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就是给散落在民间里的精神兄弟做个精神档案。这些精神兄弟大都活跃于网络。边缘的或说网络的思想者，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抗争着，任什么管制、压制都不能否定他们，民间的或说边缘的思想者，即是有承担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中国的封闭制度和文化里缺少或没有终极的精神建构，事君、仕途、事功等就往往成为最终的追求和评判标准。可是，在一个开方的网络世界里，剥离出（造就了）真正独立意义上的“个人”；而互联网给予了“个人”最大的思想可能剥离出（造就了）真正独立意义上的“个人”；而互联网给予了“个人”最大的思想可能性……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摩罗:绝望和拯救
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摩罗的文章充满无处不在的荒寒和冷硬，其中蕴藏着对无望精神的拯救。从“原来如此“到“本来如此“，摩罗发现了人性的恶劣遗传，发现了中国文人缺乏信仰，发现了中国文化缺乏终极关怀，发现了中国作家精神弱小，发现了中国文学陷入对权谋的恶性复制。摩罗的系列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他对信仰的乞求也深具意义。从破败的文化废墟中走出，摩罗一直在苦苦思索着个体的精神建构。
摩罗一直直面着他对人的失望，他对耻辱意识的挖掘与批判凸现了内心的绝望，对整个世界的绝望，渐渐开始扩展视野，向佛陀基督寻求精神出路和信仰支持，这与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沉浸于孤独和绝望之中苦苦挣扎赤膊形成鲜明对比，作为鲁迅精神衣钵的继承者，摩罗最终看到了人的有限和罪行，从而抛弃了对人的期望，而在精神上走向上帝，至此一个底层知识者完成了精神的变异。摩罗对近代以来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质疑，并走向对信仰的求索。因为大地的绝望而走向对天空的仰望，这是摩罗的两本新作中最令人欣喜的现象，这也是中国二十世纪“精神界战士谱系”的一次自觉变异。摩罗说：“十年之后，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在回答读者的时候，能够说：‘我主要是重复五四先贤的话，同时我也补上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信仰’。如果真的能够在民族文化中凸显信仰问题，我们这代人就可以说至少尽了一点力。”
摩罗不幸陷入一种痛苦的循环之中，现实精神的逼仄使他看到了过多的虚无，他迫切地想从这种恶劣的精神状况中突围出来，这时他发现就连精神之父的鲁迅也无法为他提供一种精神依靠，这时他想借助宗教和心灵资源尝试着一种新的活法。也许摩罗走出了精神无赖的状况，但现实的过度刺激又使他怀疑自己的突围，这样他陷入了矛盾之中了。我不敢说摩罗真正超越了鲁迅，摩罗只是解决了精神上的虚无而已，但却无法解决与现实的紧张关系。鲁迅是智慧的，他不是认识不到文化或者宗教的积极意义，他真正地解决的是建构和捍卫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对于那些类似基督或者佛陀似的关照人生的做法，鲁迅是断然不会做的，他深知人受到了压制就要反抗，并本能地对一切虚伪的说教表示怀疑。
对于现实中国来说，疼痛和虚无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何必忙着消解和填补呢？投入基督信仰对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或许是重要的，对于一个善于作秀的文坛来说，但愿这不是一种灵魂的表演，不会成为知识白领得以炫示的道具。
朴素：大地上的行走
一只鸟儿从我的头顶飞过，如同一枚飘逝的叶子，我觉得我的心在变轻，轻得如一枚羽毛，随时可能被风吹到没有尽头的深处。我渐渐感到江风的寒冷和虚无的孤独。我明白，我将继续走下去，大江只不过是我记忆中的一个片断，行走才是目的。
-------朴素《大地上的行走》
第一次看到朴素的名字，是在天涯社区的诗言散语上，自然就被他的文字吸引了。他的文字洗尽铅华，只剩下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灵魂的沉淀。他的作品贯穿其主线的是民间知识分子的民间呐喊与思想锋芒，一些奇思妙想的断片展现了非凡的感悟，深深的穿透了事物的表面，是对事物内质的剖析。在深入黑暗的写作中到达词语的内核，真正实现词语的狂欢。正象朴素所评论的一位作者那样，我从中阅读到他流淌文中的诗人气质——一种对事物极度的感觉，一种对感受特别深入的意识，一种自我拆解的锐利智慧，一种用梦幻娱悦自己的非凡才具。那种感觉就象是，一片湿漉漉的秋天的叶片的脉络。写作对于他来说，或许就是抵御黑暗的侵袭，或许就是在大地上不停地行走，或许就是突破语言的牢笼。
他的文字带有一种精神上的气息，充满着寻找“诗意地栖居”的执着，笔触直抵当下精神空洞的现实，流露出强烈的批判意识，表达了一位自由的民间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他那里，写作是为了确认一种心灵的力量，上升为一种信仰或象征，一种不灭的心灵能力：代表美、想象、悲悯与爱。他不乏诗人天生的对于语言的敏感与把握能力，又具有知识分子的人文关照。我喜欢那些思想的碎片：
1,抵抗的结果却只是虚无
2,我们往往义正词严地批判政治化语言的空洞与压迫，却遗忘了更深一层的语言权力的潜移默化。
3,面对自己的内心，你才知道光明是几乎不可能的奢侈。
4,我们其实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避免恐怖”与“解除痛苦”。
5,任何叛逆在老生常谈中都由激流化为静水，人世间依旧如常。
6,在没有上帝的时代里，许多人争做上帝。他们讲述一些貌似上帝的启示，却从不兑现。
7,见惯了太多的人性的黑暗，又如何保持对光明的信心？
8,复仇者的最终是一座坟地。
9,流亡成为闹剧，历史变成戏说。当年的事件成为一种禁忌，言者有罪。
10,听到枪声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过早地见识了人类的苦难。在一个黑暗的年代里，良知是我们惟一的依靠。
11,在沉默中的思想只能是暗夜里的空虚。当思想言说时，满天的星光灿烂，但言说者的面孔却深奥复杂。
12，一个倾心于黑暗的人最终将被黑暗燃尽。
13，我终于明白生命的辉煌归宿不过是一片无际的死寂黑暗，行走就是生命中的火把，继续寻找大地的声音，照亮我们人心深处的黑暗。
在这个视上帝如无物的国度里，朴素用他的文字试图打捞那些正在沦落的事物，试图拯救虚无，表达对灵魂的忧虑，流露出浓郁的人文情怀，他不停地走，一个人肩着寒冷和虚无的孤独，让我仿佛看见了鲁迅笔下的过客的背影，反抗着一个荒谬的时代。是的，人注定是要毁灭的，也许如此，那么就让我们在抗拒行动中毁灭吧，再说，如果等候在我们前面的是‘空无’，那么我们不当在意它，否则它将成为不可改变的运数。生命的辉煌归宿不过是一片无际的死寂黑暗。我们只有把握住“此在”的勇气，才能继续走下去，继续寻找大地的声音。
崇拜摩罗：无神沙漠里的跋涉者
初进网络，我最先认识的就是崇拜摩罗，和他认识因为鲁迅的缘故，崇第是一个真心热爱鲁迅的人，每读他的文章，便会觉得那有鲁迅思想的痕迹，他在《鲁迅、传统与现代人》中，通过对比西方的文化巨人，对刘小枫的论点进行反驳，指出，是刘先生过于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精神结构上的差异性，以至于将鲁迅，这个以“立意在反抗“的精神巨人划归到现代虚无主义者的行列，并大加痛斥，我可以说，他对鲁迅的评论因为过于建构自己的基督教文化立场而忽视了鲁迅在虚无中的痛苦与价值担当。并得出了这样一个发现，鲁迅和尼采、萨特、加谬、卡夫卡一样，因为感领到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而有意识无意识的为自己和所有遭遇现代性精神危机的生命个体寻找和确立生存信念。鲁迅从未安于虚无并一直力求担当呢！鲁迅的精神标本意义在于他构成了中国人建立超验思维，跨过自然本体的传统文化规定的桥梁。
崇第从自身对生命的深切感悟出发，通过对鲁迅的远距离关照，得出的都是与学院知识分子不同的观点，让我觉得亲切。以后，我和崇第有了一些深层次交流，对他喜欢的舍勒，我也喜欢；我们同是属于在民间底层的精神跋涉者，都喜欢舍勒的生命哲学。
向来喜欢读崇拜摩罗那些颇具苦难意味的文字，他的文字里流淌着摩罗思想的痕迹，沿着摩罗的困惑和思考进行追问。在他的笔下，德兰修女、圣方济各、布鲁逊这些圣徒，托尔斯泰、甘地、马丁·路德·金、鲁迅、陈独秀这些巨人，林昭、遇罗克、张志新这些英雄，梁漱溟、陈寅恪、高尔基这些学者作家穿插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人类的星空。崇拜摩罗寻找摆脱精神困境、更新自我的生命源泉。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支撑着世界。与摩罗不同的是，崇拜摩罗生活在底层，现在仍苦苦挣扎求存，文字里流淌着底层知识者的磨难的痕迹，这样一个为生存所煎熬的人，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思考那些行而上的问题呢？一个眼盯着德兰修女和十字架的青年，何以全然忘记自己卑微的生存景况而谛听天国神秘的呼唤？认真读了崇拜摩罗的文章，我发现这个淳朴的青年有着高贵的思想。他在文字里对糜烂生活发出灵魂的考问与质疑，对传统文化带来的精神黑洞进行探求，用爱和悲悯对精神黑洞进行突围，在对鲁迅的解读中发现了不屈个体的精神出路的险要。他说，终其一生，鲁迅的内心都在为寻找人确实可以依靠的生存信念而痛苦非常，而这种痛苦实际是标示了鲁迅的精神地位。鲁迅的精神地位不单单在于他在各个层面的思考，还在于其因深刻的思考，特别由其在生存信念层面的思考而在现实中碰撞出来的个体体验悲剧。崇拜摩罗太想从那个精神黑洞中走出来了，他很想探究鲁迅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太年轻总是有太多的困惑。所以，他在后鲁迅时代寻访鲁迅寻访和鲁迅有关的人事，不断探究着我们的生存处境。
燃烧的海水：从绝望走向信仰
一个孤独的个体觉醒以后，通常面临无处逃遁的命运，田园精神已被现代化吞没，人要在充满苦难和污浊的大地上生存，灵魂在哪儿安居呢？实际上鲁迅走后的虚无仍然在折磨着人。
宇宙是荒寒的，人的生命也是荒寒的，生命终将被这永恒的荒寒所吞灭，所以生命的终点是荒寒的。如何面对无边无际的荒寒？人为什么在这里存在，我为什么在这里存在？人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象荒寒里的尘埃，漂浮在一个无序与混沌当中。善于克隆虚无的土地上，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回避对虚无的追问，是中国文化的缺陷。我们只能会让饥饿和各种痛苦长久地折磨自己，长久陷入无所依托的痛苦独自煎熬和寂灭。鲁迅的不幸在于要承担太多人伦间的责任和义务，陷入苦斗带来的创痛之中不能自拔。只能用肉博这黑暗中的空虚，而放下了希望之盾。
燃烧的海水正是经历了这种痛苦和挣扎，经历了那种幽幽暗暗的探寻。那篇《寻找心灵的故乡——从“新左“到基督徒的心路历程》就是印证，讲述了一个无信仰到信仰者的精神轨迹。作者是毛时代的人，经历了意识形态神话的塑造，曾以“革命“为途径“建功立业“，梦想以之为拯救个人和国家的灵丹妙药，这样的理想远离心灵，必然会陷入与虚无和绝望战斗。但是，底层生活的苦难，让作者感受到什么叫“大地上苦难“和“苦难中命如草芥的人们“。那个浓浓的黑夜，望着山谷中星星点点的灯火和海浪一样起伏的山脉，作者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生命终究将归于幻灭吗？如果生命在这个茫无方向的宇宙中本是尘埃，我们又何必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苦苦奋斗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现在就结束这终将归于虚空的人生呢？信仰的饥渴苦苦折磨着，由直面苦难到认识造成苦难的罪恶，由直面苦难与罪恶到寻求拯救，渐渐走向信仰。一个偶然的机会，作者了解了文革中迫害张志新的一幕，以及张志新被刑事犯轮暴，神经失常后用自己的月经血沾馒头吃的惊人历史，一种浓浓的负罪感压在他的身上，深深感觉到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进行精神突围时的迷茫，所付出的代价的沉重。也更看到了每个生命个体在面对几千年历史罪债时所应承担的责任。为什么会是这样？作者开始进行灵魂和信仰的追问，他发现，中国上古信仰的上天的权威早已被“天子“所窃取。由于看不到来自天空的拯救之光，所以人们躲在小巷里彼此狙击，彼此欺诈，彼此杀戳。我们的大地已经荒芜，心灵已经受伤。在如饥似渴地对罪恶的挖掘中，他发现对罪恶的反省，可以带给一个人新生的力量。他迫切感到我需要一种如耶稣背负十字架的精神，抚慰黑暗而又潮湿的灵魂。由此，作者开始对灵魂进行拷问，他发现了本质的收获。的确，人的有限性的发现是经历了太多代价的。人是一种很尴尬与荒谬的存在，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却能发出对永恒的追问。这个世界将在他眼中，成为一个没有秩序和破碎的存在，这样的人是多么痛苦啊！在青春的焦灼中饱尝这种无果之问的痛苦，这种痛苦也是鲁迅面对灵魂在永恒中的无所皈依的精神困境，可是鲁迅只是独自走向大旷野，然而他在旷野中什么也没有找到，所能做的只是坚持在绝望的高度上不下来。这种空洞必须接受信仰的填充，圣经给人提供了曾经苦苦寻求的存在之终极。作为一个被生存的境遇和精神的迷茫双重流放的人，来到了十字架面前。
燃烧的海水一路从无神的精神荒原上走来，经历了苦难以及释迦牟尼、鲁迅和曾经寻找过的黑夜，直到被生命绝望的创痛击中，他不再拒绝上帝的启示，走进了黑夜，不再恐惧。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他就用它来寻找黑夜。心灵的虚空和黑暗是一切黑暗的源泉，必须面对心灵的暗夜。黑夜永在，光明永在，淹没的已在黑夜里淹没，在光明中永怀光明的希望。
一个没有寻找到人的存在终极价值的人，精神就会陷入无赖精神的恶性循环之中；一个没有寻找到人的存在终极价值的民族，势必陷入对生命的屠杀的快感之中，从而缺少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有一点可以肯定，信仰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结构的重建具有积极意义。燃烧的海水走出了那个精神黑洞，自觉到了即将来临的寂灭，自觉到了本身的虚无，他找到了真正的家，心灵从此不在荒原上流浪。
南朵：悲悯与呼喊
南朵——一个被苦难与压迫催生出来的女性思想者，她的温情、才华、气质，她的苦难意识、底层情结，让我震撼不已。她的文字充满着灵魂的拷问，充满着这个世界的沉重、苦痛、荒凉、黑暗与忧伤，充满体恤、悲悯、爱怜。她的文字里有一种与生具来的担当，对黑暗的直面。
读她的文字是一种灵魂的抚慰，也是一种灵魂的考验。南朵的文字里有一种想把握这个世界的急切和真实，有一种想突然挣脱精神枷锁的努力，有一种要打破铁屋的呐喊，有一种鞭挞麻木与愚顽的痛心，有一种对底层苦难的不平和忧愤，还有为灵魂腐烂的哭泣，还有对精神逼仄的突围。
南朵生活在体制里，她的纯洁和善良使她对丑恶和谄媚怒不可遏，她看到了底层的苦难，她目睹了丑恶的蔓延，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她说，常常看见那些心满意足活得滋润的男人女人们，他们在专制制度下活出好感觉的媚态让我不寒而栗。那些凭借了社会的腐败力量成为另一种腐败机器的人，是我眼中的罪人，可他们全然不知，也许永远不知，还使劲为专制做吹鼓手，为帮闲呐喊，阿阿，这是怎样可悲可叹复可怜……南朵洞悉了体制内的罪恶，这样的洞察致使她陷入无路可逃的精神困境，必然会产生困惑和迷茫！清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剧再次上演了。
南朵也要来一次精神突围。
南朵说道，他们失去了辨别美丑善恶，失去了正义与良知，失去了奋起反抗的血性，还有最根本的一点，他们失去了究根究里的自我反省，他们感觉不到人的力量、人的内蕴精神。他们活在浑浑噩噩的岁月中，一天天耗费着原本青春原本旺盛的生命原力。我陡然心痛，为今天清楚地发现的这个事实，为这群不知活着为那般的人悲哀。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氛围？面对后集权时代的粗鄙的精神氛围，面对一批人格降低到“物质的层面”的“精神侏儒”，南朵陷入一种困顿之中。其实，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陷入一种梦醒后无路可逃的悲剧，挣扎在疼痛带来的精神分裂之中，从麻木昏聩的状态中醒来，通常如此。
毕巧林先生说：“在理想国到来之前，愚民和市侩永远是多数。思想者所有的多半是孤独、寂寞和痛苦。尤其现在——后文学、后思想的时代，诸神远逝，没多少人追求审美的存在、形而上的存在。要习惯于孤独——恐怕在几十年内都得如此。”南朵陷入一种无法走入形而上的孤独之中，她追问说，已经蔓延到人们骨头里的灵魂的荒诞与良知的沦丧面前，理想主义者何为？思想者何为？思想者的使命就是保持思想走向信仰，不让精神黑洞噬我们心中的梦想，磨平我们充满朝气的锋芒。
丧失痛感是这个时代的耻辱，痛感是一笔财富，一个没有痛感的人谈不上自新。当下任何对身边生灵浩劫腐烂环境保持麻木与冷酷的行为都是可疑的，冷酷是为了符合经济理性与政冶利益，麻木却是为了压抑每个人心底翻腾的善良，两者都是觉醒的毒药。一个黑暗的环境里，心最容易腐烂。心腐烂了，一切就不好办了。周围是一片死寂，举手投足令人憎恶，吃人的世界啊，而犬儒主义者却已在欢呼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胜利。当许多人对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不是装聋作哑就是热中于粉饰太平之时﹐，有谁到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在人心麻木、冷漠﹐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选择乌龟哲学时，谁能站出来呢？现代人却选择了麻木，而且是腐烂后的麻木。在如饥似渴地对罪恶的挖掘中，我发现对罪恶的反省，可以带给一个人新生的力量。我想一个人心灵的麻木，首先是从对罪恶的麻木开始的，而一个民族的麻木，也体现那个民族对罪恶的麻木上。南朵是一个痛苦的清醒者，她一直绝望着，承受着别人不原承受的痛苦。是的，一个南朵是无法颠覆意识形态领域数十年成功的愚民政策的，面对大批快乐而可怜的奴隶那已经入血入肉的麻木与愚顽。南朵的心是悲凉的，尤其面对那些跟屁虫的指责，南朵的心尤其悲凉。
我迫切感到我需要一种如耶稣背负十字架的精神。那时我说：“如果我们抚慰黑暗而不得温煦，向天空呼喊而没有回声，我们有没有勇气跪下去并且背起来──我们应该有勇气跪下去并且背起来！”
陈璧生：觉醒与反抗
我很喜欢鲁迅，陈璧生也有些鲁迅情节，所以自然是我的朋友。仔细读读他的文章，不由一阵颤动，象璧生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还处于一片精神的沉寂之中，那时也没读过摩罗和余杰的书，至于鲁迅，也是感到深刻而已，不怎么深究。那时醉心的是后朦胧诗歌，正日操练零度写作，心灵在极度冷漠中虚度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夏天。在安徽芜湖的那所大学里，度过了一段闲适而又落寞的时光，江南秋天细碎而又柔弱的光线，从静静的落叶间筛下。
工作过后，人事关系的不断恶化，生存环境的闭抑，险恶的人心，一切都彻底打破了内心的平静，周围的人暴露出赤裸裸的丑恶嘴脸，在这种日子里，我度日如年，我开始订正自己的思想，认真研究自己与社会以及他人的关系，读了鲁迅、李敖、柏杨等人的文章，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上网读到许多同年代人的文章，心灵的苦痛得到减弱，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和我一样的苦痛的年轻人。
据说陈璧生20多岁就写下了《思想和痛苦---从鲁迅和摩罗》一文，很是惭愧，文中透出的敏锐和成熟让人惊讶。后来又读到他关于鲁迅的系列文章，受益匪浅。实际上，陈璧生沿着摩罗的思想进行追问，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思考。依我的阅读，陈璧生重要关注如下几个问题：关于鲁迅和鲁迅研究专家；关于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自由主义和儒学；关于弱逝群体和底层；关于个体困惑的言说。在某种意义上说，陈璧生也承接了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精神谱系，他的文中弥散着焦灼的反抗者的精神气息。那篇《冬夜》有种刺痛黑夜的精神力量，守夜者在无边的黑暗中迸发出惊人的能量，时时对抗者黑夜的吞噬。黑夜的特征是黑暗、迷茫、孤独、绝望，豆大的光线在卑微中燃烧，它只想在黑暗中成为它自己，彰显它自己。陈璧生是从黑夜中思索的，也是在黑夜中开始搏斗的。作为一个觉醒了的个体，他深知社会的整体运作要由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一个具体的“我”去推动，置身精神困顿的后鲁迅时代，坚守绝望绝望的抗争，是基本的思想姿态，还要承受着漫长无绝期的痛苦、绝望的煎熬。在对鲁迅林贤治钱理群摩罗和魏晋文人等的解读中，陈璧生发现了绝望的挣扎与反抗的意义，那若隐若现代精神传统，得以继续承接。为此，陈璧生和摩罗一样，力求承接竹林里魏晋文人的绝响，从鲁迅那里接过接力棒，继续反抗那种绝望的精神循环。在一个精神的动物园里，打破奴役，建立起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让习惯学猪走路的也习惯象人一样走路，何其困难。一切都是因为，这是一个奴性根深蒂固的动物园。怎么办呢？继续启蒙。要从思想上唤起人们冲破奴隶的牢笼的勇气，从政治上把集权还原为公共权力。别无选择，只能象鲁迅一样，自觉地承担着历史的“中间物”的角色，在无边的绝望中肩住黑暗的闸门。陈璧生言说常识的勇气让我感动，在一个缺乏原创能力的时代，言说常识显得重要。觉醒的个体仍然在一代代的承受精神贫乏带来的痛苦，面对精神怪圈，只有言说常识才能减弱痛苦。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吁，陈独秀呼唤“自由之主”之人格的呼吁，依然还在耳边，必须继续反观自身的启蒙。陈璧生言说里有林贤治式的痛灼。那种对昏聩的奴隶，腰蜂刺下的蜾蠃，盛宴上的醉虾，铁屋中的睡客，狠狠猛抽猛打的痛灼。唤起痛灼和勇气是立人的第一步，然后对麻醉师治下的蜾蠃、醉虾、睡客们进行疗治。这种疗治也是启蒙者自身的自我就赎，对启蒙时代来说，最为根本匮乏的，还不是思想，而更是去直面、去思想、去追寻的勇气、力量。没有什么比怯懦、懒惰更能够拖住时代的步伐，因为怯懦和懒惰，人们丧失了追求真理与自由的勇气，把自己埋入“权威”、“习惯”的怀抱，以理性的自我泯灭为代价去换取生存的安全感。勇气是思想的动力、酵母，只有唤醒勇气，才能树立起一个强大的“我”，去思想、追寻。唤起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的精神和勇气，从自我就赎中获得一种生命的力量。觉醒了的知识分子要给给自己重新定位，遭遇很大的困境。陈璧生分析了这种困境，他从从鲁迅那里寻找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那种光辉的内在精神，就是在那样荒芜、黑暗、冷硬的思想世界里，不断地反抗绝望，反抗虚无，即使是“和希望搞乱“，即使是遭遇无物之阵，也坚持荷戟徘徊，战斗不已！又从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里获得启示，确立知识分子独立性和批判性的精神特征。
我承认，时下是到了直面鲁迅的时候了，这样一个缺乏底气的知识群体，能否接过鲁迅的旗帜，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鲁迅给予人的永远不是获得智慧之后的惬意，而是看到真实的缺陷而后产生的痛苦，不是跳出蒙昧而产生的救世主般的自足，而是陷入永远存在的矛盾而产生的焦虑，不是得到药方而产生的快意，而是无可疗救而激发的迷惘、徘徊。在一个陷于欺与瞒的大泽中并且常常不自知，反而从欺与瞒中挖掘出美与真实来的民族，只有充分体验痛苦感受焦虑，在迷惘与徘徊中挣扎，才能摧发一种充分正视现实的惨烈与缺陷，充分理解历史的残酷与现实的无奈，充分体味摆脱的艰辛与拯救的艰难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勇气和力量的导向，就是诞生一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精神、自由品格的精神。这就是鲁迅的伟大，鲁迅是不会轻易归依某种知识体系的，他对体系本能地逃离。陈璧生通过不断地言说鲁迅以及鲁迅式的知识分子，以获得生存下去和挣扎下去的能力。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在反抗绝望，不断探讨出路，这也是当下鲁迅式的知识分子的宿命。
梁卫星：焦灼和疼痛
“一个民族几千年的生存图景竟然只是如电视转播里的一个可疑的慢镜头一样反复重放，而从这个反复重放的慢镜头里流溢出的则是一个民族无穷无尽的麻木与死寂以及一个枯瘦的老人厚天广地的悲痛与绝望。”
梁卫星先生的文章充溢着一种少见的激情，字里行间荡漾着良知与焦灼、痛苦与无奈，痛快淋漓，披荆斩棘。铁屋子破了的一些缝隙又被钉上了，即使是些许的光亮也要被挡住，整个的民族只得沉沉睡去，直至灭亡。凡不愿沉默的牛马，怒吼起来是强劲的。
这是一种何等怵目惊心的生存真相？
统治者，从来只是凶残的屠伯；文人，一向就是无耻的帮凶；民氓，无时不是沉默的牛马；没有思想，没有主义，一切言论从来只是威权与暴力、欺骗与利用的工具；没有革命，没有改良，只有发泄私愤的杀戮、引爆兽性的破坏；找不到异端、看不见神圣，多的只是下贱的“为王前驱”；没有前进，没有方向，历史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结束------无时无刻不是末日图景：欺骗、愚弄、作贱、剥夺、虐杀。无时无刻不是末世嘴脸：谄媚、出卖、落井下石、编织罗网。无时无刻不是末代惨状：战争、饥饿、瘟疫、麻木、冷漠、暗哑。梁卫星的激情喷涌而出，锋利的笔芒直指丑陋的历史与当下。他用自己的笔撕下赤裸裸的面具，愤而指出，王权统治无人国，在一个道德与权势合二为一的社会金字塔结构中，人被彻底奴化了。诸子争论的焦点自始至终都集中在政治之上，不仅没有否认君主本身的合法性，反而论证了明君的合法性。国文化的终极之词是王权或曰势，而形形色色的思想主义，不过是王权专制或曰权势道统的意识形态保护色。儒、释、道这三家因缺乏超越之维，而成为掏空人们的灵魂的彻底世俗性的意识形态。梁卫星再次发现了这个残酷而又蒙昧的现实，那就是：人彻底沦为了非人。人彻底奴化了。鲁迅---这个堕落的历史国里唯一的异端，啃啮自己的心脏，绝望的反抗着非人的命运。在一种缺乏精神滋养的状况下独自反抗，这种宿命启示着后人。
在一个后鲁迅时代，他毅然肩住苦痛与重负，拒绝遗忘与篡改，这是一种怎样的坚韧与顽强。梁卫星从鲁迅那里接过了荒凉和孤倔，继续艰难地跋涉。在一个以“势”为终极追求的世俗社会里，精神者如何反抗？思想又能在那儿扎根呢？人们要么将自己的生存根性彻底消泯[福贵][正合佛禅老庄式的弱者学说]，要么让自己兽性毕露，成为强者之中的强者[正合儒家学说][可从阎年科近期的小说中一目了然]，作为知识分子应一种怎样的方式面对这个荒谬的世界呢？民间的思想土壤是那么贫瘠，那些杂志平庸的令人失望，一切真正独立而又自由的思想消失太快，这样一个精神废墟实在荒凉。面对黑压压的黑暗，有人（摩罗）选择逃避到上帝哪儿幻想光明，有人（王朔）选择调侃来消解痛苦，有人选择闲适和小资的雅致，有人选择放纵情欲游世，更有人选择投靠。这个世纪的开端，思想者莫名其妙地失踪，思想者潜移默化中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破碎、混乱和悲凉。梁卫星选择了坚守，他不愿像温水中的青蛙，在无奈中窒息，在混沌中放弃。处在一个根本就无法生存的地方如何让人思想，在一个不容许思想存在的地方如何能有思想家的存在？梁卫星指出，在当前这个时代，有思想的人不仅要有勇气以坚持和捍卫思想的独立，还须要智慧以区别思想的真伪。
人----作为宇宙高贵的灵魂，高贵在哪儿？不能无视人民的苦难，这个世界既然有罪恶存在，自己就不能保证清白。没有人的苦难与自己无关，没有罪恶与自己无关。应该痛恨自己不能发现罪恶的根源，甘愿承担命运赐给的苦难以忏悔自己的失责同时换取人民的太平。真正的知识分子应为人类的不幸而不安，应从孤独的折磨和人世的凌辱中醒来，为人类罪恶与堕落忏悔与赎罪的一生，思考存在的真相，承担一生。苍白的东方，没有忏悔也没有赎罪，更没有惨烈的灵魂搏斗和重估一切价值，承担一切罪责的勇敢与疯狂。这里充满着阴谋与阳谋的罪恶，奴隶与小人的罪恶。残酷与冷漠唱成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悲歌，人性的堕落与无耻到了这样的地步。只出了一个在孤独与寂寞，凌侮与伤害，历史重负与现实的荒凉中呐喊与彷徨的精神战士。梁卫星一切一切的言说，都是为了在艰难的环境之中苦苦挣扎着力图做一个无愧于心的凡人，这样一个人对做一个凡人尚且缺乏信心，那么谁又有信心的？很多人想做神，却连普通人的苦难都不知道去同情去怜悯。人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工具和符号，是他们登天的梯子。这样的人也真有不少呢，他们从没有丝毫忏悔。在这样贫瘠缺氧的国度，孤独的行者总会伴随冷漠敌视或者别有用心，忏悔和赎罪从来都没有生长的土壤。梁先生不止一次地断言，这片国土上蠕动着的将永远只能是人形的非人。我从他的《〈阿Q正传〉阅读札记》里读解到这样一种无奈：阿Q作为一种公共话语的载体，其实极其残忍的预见了我的存在，我身边所有人的存在。我们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不是在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沦为了非人的存在，但我们并不自知——阿Q依旧活着，而且活得越来越滋润！
梁卫星这种焦灼和疼痛席卷着他的灵魂，也狂飙地席卷着我的灵魂。是的，我们就生活在历史遗传的噩梦里，这种持续恶化的精神状况正在吞噬着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反抗非人成了我们的绝望宿命。
张晓波：荒诞年代里的思想者
张兄那篇《我生在一个荒诞的年代？》道出了这个时代普遍的精神困惑，世界开始变得荒诞了，原有的和谐开始被慢慢撕裂，柏拉图式的爱情不复存在，到处遍布着无耻，人是物欲底下可笑的玩具，都象拉斯缔涅与拉斯科利尼科夫一样挣扎在物欲的包围里，人在社会高速的机器里宿命地打磨，贫穷在折磨着人，理想呈现出持续破败后的荒凉，“上帝死了”成了成了人走向堕落的根据，一切一切都变得毫无理由不需要理由，一个一切价值沦为相对主义的时代。作为拒绝与这个堕落时代合作的个体知识分子，怎么办呢？寻找一个反抗的理由！成了张兄这样知识分子的宿命。于是研究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艰难中求索，成了他增强精神底气的选择。
张兄那些关于俄罗斯文学札记之类的东西，时常缠绕着我的灵魂，久了，多了，竟让我觉得不写下来有点难受了。我反复看了这些文章，脑里有一疑惑，他为什么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这从他对俄罗斯作家的描述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为那些不合适宜的思想而肃静，为那些激情澎湃的文字而陶醉。
可能是受到鲁迅先生对俄罗斯文学的推崇有关吧，两个伟大的民族有着太多相似的背景，两种不同精神气质的知识群体，时常逼迫知识人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在那些荒诞的年代里，为何中国的知识人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个体的尊严，而俄罗斯知识分子却保持了思想者的尊严呢？象当下一些焦灼的知识者一样，我把眼光投向与中国相似的境况而做得比中国更好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俄罗斯存在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思想、行动传统。18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拉吉舍夫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便诞生了。由于高贵的灵魂，他们会为了人类的苦难去流放和反击，为了人类苦难而直面与担当，为了思想而受难。俄罗斯知识分子独特的文化品质与精神气候，从而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知识分子传统，进而影响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这种传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参照系。
带着摆脱精神困惑的渴望，仔细阅读了张兄的札记，我与一种高贵的精神不期而遇：普希金在呼唤自由与光明，高唱爱情与友谊之歌；屠格涅夫带领着人们走进俄罗斯的森林和草原，享受温煦的阳光，倾听那来自白桦林的絮叨；托尔斯泰散发着太阳般的光芒，引领“羊群”走进他的“基督”，走进“爱”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的则是阵阵阴风，从那黑暗的深处不时传出一声声弱者凄惨的呻吟，像一把尖刀刺透人心……在俄罗斯那些曾有过的黑暗里，这些高贵的头颅发出他们的声音，反抗着政治的非人奴役。苏联成立之初到五十年代解冻之前，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知识分子受尽磨难：帕斯捷尔纳克受压迫而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叶赛宁被克格勃毒打致死；法捷耶夫不堪忍受当局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政策，不甘做走狗而自杀；马雅科夫斯基自杀…………保持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致的，一个标榜民主和自由的虚伪政权是不会放弃对他们的疯狂的打压的。
面对一个疯狂、战乱、凌乱、屠戮的时代，东方的某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做什么呢？“文革”期间知识界认贼作父、卖身求荣、你搞我我搞你的丑事，层出不穷。更远一点，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两千年来，中国文人始终都是在先秦诸子划定的思想范围里打转转，祖先的状态，竟然成了后辈的精神大限。一个人被内心的黑暗逼到极处，实在忍受不了的时侯，他总要找个什么东西作为精神的支撑。但是，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陷入那个精神黑洞里，无从突围。张兄反思到，中国古典作家的终极目的是政治；而俄国文学家的终极目的是道德。中国古典文学强调“以文载道”，所谓道，就是政治秩序，中国文人的立身准则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人们大多有孔夫子式的野心，而多数是失意落魄，只有“独钓寒江雪”的份！俄国的大文学家，首先是一个道德家。在俄国文学史上，艺术与道德有着近乎完美的结合。且不提列．尼．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高尔基这位宗教怀疑论者，首先也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只要随手翻几页《不合适宜的思想》就可以知道他对杀戮的愤恨，对人类鲜血的珍惜。“爱”充实了俄罗斯艺术的灵魂，使艺术散发出了更加灿烂的光辉。这种“爱”有的来自西方的近代人道主义，而更为显著的是土生土长的俄国本土力量，这股本土力量强大得近乎疯狂。俄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作家——列．尼．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都陷入了宗教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绝不是偶然的。正是宗教给了托尔斯泰无限的热情，才有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和《复活》正是宗教热情支持托尔斯泰创造了一个艺术世界——一个爱与宽容的世界。
张兄把俄中知识分子的区别归为道德和政治，在我看来是不够的。当下有一种硬拿俄罗斯知识分子苛刻要求中国知识分子的说法，要具体分析。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都被权力者纳为自己的阶层。王富仁先生对此分析十分到位，他指出俄国知识分子是从俄国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他们以前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出身於贵族阶级。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是贵族中更具有青春热情、更具有敏锐社会感受力的一部分贵族青年，文化知识赋予了他们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思想视野。赋予了他们为俄国的前途，为民族的发展而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是贵族中更具有青春热情、更具有敏锐社会感受力的一部分贵族青年，文化知识赋予了他们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思想视野。赋予了他们为俄国的前途，为民族的发展而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则是崇高的、严肃的。在这种文化观念中，文化滑头、文化小丑、文化小贩是极少能够容身的，而那些真诚地关切着民族的前途、俄国的命运而又在社会实践中找不到自己的精神栖息地的知识分子则会自然地集中到知识分子的队伍当中来。这种文化观念在根本上不同於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开始就不是社会的支配者，他们是为社会的支配者出主意的人。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始终更近於一种法术性的东西，它是可以被社会的支配者所运用而达到他们的社会治理目标的法术。知识分子是社会建筑图样的设计者，而把这个图纸变为实际的社会建筑的则是政治家。中国知识分子无法脱离开政治家而独立地作用於社会，一切的文化都是包含在政治家的政治实践之中的。除此之外，文化就是纯个人的，是知识分子自娱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一种生存方式，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如果说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创造的文化产品，不能不是崇高的，越是优秀的产品越是崇高的，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文化产品则自然地分向两途：为社会亦即为政治的，为个人的。
俄国文化的发展，逐渐把大量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包容在自己的内部，他们断通过这种文化传统把自我从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提高到具有普遍社会价值的人性价值的崇高精神境界中去，成为整个俄国社会和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动力，而不是把文化变为自己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物质实利的谋生手段。其次，俄罗斯文人与战士是同体的，在中国，文与武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文人与战士是严格区分的。俄国文化和俄国知识分子中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向，即与宗教意识的结合。具体说来，社会的责任感、战士的斗争精神和宗教的超现实的人类关怀，在列夫·托尔斯泰（俄罗斯知识分子）这里是融为一体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意识不是逃避现实的思想表现，不是个人品质上的软弱无力，而是把个体的生命同人类命运结合起来的一种精神途径。这种超现实的人类关怀，可以说是俄国文化与俄国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使俄国文化及其知识分子能够进入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
通过上述，可以得出启示：中国缺乏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社会的责任感、战士的斗争精神和宗教的超现实的人类关怀，尤其是战士的斗争精神和宗教的超现实的人类关怀，中国知识分子虽不乏社会责任感的个案，但从总体上构成不了一种强大力量。中国缺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独立阶层是事实，而且要想成为独立阶层也很困难，这具体牵涉到体制问题，但有一点可以做的就是，作为个体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面对精神黑洞，摆脱实践理性的麻痹，冲出物质世界制造的圈套，提升卑琐的精神，实现认识上的飞跃，通过引进信仰这种文化传统把自我从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提高到具有普遍社会价值的人性价值的崇高精神境界中去，长期浸淫于无神文化传统的知识人，要排除对宗教的误解，不应把宗教当作个人软弱无力的表现，而应是把宗教个体的生命同人类命运结合起来的一种精神途径。这一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作为个案的摩罗、刘小枫、任不寐、谢有顺、北村等的精神转变，昭示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
“上帝死了”，我们该怎么办呀？张兄的这个命题也在折磨着我，对于这样的困惑还将持续弥漫在周围。通过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解读，我知道了以后的精神出路。张兄对中国知识人精神欠缺的挖掘，很有必要，回避灵魂的追问曾是我们的重病，现在到了摆脱的时候了。
老酷：启蒙自我与担当自我
对我影响大的有两人：摩罗和老酷。
摩罗对非人体制的批判对非人文化的剖析以及对苦难底层和芸芸众生的悲悯，都使我深感认同和深切体会。与老酷不同，摩罗和我都有生活在体制内的经历，而且我至今仍挣扎在体制所设计好的牢笼里，对体制带给人的虐害深有体会，伴随着体制的流毒，我的思想不免带有对非人体制的憎恨，感情因此流于情绪化，常常不能自控，自然不能对置身的环境作冷静的关照。
作为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知识分子，老酷不仅是口头谈论自由主义，更是身体力行着自己的信念。他的文化信念指导着他的行动，他的行动又在他的文字中雁过留声，这是我跟他网上短时接触特别是读过他的系列文字之后的一点感慨。
老酷有过类似痛苦的生活阅历，他很早就从大学退学，只身一人和苦难作斗争，懂得怎样养活自己，懂得如何处理一些琐碎的具体问题，这种经济上独立是很重要的，通常伴随着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独立。一个在经济上就不能独立或者存在依附的人，很难说他的心理是自由的。正是因为这种长久在体制外生活的缘故，老酷很早就学会了自己识别思想独立思考，他总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切身体验中，去慢慢追寻真理。这种自由的思考方式，既不同于学院型知识分子，又不同于体制内知识分子。
我一向对中国知识分子对苦难现实的担当能力（包括自己）表示怀疑，这是因为我们习惯大谈对民族、国家、社会、他人的担当，都是对别人的担当，谈到自己，却交了白卷。其实大家都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大。许多知识人崇尚空谈、避重就轻、知行不一，缺乏身体力行着自己信念的具体能力，他们的口号与能力实在不成比例。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为体制所豢养，统治阶级采取端饭碗的方法，一网将他们打尽，并把他们的思想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些知识人头脑僵化，受意识形态毒化太深，统治阶级即便给他们放生，由于缺乏具体谋生能力，他们也无力冲出实现自由，于是养成了清谈的毛病，直到现在，呼喊的大于行动的，这样的自由主义怎能让人相信呢？由于圈养在体制内，知识分子在自卑、自恋、自大与自贱的心理重压下，变成了体制的跟屁虫，经常被一种孤立感控制，对群体、对威权的依赖十分强烈，四九以后，依附了几千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依赖和心理依赖得到加强。更为严酷的是，知识分子还被迫为自己的幼稚而付出惨重的代价。直到现在，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没有成为个体，只有合群的自大狂。在话语禁忌日益严峻而独立个体普遍匮乏的时代，谈论知识分子问题是多么的虚妄啊。在独立的个体知识分子大批出现之前，谈论民主、自由和宪政不是很滑稽吗？那么怎么成为个体呢？这是老酷所要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老酷显然更有发言权。怎么成为个体？老酷认为要从经济和知识入手，本人认为，老酷对体制的剖析最为深刻。体制让人变得懒惰和矫情，缺乏反省，养成依附。老酷指出，自食其力是建立个人尊严的最基本条件，没有独立的经济就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人格，那么一个人就难免沦为乞丐、骗子、门客、帮忙、帮闲或帮凶；如果中国读书人都自食其力了（哪怕有三分之一），中国就已经改变了，世界也将为之一变，因为自食其力已经堵住了文化乞丐、骗子、门客、帮忙、帮闲或帮凶们滋生的源头。那种寻找种种借口逃避市场竞争的读书人，在他们口头上欢呼的市场经济到来之时，会面临饿肚子的危险，那时候他们会咒骂市场经济，转而怀念现在这种“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由此，老酷呼吁知识分子多培养些对金钱、对日常生活的感情，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打算秉承并发扬鲁迅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们不应该继续清谈了，应该更深入、更完整、更务实地向鲁迅学习，不仅要像他那样有韧性，也要像他那样有策略；不仅要像他那样有勇气，还要像他那样有钱。关于知识方面，老酷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欠缺——脱离经济就是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这一点是在重复经济的重要性，我则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建构个体哲学，深圳学者王晓华的《个体哲学导言》就是弥补个体哲学的欠缺，这不只是老酷说的缺乏经济知识，而是反映了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缓慢。对传统的传统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的毒素进行清洗的，这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可能的话，只能一起寻找外力，可是，外力在哪儿？这是一个困境。
老酷围绕“个体知识分子”的建设问题，从世俗意义上，以一个知识公民身份介入现实生活、介入问题与主义，从一个个琐屑的问题出发，解构宏大的主义，那些僵化的问题轰然倒下。老酷关于体制、知识分子、鲁迅、甘地、非暴力、国粹、爱国、自由、民主、宗教、自由主义等问题的论述，都有精辟独到之处。看看他的精彩论述吧，这是我看到的最实在的话语。他说道，首先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然后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是我耻于装知识分子、装自由主义者，耻于再写那种文章的原因；极端点说，大家都有恐惧，大家都是懦夫，连鲁迅也不例外），而大家又都不甘于恐惧，不甘于做懦夫，所以才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各采取各的策略，说出此时此地此人所能够说出的最大胆、最对得住良心的话，而不是良知和道义要求他说出的最勇敢的话；如果已经有房有车有存款，还不赶紧像老村、老吴、老酷这“三老”一样当个自由职业者，却冒充自由主义者，这样的人算个什么玩意呢？我对体制内知识分子也许只有一个提醒：在这座即将倾颓的大厦里可以暂时寄生，但随时都要做好逃生的精神准备，因为大厦的倒塌是迟早的事，而你们的生命、生存还将持续很久；作秀给别人看，那是一种故意，但作秀给自己看，那是一种可怕的潜意识，是一种心理病态，特别是中国读书人的一种心理病态。。。。。。透过这些话语，我仿佛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他们中的一员正在悄悄成熟，自觉远离虚妄和自恋，一个觉醒了的个体，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现象啊。经过多少的岁月经过几多的磨砺，终于觉醒了。正如他所说的，自我启蒙非常重要，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妄想启蒙他人那是痴人说梦，指望别人启蒙，那是儿童心理。个人担当个人，个人启蒙个人吧，离开个人，一切都是空谈。鲁迅主要是启蒙了自己、担当了自己，一个人只有启蒙了自己、担当了自己之后，才有可能启蒙别人、担当别人。的确，在话语禁忌日益严峻而独立个体普遍匮乏的时代，谈论知识分子问题是虚妄的。
我一直觉得，老酷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绝对了些，认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都是寄生虫，难免绝对了些。正自食其力的小事都不做的知识分子应该不多，大都是挣扎过后又沉沦了，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为体制豢养，缺乏失常竞争意识，倒也是真的，但我们的教育培养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才呢？知识僵化陈旧，缺乏实践，偏重理论，一个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人经过系统洗脑后，再进入社会，工作结婚生子，重新进入一个戒备森严的社会，他的挣扎和出路，实在太少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老酷批评的那种小事不做的人毕竟不能代表大多数人，在一个意识形态陈旧的封闭的小圈子里，你就是讲究策略，也还是不能阻止自己作为弱势群体被剥夺个人利益的命运，我的身边就是现实，那些既得利益者结成政治同盟，玩弄广众于股掌之上。老酷把一切说成策略，不准。很快，老酷对自己作了反思：“我其实也一直在想，我为什么羞于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这可能是一种心理策略，把自己装扮成局外人，满足自己“体制外”的一点小小道德优越感。写罢此文，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心理上还是把自己划到知识分子的组织里了，这是在劫难逃。”老酷就是这样，他的“批判”其实具有更多内省和忏悔在里面，“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欺欺人，早在几年前就放弃掉了。
我从老酷身上看到了一个觉醒个体的辉光，也通过和老酷的交流，渐渐清楚了自己身上的病症，老酷以自己的深切体验在潜移默化地启蒙着我，而他首先对自己作了彻底的启蒙，不象某些自由主义者，自我启蒙没有过关以前，就忙着给别人启蒙。其次，老酷对自己是有担当能力的，他没有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前，忙着作秀，胡说什么拯救别人。老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个案，有了这个觉醒了的精神个案，中国的知识界才有希望。
无论老酷还是其他知识分子，都面临一种无形的重压，怎么办呢？只能迎上去，和对绝望的无奈抗争，像陈愚所总结的那样“把这种不正常的状态视为一个畸形的社会中要推进这个社会进步所必然发生的状况。”也就是，无论火圈，还是蹦极，有机会要跳，没机会创造机会也要跳！因为如果不跳火圈，就只能在火坑里窝着！
范美忠：启蒙与追问
如今，许多精英知识分子似乎都在对教育痛心疾首，他们的批判也不乏精彩独到，有学者说，现在教育缺的不是技术，而是精神。技术容易学会，而精神最难养成。可是胡乱批判之余，也就各忙各的去了。也有学者编辑各种丛书，来给学生输氧。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少看到哪个学者放弃优裕的生活，去中学教书。前些时候，我在报纸上感到一条消息，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史家钱理群教授，日前来到江苏名校南京师大附中给中学生讲课。这样的做法很好，让人文学者到中学讲课，给中学师生送去一些人文气息。这表明，学者们不再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在那儿指三道四了，他们要以行动加入到振兴中学教育的行列里。但是鼓舞之余，还是有些遗憾，钱先生毕竟是退休才到中学教书的，如果能有年轻的学人去到中学教书，不是更好吗？
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怪才范美忠主动选择去中学教书，他喜欢教书，喜欢非功利地给学生讲解传授知识的感觉，我喜欢给他们讲文学讲历史，甚至我了解不多的现代派绘画和崔健罗大佑的音乐。他说：“我不希望我们后面的一代代人象我一样被骗，象我一样中学六年什么都没学到，而到了大学一点基础都没有，一切都从头开始，象我一样中学六年一点文学艺术思想修养都没有，无论对中国传统还是西方的优秀的文化积淀都毫无了解。”范美忠是抱着一些启蒙的目的做教育的，他痛感中学的教材，教师的素质以及教学观念都存在太多问题，想要去改变。他始终觉得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去教书，一个庸师和一个名师培养出来的人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谁都知道教育对一个国家有多么重要，而好的老师对基础教育又有多么重要，但是，虽然我们喊尊师重教已经喊了二十多年，我们还是看不起老师。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对一项职业和一个人的评价已经简化为对他拥有的权力大小和金钱多少的评价，对知识的尊崇程度也跟你拥有的知识本身能带来多大的经济回报有关。而现在当中学老师意味着没有当官受贿享受特权牟取私利的机会，没有经商暴富的机会，就那么一点薪水，穷教书的，一辈子的造化出息已经判定了，肯定不会买得起豪华小车和别墅。许多知识分子都对自己身处的体制深感失望，都对国民的素质担忧，但从来就没有想过去亲自改变。僵化的教学体制，应试教育逼走不多的一部分有水平有头脑有思想的愿意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致的结果是目前中学教师素质的普遍低下。范先生本是学历史的，对文学和意识却有广泛的浓厚兴趣。除了历史外，他广泛地涉猎了文学美学哲学等专业的书，培养了对文学的审美能力。他在关天的那篇《给一般中学老师的思想类通俗书籍书目》就可以看出广博和深刻来，试问：当今的教师有谁能全阅读了刘小枫、李慎之、冯友兰、汪晖、秦晖、朱学勤张志扬、徐友渔、葛兆光、任不寐、萧雪慧、林贤治、金观涛、阎步克、刘泽华、明恩浦、顾准、王天成、杨支柱、王怡、葛剑雄等学者的书，这些只是中国的部分书目，这些书目，范美忠都认真看过，而且写过书评。我是一个现当代文学的爱好者，仔细读了范先生写的关于余华、加缪、里尔克、鲁迅、村上春树、刘小枫等评论，感觉他对文学的解读与领悟超越了一些文学专业的人。范美忠对待学生是认真而严肃的，绝对不会糊弄学生，这样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型的教育者，对于学生的作用是巨大的。他的学生也是幸运的，他们不在是吃着秕谷长大的精神大头娃。
范美忠的意义就在于，在一个缺乏精神支撑的教育体制里，强行注入人文精神的关怀，他不把学生只是当作升学的材料，毫无感情的宣讲那些枯燥的知识，而是坚持把学生当作活生生的个体，进行精神的灌溉。他着重培养学生的个体体验和独立思维能力，启发学生自己去探求生命的意义。一方面，范先生是一个启蒙者，担负着对学生的启蒙；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存在意义的追问者。看看他的文章，诸如：《本真存在和生之荒诞--读〈局外人〉》、《诗人何为--读〈拯救与逍遥〉》、《〈过客〉：行走反抗虚无》、《诗人的宿命：生活在别处》、《诗人的出路：自杀或拯救》，范美忠试图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探讨存在的命运。他从村上小说里体察到现代人处在一种没有根基和意义的虚无漂泊状态；从过客那里强烈的感受到了人生的虚无和绝望和行走的坚强，并看到作为个体的过客缺乏精神的养料的困顿，追问的是人的自我存在，终极关怀，和家园与归宿，目的与意义，存在的依据；他从昆德拉那里看到身处尘世的人们不得不面临沉重和轻逸的两难境地；他在对诗人的阐释中认为，真正的诗人必须是追求爱真善美，神圣纯洁的爱，崇高的理想的人，诗人活在世界上，从个体意义上讲，他不得不面对虚无，孤独，寒冷和黑夜；从社会政治意义上讲，他不得不面对这个世界的恶。诗人面对虚无的出路有两条：自杀或拯救。由于缺乏神性神圣性的追求，信仰上帝也要有神性的心理基因，东方诗人海子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选择自杀，而西方诗人在上帝死了的时候写出的是荷尔德林那样的渴求上帝的诗篇，荷尔德林和尼采都不完全相信上帝已经死了，否则荷尔德林还问什么“在贫穷年代，诗人何为？”，自杀就是了！但他却可以“在神圣黑夜，走遍大地”，去寻找上帝，走着回乡之路，而尼采也可以大白天打着灯笼找上帝；他在对加缪《局外人》的阐释中，看到了本真存在和生之荒诞；他在对儒道的分析中指出，儒家和道家在现代社会无论从作为现代民主，自由平等国家的理论基础，还是作为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公设，还是作为人际伦理原则，还是作为个体意义的解说来讲，都基本失去价值。再也不可能再在道家审美精神当中逍遥，因此才会感受到黑暗，虚无，无意义。因此儒道传统已经是最后的挽歌，无论传统的力量多么顽固，无论文化心理结构多么难于改变，但可以肯定地说，儒家和道家思想在后工业社会在商业城市文明的今天已经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可以说，我们今天缺少的正是范美忠这样敢于独立思考而且知识渊博的人文自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知识分子，范美忠从不迷信任何学问任何大师，他对刘小枫的质疑和对虚无的解决方式，都充满了独特的个人经验。
任不寐：“灾民理性”与基督之爱
作为一个崇敬鲁迅的个体，多年来我浸淫在鲁迅式的苦痛与虚无之中，并且耻于消解苦痛和虚无，心灵蘸满黑暗的思绪，这样站在无神的精神荒原上，心灵是那样的饥渴，疼痛伴随着精神的困惑席卷而来，一个个问题纠缠着我：鲁迅批判的“国民性”的原点是什么？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最深刻的思想是立人思想还是中间物思想？鲁迅的立人思想有局限吗？表现在哪儿？鲁迅一生奋战在立人的铁屋中，最后累倒在无物之阵中，为何立人的目标在中国难于达到呢？鲁迅的思维方式有局限吗？启蒙结束了吗？启蒙死了吗？何谓启蒙？启蒙的形式有哪些？应该如何搞好启蒙？鲁迅为何没有走向天国没有皈依基督呢？我明显感到，自己的知识结构的欠缺，看来要回答上面的问题，单从文学哲学和文化等层面是很难理解的，往往说了一阵子，问题又宿命般地回到起点。我感觉到那个“铁屋子”的困境，这样的困境也曾包围了鲁迅。直到我读了任不寐先生的《灾变论》以后，对一些问题有了深层的认识。
任不寐以神学自由主义的视点对中国文化的近于冷酷的反省，在信仰的启示下，探究灾难的根源，深入剖析了“灾民理性”导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表现出对中国传统的决绝态度。作者以一种基督徒特有的悲悯，从关心苦难中个体生命进入文化探险，基督之“爱”和对这种爱的信仰成了一种动力。可以这样说，上帝的力量来鞭策着他去做这样的事情，来促使他为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出路。“灾民理性”所推演出来的“灾民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力具有洞见和智慧。
任不寐想在灾难和国民性之间、天灾与人祸之间，找到一种合乎逻辑的或具有实证支持的过度，也就是自然灾难通过怎样的中间环节，生成为现在的人文文化和制度？天灾怎么生成为制造人祸的制度。从自然灾害过渡到灾变文化，“灾变论”是中国文化的生成根源，确实需要再论证。但有一点，任先生在“灾变”的视角下，对中国文化的生成根源，表现了独特的真知灼见。“灾民理性”所导致的“灾民文化”，很具有穿透力。由于争夺相对匮乏的资源所导致的人与人的紧张性，再由紧张性所导致的不择手段的争夺，就是“人对人是狼”。这狼还不是一般的狼，而是特别犬儒特别狡猾特别下流的狼，而不是一根筋的、勇猛无比的、什么也不怕的狼。这狼很机会主义，很会看风使舵、翻云覆雨，遇弱者就凶狠无比，而遇强者就变成献媚的哈巴狗，也就是犬儒化的狼。你把这种既狼且犬的双重性揭示得非常好，蛮横霸道和摇尾乞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些用“灾民理性”做出贯通一致的解释。中国文化的暴虐性和犬儒性，或者叫狼性和犬性，都能从中找到答案。《灾变论》还对“恩人政治”和“圣人政治”作了精辟的分析，刘晓波指出“恩人政治”的实质是“精神敲诈”，一旦把涉及到每个人幸福的最大公器——政治权力——变成独裁者私具之时，统治者就只会在乎自己的恩人地位和少数特权者的既得利益，而决不会真心关注绝大多数人的幸福。这就构成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诈取，也就是一种全面的剥夺——先是在物质上诈取民脂民膏，然后再通过施舍在精神上诈取民众的感恩戴德和驯顺依附，从而形成了本末倒置的官民关系——被供养者变成了仁慈的恩人，而供养者却变成了被拯救的乞丐。作者对狼性和犬儒性同时存在的这种文化性格的揭示，尤其适合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的解释。的确灾民社会是导致专制的原因，是导致努力和犬儒滋生的原因，是导致鲁迅等知识分子苦痛的原因，也是导致鲁迅启蒙未果难以持久最终失败的原因。
与儒家精神所设计的“盛世则入，乱世则拂袖而去；遇明主则显，遇昏君则隐”的人文理想不同，任不寐拒绝犬儒化生存方式，拒绝推卸个体的责任，以一种基督精神投入苦难去承担苦难。中国没有独立的个体，也就自然没有个体的承担性，而个体责任的空白也就导致了没有承担性的群体。人的责任意识，归根到底是个体的承担，好像是康德说的，责任只能落实到个体身上，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如果每一个体都推卸责任，就完了，就将出现令人震惊的责任空白，就只有被动地等人来救。中国文化从屈原开始，缺乏自我扣问，推脱责任，完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模样。知识分子必须对自身存在的人格狂妄或道德狂妄进行批判和忏悔，真正意义上的觉醒就是从这开始。任不寐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灾难大体上三种反应：第一、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第二、众女嫉余之娥眉兮。第三、“他们世风日下”，人的局限性等同与他人的局限性，没自己什么事。如果还有一点，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或者苦难记忆进一步形成更加狡猾和犬儒的经验根据。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灾难，知识分子总在推脱自己的责任，巴金的忏悔远没有上升到应有的高度，这使得一些人至今还在逃脱灵魂追问。
正如任先生所说，事实上我们仍在灾难之中却缺乏这种灾难意识。所以他觉得中国人不仅仅缺乏苦难记忆，也缺乏苦难敏感。而这二者，或者和灾民理性的“缺乏神经”有关，或者与缺乏宗教敬畏因而缺乏罪恶感有关。学者王晓画认为，这是罪责意识的匮乏与超越理性的缺失。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尚未成为个体。只有个体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才能具有真正的罪责意识，才能在对光荣和耻辱的深刻体验中进行充满激情的文化创造。未成个体的人只能听从他者的呼唤，按着他者的理想使世界成形，只能作为工具而存在。所以，未成主体的人必然缺乏罪责意识。对于他而言，负有罪责的永远是他人，他自己在任何灾变中都是无辜者和受害者。主体意识和罪责意识的匮乏也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致命欠缺。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带着原罪上路，彻底堵塞那种善观望、不执着、立场的游移不定、投机心态，别无选择。这意味着我们尚有赎罪的机会，而赎罪的方式则是通过虔诚的劳作来建立新的超越理性乃至新的中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