁往长沙。六岁时父亲因患心脏病不治，死在任上。留下孤儿寡母，生活十分困难，母亲只好带着她和三个哥哥，住到她北京舅舅家里。舅舅时任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生活较为阔绰。由于母亲的厌恶，庐隐备受歧视和虐待，和家里的婢女住在一起。她九岁那年，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去读小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家庭竟抛下庐隐和她的两个表妹而躲到天津租界去了。待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她在大哥的帮助下，第一次开始练习作短文，由于她拼命用功，竟考上了高小。这时母亲和亲戚的脸上有了喜色，后来她更加勤奋，学业大有长进，十三岁时又考取了女子师范学校。
接下来的五年学习生活中，庐隐最喜欢阅读小说，同学们都叫她“小说迷”。她自己回忆说：“我发现了看小说的趣味，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所以我这时候看的小说真多，中国几本出名的小说当然看了，就是林译的三百多种小说，我也都看过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净尽……”一九一六年，她十八岁时师范学校毕业。但当时还没有女子大学，暂时不能继续升学。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她被北京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事园艺教员。但应聘后却很难适应这份工作，她便借口学生对教学有意见，悄然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的教学生活。辞职后，在1917—1918年间，应原北京慕贞学校同学、时任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校长的舒畹荪邀请，前往该校任教。 在安庆这所小学，她担任体操、国文、习字和史地等课，得到许多学生心悦诚服的赞叹。由于她爱东奔西跑，渴望着生活的风雨，故对枯燥单调的教学琐事，感到厌倦无味，于是半年后便回到了北京。这时，恰巧河南开封女子师范聘请教员，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她到了开封。但那里环境腐败，流弊积年，守旧的教员视言论激烈的庐隐为危险人物，她在这个受气的环境里，终于熬到了暑假，又逃也似的回到北京。到了家里，母亲骂她没长性，她的表姊妹们则送给她一个新的雅号：一学期先生。这时“五四”前夕的新思潮，在各个角落激荡着，加之一年多的痛苦的社会经历，使她觉得自己必须进步，应该继续深造。为了筹集学费，庐隐又赴按庆教了半年书，然后回到北京，考取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结束了使她感到厌倦的教员生活。
在大学里，“五四”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冲淡了庐隐心里的悲哀，她精神焕发、时常处于兴奋之中，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做些社会工作。为了福建的问题，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这是她第一次同男士合作，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这时候，她发现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她所需要的人，不是仅仅脾气好就可以满足的，她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她想到二人很难志同道合，婚后的平凡生活将毁了她的一生，于是便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爱看书和研究社会问题是当时许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人的特点，庐隐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学里，在参加社会活动的同时，也开始涉足文艺创作。他先写了一篇自传体小说《隐娘小传》，但她对这一作品很不满意，最终一直未予发表。以后她又写了《一个著作家》，这是庐隐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从此，便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生涯，并加入了文学研究会。这一期间 她和北大毕业生郭梦良很要好，郭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古文功底好，在杂志上发表过很多论文，与庐隐同为文学研究会的首批会员。
一九二二年八月，庐隐高师毕业，时年二十二岁。毕业后，曾先后在安徽宣城中学、北京师大附中等校任教。 次年夏天，她不顾家庭、朋友的反对和强烈的社会舆论，与有妇之夫郭梦良南下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庐隐曾经有过独身主义，但郭梦良的爱情摧毁了她的理智，她认为：只要有了爱情，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了婚，一方面她满足了，同时也失望了——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实际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绪和家庭琐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又继续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可是正当她创作劲头十足、佳作叠出的时候，仅共同生活了两年的丈夫，却因肠胃病而不幸逝世。受此沉重的精神打击，她心里充满了绝望的哀伤。她忍耐着痛苦，带着孩子，送郭梦良的灵柩回家乡福州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时，在福州女子师范任教。后来因无法忍受婆母的虐待，便带着孩子，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此时，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小说和散文，记载了这些暗淡愁苦的日子。
在上海，她担任大夏大学的女生指导，并在附中任教。一九二七年初，离开上海到北京。先在一所中学当校长，后又到北京师大附中做教员。在北京，她还任过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编辑，还和几个朋友集资筹办了一个“华严书店”。书店开张之前，他们办了一种《华严半月刊》，庐隐任编辑，自己并努力写文章，以此排遣伤感之情绪。这时期，她创作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多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和石评梅所办的《蔷薇周刊》上，这一时期，她完成了《灵海潮汐》集和《曼丽》集及中篇小说《归雁》。 一九二八年，在师大附中教书期间，庐隐认识了清华大学的学生、青年诗人李唯建。他比庐隐小九岁，却狂热地追求这位年长的女作家。他们通过频繁的书信往还和交谈，而由友谊发展到了恋爱。一九三零年秋，她又不顾一切，宣布与李唯建东渡日本，旅行结婚。由于日元高涨，生活不能支持，他们于当年年底回到杭州，住在山青水秀的西子湖畔。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这时期，她还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一九三一年夏天，离开杭州到上海，进入工部局女子中学任课，她一面教书，一面写作。她完成了《东京小品》、《玫瑰的刺》以及中、长篇《地上乐园》、《女人的心》、《火焰》等。 她与李唯建婚后的四年，是她一生最快乐最幸福时日。可惜当她的思想和创作开始走向更高境界的时候，不幸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因难产手术后流血不止，遂于13日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年仅三十六岁。
（三）
纵观庐隐的作品，早期内容多是写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取材不是很广。但作者并不囿于抒写自我，而是面向社会，面向人生。如她的成名作《海滨故人》，可算是其前半生的自传，小说中的露沙，其实就是庐隐自己。露沙和她的同窗好友玲玉、莲裳、云青、宗芸等，他们通过假期海滨聚会，在那小屋里苦苦地探索人生，正如茅盾先生所言，她们“几乎全是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在那里苦闷徘徊，或是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在狂叫着‘自我发展’，然而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 1927年结集、1928年初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曼丽》，取材略广，感情和认识渐深，技巧近于圆熟，文字有《海滨故人》之长而无其粗率之短。《灵海潮汐》收入十一个短篇，它的思想内容和基调与《曼丽》相差无几。 长篇小说《归雁》，写年轻的生命，旷世的才情，但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羁绊，过早地夭折了。她悲怆地写道：“那一只总在受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重新去漂泊了。”《归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有着热烈的呼喊，有着热烈的追求，可恨脑子里还有一些封建时代的余毒，不敢高叫打破礼教的藩篱。
《云鸥情书集》收集了庐隐和李唯建的六十八封来往书信，这部情书集就曾题为《云鸥的通讯》在1930年2月至4月的天津《益世报》上连载。 从作者的创作道路看，《云鸥情书集》较《归雁》，积极因素更多一些。后者主要是哀叹，而前者更多的是抗争。 1930年秋，旅日期间，她写成小品一组，名为《东京小品》。1936年出版的《东京小品》，系小说、小品、杂文合集，收了上述十一篇小品外，还有七篇短篇小说、十四篇杂文。此集中的小说，特色不突出，杂文倒有很值得称道之处。在这个小品、小说、杂文全集中，艺术上出色的是小品部分，即题为《东京小品》的一组文字。 庐隐从日本回国后，写了许多短篇的东西，如《玫瑰的刺》、《苹果烂了》诸短篇，集成一册，名为《玫瑰的刺》。该书于1933年3月，由中华书局初版。它收作品十篇。庐隐此前的作品，常不免有拖沓，不够精练的毛病，而《玫瑰的刺》显然趋于纯熟和简朴，词汇也较前丰富。 庐隐在创作《玫瑰的刺》的同时，写成了长篇小说《象牙戒指》。《象牙戒指》最初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因商务印书馆遭焚，作品的最后三节没有刊完，1934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象牙戒指》表明，庐隐在创作上想有所突破，但有时又在某些方面陷入了自己铸定的模型中。不过，《象牙戒指》在艺术上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
在1932年的暑假，作家挥汗写成长篇小说《火焰》，直到她逝世后的1936年1月，才由北新书局初版。庐隐从写恋爱婚姻到下面描写“一二八”上海抗战，作家的眼界，笔触，突破过去那个较为狭小的世界——作家个人和朋友——“故人”群的小圈子，而欣赏和描写冲锋陷阵的士兵，支援反帝斗争的劳苦大众，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艺术风格上，《火焰》一扫作者以前作品中的悲凉，忧郁的浓雾，昔日彷徨歧路的苦闷，伤感颓丧的情绪消失了，代替它的是昂扬的格调，坚强的信念，乐观的精神，有刚劲之风。背景的色彩十分鲜明，气魄也趋雄大。应该指出，庐隐创作道路上这一大转变，在她自己，也是意识到了的。自然，《火焰》还存在明显的不足，由于作家对战争生活缺乏实感，对于部队官兵了解不够，再加上艺术方法上的转换，因而艺术上较弱，作品象通讯报导和特定而且叙述、议论较多，一般化的描写多，人物个性不鲜明。作品关于战斗的描写，也嫌简单。此外，作者可能是为了增强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因而对日寇的战斗力也估计过低。
庐隐的小说，除《火焰》、《云鸥情书集》外，都有一层伤感、哀戚的阴霾遮盖着。 庐隐的创作，注重于心理描写。除直接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外，往往通过人物的眼光、心理感受去描写客观世界，写景则情融于景，叙事情溢于辞，抒情色彩较浓。她的大多数作品，都借助于书信日记来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其中不乏成功之作，也有用得较为生硬之处。 庐隐的作品，艺术上明丽、清新，从中国古代文学获益颇多。早期作品有不少美丽的词句；状物写意，时见精彩处。后来，趋向朴实，纯熟，好的文笔如行云流水，相当流利，使读者获得一种艺术享受。她的小说，散文化太甚，结构松散，有些似无周密的布局，她很少构思慎密、结构谨严、文字精练的佳作。 怀着一种陌生的心情去读她的散文，一本《玫瑰的刺》，一本《灵魂的伤痕》，都是她早期的作品，很有些伤春悲秋的味道。
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毁；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五四”运动落潮后，在庐隐面前，社会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围。人们所说的“庐隐的停滞”就是在这种主客观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庐隐并不甘在这种氛围中沉沦，她挣扎着，追求着，前后虽有几次反复，但每次也都有所前进。透过这些深刻、尖锐、犀利的小品杂文和长篇小说《火焰》，不难看出庐隐在“九·一八”事变后，是时代和民众给她以勇气，冲出“庐隐停滞”的种种藩篱。可是正当庐隐从悲情中奋起转向的时候，她却因一失败的难产手术，而夺去了她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