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祖籍克什米尔，属印度四大种姓之首的婆罗门种姓，原姓考尔，在莫卧儿王朝时代曾为学者世家。1716年受皇帝赏赐，家庭迁居首都德里。因为皇帝所赐的土地与房屋在一条运河边，便以乌尔都语“运河”为姓氏，英文音译Nehru，汉译尼赫鲁。J.尼赫鲁之父为律师，他从小就接受了英国式教育，1905年16岁时到英国留学，先在著名的哈罗公学读中学，后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法律系学习，1912年毕业并考取英国律师资格后返回印度。S.亨廷顿评论尼赫鲁称其为“半个印度人加上半个英国人。”尼克松评价道：“在我所见过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尼赫鲁当然是最有头脑的领导人之一。他有时还很傲慢、刻薄，自以为是，咄咄逼人，他还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强烈的优越感。”
尼赫鲁回国后即担任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律师，1919年印度阿姆利则惨案震惊了他，于是抛弃了律师的舒适职业，追随圣雄甘地投身于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之中。鉴于印度的贫穷落后以及英国殖民者的镇压，1920年尼赫鲁提出并身体力行“到农村去”的主张，实施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与毛泽东若干年后的主张有所不同的是，他认定武装斗争方式是原始的，主张非暴力，开展与殖民当局不合作的斗争。
1926年3月至1927年12月，尼赫鲁利用陪伴妻子到欧洲治病之机，访问了西欧六国与苏联，参加了布鲁塞尔“世界被压迫民族大会”及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归国后尼赫鲁首先提出激进的国大党纲领，第一次把“完全独立”当作党的奋斗目标，规定每年1月26日为印度独立日，改变了甘地一直回避“独立”的旧政纲，因而也遭致英国殖民当局的迫害，从1921年起，尼赫鲁共九次被捕，经历了总共十年的牢狱生活。
尼赫鲁曾经宣告：“什么是我的人生哲学？我不知道。”“人生是太复杂了，而就我们现有的知识所能了解的来说，人生也太不合逻辑。因此它就不能被局限于某种一成不变的主义范围之内。”基于这种人生哲学理念，尼赫鲁不向任何方面“一边倒”，例如他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存在和它所树立的榜样，在黯淡的、凄凉的世界上是一种光明的、令人兴奋的现象。”但他根本不主张在印度实行此类制度，而是把社会主义主张里的社会正义与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再加上民族主义、甘地（非暴力）主义，以印度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为基准，走出一条尼赫鲁的道路来。
尼赫鲁的性格特点可以从一件事情上看出一点名堂来。1942年2月9日，蒋介石访问印度，尽管邱吉尔亲自致函蒋：“我们希望蒋介石先生不要陷入同印度国大党和那些试图削弱印度政府作战努力、破坏安定秩序的人物的政治关系中去。”但蒋坚持要会见还关在狱中的甘地，英国当局坚持不允，几乎陷入僵局。最终蒋迫使英国人让步，他不仅会晤了甘地，还会晤了尼赫鲁等国大党政要，表达了中国支持印度独立的主张。7月22日，民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获悉，英国政府未理会蒋介石建议英国与印度独立运动和解的建议，准备继续采取镇压政策。蒋随即以强烈措词面告英国驻华大使中国政府反对这项政策，并通知各新闻单位激烈抨击英国，支持印度独立运动。这是印度国大党获得外国政府的最积极有力的支持，包括尼赫鲁在内的领袖们感激万分。1943年，作为支持印度独立的一个举动，蒋邀请尼赫鲁访问重庆，他所到之处都感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与对印度独立的支持。但尼赫鲁在感激了这些声援与支持之后，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政局，称其所见不过是另一个独裁者，这个政府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精神。
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这个国家的贫弱状态举世闻名。其人均寿命只有26岁；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的6.6%，且完全是外国资本；文盲率86％；农村人口占90%，粮食却不能自给，每年均需进口200-400万吨粮食才能勉强应付。印度被认为是世界第一饥荒大国，有近80%的人口生活在赤贫状况下。且教派冲突严重，各自为政的土邦林立，多达552个。1948年印共即在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印度军队刚刚组建，虽然早就有印度士兵在英军服役，但印度的军官人才基本没有，独立后数年，三军司令仍由英国人担任。印度还与生俱来地处于同巴基斯坦敌对状况之下，堪称内外交困，是一个地道的烂摊子。
印度为世界公认的贫弱之国。有句话说：“弱国无外交”，而尼赫鲁恰恰不信此邪，鉴于独立后国大党政府由副总理巴特尔掌控财政与组织大权，实际上把持了印度内政。身为总理的尼赫鲁只兼任外交与英联邦关系部长，他把外交工作看作是图谋印度大国地位的命脉，决心以外交来弥补印度国力、军力的不足。尼赫鲁的传记作家M.布雷彻评论说：“尼赫鲁集印度对外政策的哲学家、建筑师、设计者、发言人于一身。”确实是恰如其分的，直至1964年他去世为止，印度的外交由尼赫鲁一手操持着，国际评论认为：“外交事务是印度干得极为出色的一项工作。”直至今日，印度外交仍沿袭着尼赫鲁的许多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开创了人类历史的全新纪元。盟国战胜法西斯轴心国实际上也战胜了“弱肉强食”的国际游戏规则，以《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为标识的一系列国际条约、宣言，确立了战后国际平等和平新秩序的开始。罗斯福总统利用强大实力地位，迫使英、法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面临崩溃的局面，各殖民地民族独立的浪潮也因此风起云涌，一批新的独立国家出现在地球上。印度即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局面几乎同时应运而生，斯大林构筑起他的意识形态阵营，以对抗美国为代表的民主主义势力。两种意识形态的争斗形成了“冷战”新局面。在这两大体系对抗的世界上，尼赫鲁冷静地观察并准确地抓住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机遇。他没有像毛泽东那样“一边倒”投靠斯大林体系，当印度驻苏大使传达苏联有与印度签订友好条约的意愿时，尼赫鲁拒绝了，表示“即使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印度也不会站在苏联一边”；但他也没有如同大多数小国那样依赖美国，对于承认新中国、缔结对日和约等问题，尼赫鲁旗帜鲜明地与美国对立。斯大林临终前不久意识到：“尼赫鲁真正的兴趣在于从西方强权对亚洲的冷战中追求印度的独立。”于是改变了视其为西方走狗的打压政策，采取拉拢政策。尼赫鲁确实只以印度的国家利益为基准点，首创“不结盟”主义。1946年9月7日，在东西方“冷战”初露端倪之时，当时刚担任印度过渡政府副总统的尼赫鲁在发表施政演时说：“我们将尽可能地远离不同集团相互对立的强权政治，不与其中任何一方结盟。因为这种对立的集团过去曾引起世界大战，甚至今天仍可能给世界造成巨大灾难。”此后，尼赫鲁陆续不断地发表内容相同的演说、讲话，阐述他的不结盟主张，从而赢得“不结盟之父”的美誉。
尼赫鲁的不结盟主张，强调的是印度应以“自由国家而非别国的卫星国的身份”参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主张依靠自己站起来，并愿同所有想同所有想合作的人们携手合作。我们并不期望成为别人手里的玩物。”对于经济、军事都不足以支撑印度获得大国地位的情况下，尼赫鲁借助于外交弥补了这个不足。另一方面，他堪称准确地把握住了国际大环境，倘若在二战期间及以前，这种不结盟无异于一种梦幻。但在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新环境之下，一大批中小国家陆续获得独立，不结盟就有广阔的“市场”。尼赫鲁的不结盟主张把握住了时代的脉络。当尼赫鲁把它推广到世界，立即受到二战后独立的新国家以及弱国的普遍欢迎，这种欢迎本身就大大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地位，从不结盟的立场出发，尼赫鲁在国际事务中呼唤普遍的和平，反对强权压服或战争解决问题，支持殖民地独立，反对种族主义，无形中又建立了印度力主和平的国际形象。反对殖民主义、调停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主张联合国普遍性原则、万隆会议、不结盟国家会议、反对集团对立倡议全球集体安全、首倡严格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二十世纪重大国际事务，印度都扮演了大国尚不能扮演的主导角色。一个贫弱的国家，获得如此殊荣，不仅印度实现了尼赫鲁利用不结盟所造成的声望成为世界大国的预谋，尼赫鲁本人也成为世界著名政治家，这是举世公认的成功。
但尼赫鲁在对于邻国交往方面，却采取十分强硬的政策，几乎完全符合“远交近攻”的态势。艾森豪威尔称：“这个主张非暴力的杰出人物必要时也会挥动一根粗大的手杖，从人丛中给自己开路。”尼赫鲁早就反对印巴分治，企图建立巴印合一的大印度。但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很难协调，以真纳为首的伊斯兰党派原本属于国大党，真纳曾为国大党领袖，穆.阿里大毛拉也曾担任国大党主席。1930年穆斯林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穆.伊克巴尔首先提出穆斯林单独建国论，迅速获得广大穆斯林拥护，穆斯林联盟也很快与国大党分道扬镳，尼赫鲁竭尽全力也未能挽回印巴分治局面。最终，获得蒙巴顿方案的认可，他极其勉强地承认了巴基斯坦的独立地位；在建国之初，占地22万平方公里的克什米尔土邦尚未决定其归属。该邦400余万人口的77%为穆斯林，只有20%为印度教徒，邦主是印度教徒。鉴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印巴都企图将其收入本国。1947年10月20日，居住在阿富汗的数千名帕坦人武装进入克什米尔，邦主辛格仓皇逃亡印度，随即签署并入印度协议，印度随即于27日出兵，巴基斯坦也立即派遣“志愿军”参战，第一次印巴战争爆发。尼赫鲁抢先把问题提交联合国解决，在安理会的调解下，1949年1月1日实现停火，印度占领克什米尔约五分之三地区，巴基斯坦占领五分之二。鉴于穆斯林占克什米尔人口的多数，尼赫鲁坚决地反对任何当地居民自决的主张，包括美国提议克什米尔在国际监督下独立成为“东方瑞士”的主张。这导致印巴冲突至今仍未了结。
对于印度周边小国，尼赫鲁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斯里兰卡（原称锡兰），因其与印度隔海相望，国土与人口都远不能望印度之项背，双方无领土纠葛。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锡兰的商品供应主要来自印度，独立后经济上沿袭着对印度依赖的局面，尼赫鲁很快就与其建立起友善的关系。对于原本独立的尼泊尔，英国已在1923年正式予以承认，尼赫鲁采取沿袭政策，利用它以及西藏作为缓冲区，避免他认为可能来自中国的威胁；对于更弱小的锡金、不丹，前者被直接控制直至兼并，后者亦签约予以“指导”，实际上已受控于印度。
在中国问题上，尼赫鲁采取的态度是有区别的，首先他承认实施有效控制的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政权，无论它属于何种性质；其次他认定西藏是一个自治实体，但中国对其有宗主权，而不是主权；第三他认为印度有权继承英国在西藏以及其他地方享有的特殊权益，至于这种权益的来源是否合法，尼赫鲁不予考评。在这三个认识的基础上，尼赫鲁决定了他的对华外交政策。由于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战斗状态，尼赫鲁认为印度应“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巴基斯坦”，“以外交手段对付中国”。于是，尽管毛泽东直至1950年还致电印度共产党首脑，鼓励并支持他们的“武装夺取政权”，尼赫鲁仍把中共获取的政权视之为“大陆的母亲和主要文明史的发源地，今天正在觉醒”，并说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他不但对外顶住美国的压力，对内在与印度政界以副总理巴特尔为代表的反对过早承认中共政权的势力辩论时，尼赫鲁说：“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是一个非常稳定，足够强大而又受人民拥护的政府，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政府。”1949年12月30日，尼赫鲁排除众议之后致电周恩来，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抛弃民国。以后，无论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场合，印度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由于毛泽东尚未建国就开始奉行“一边倒”政策，采取了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敌对的政策，除去与斯大林控制下的苏东集团结盟之外，中国又恢复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孙中山一生竭力使中国与世界融汇的成果化为乌有。同时，毛访问苏联时又得到斯大林的鼓动，于1950年1月10日从莫斯科下达进军西藏的命令。由于这个内部命令尚需准备时间，印度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尼赫鲁期望西藏维持40年来的现状，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无驻军，西藏保持原来的自治状态。到夏季，解放军进军昌都已成现实，给西藏地方政权要求和平谈判的条件里也明确了军队进驻西藏的条款，尼赫鲁开始他阻挠中国进军的努力，发表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希望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向中国表示对于军队进驻西藏的恐惧。本来，军队是否开进西藏，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并非至关紧要的问题，事实上西藏直至1959年为止仍维持原来的自治状态，军队晚数年开进效果只会更好些。但得了斯大林首肯的毛显然急于表现，更何况那时斯大林还把尼赫鲁视作“反动分子”、“英帝国主义的工具”，于是他在1950年10月22日，也即解放昌都不几天，命令章汉夫答复印度头一天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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