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东吴折冲将军甘宁是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将，《三国志》对其多有记载。根据《三国志》创作的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对其描述更多。
关于甘宁的原籍，《三国志·吴书·甘宁传》是这样说的：“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临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忠县，至今忠县长江南岸甘宁故里甘家坝犹存，说甘宁是忠县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且慢，紧邻忠县的万州（原万县），也有一个甘宁乡，乡里还有一个甘宁墓。那里的人说，甘宁是万州人。他们解释说，甘宁乡在汉代是临江辖区，后来建置调整才划归万县。说甘宁是万州人也是顺理成章的。
这样一来，甘宁便有了忠县和万州两个故乡。
甘宁到底是哪里人呢？我经过研究，认为甘宁应该是忠县人。
试陈述如下。
持万州说的人所依据的主要资料是成书于民国后期的《万县志》。《志》载：“甘宁，字兴霸，汉临江人。后周析临江置源阳，隋改源阳为武宁（治今武陵镇），明省武陵入万县，故又称万县人。”
这段短短的文字，几乎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怀疑，但只要稍加推敲，就会发现其中的明显疑点。
首先是从临江到源阳再到武宁（武陵）万县的建置变化的叙述，只是说明了武宁（武陵）原属临江（忠县）后改属万县的建置调整过程，而始终未有只字能说明甘宁是武宁（武陵）人。文中含糊其词地偷换概念，将“临江人”忽然偷换成“临江”，然后一气从临江说到万县，又将概念偷换成“万县人”，给人的感觉是临江人（甘宁）=源阳人=武宁（武陵）人=万县人。其破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应该是临江人（甘宁）≠源阳人≠武宁（武陵）人≠万县人。古代临江的范围那么大，为什么其中一小部分后来划归万县，甘宁就一定“迁到”万县了呢？
其次是，民国《万县志》即使文字毫无破绽，也不足为据。其理由是，公元二十世纪中叶的人在没有明证的情况下去为公元三世纪初已定论为临江人的甘宁作临江人=万县人的推理，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不足置信的。正如我们昨天的某些浮夸虚报虽然是白纸黑字见诸报刊，却断不能作为明天的考古依据一样。
那么，万州甘宁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为了搞清楚个中原由，曾于上世纪末数次前往甘宁乡实地考察。据当地人讲，甘宁乡是因为境内有甘宁墓，而不是因甘宁是当地人而得名。甘宁乡被附会为甘宁故里，是民国21年（1932年）的事。当时万县县长李某重修甘宁墓，请蜀中才子公孙长子题写一碑树于离墓约300米的河对岸，碑文为“吴折冲将军西陵太守甘宁故里”，以后众口相传，甘宁乡便成了甘宁故里。一般来说，所谓名人故里，都应是宗族繁衍兴旺之地，有如洛阳的白居易故里，至今满村人都姓白；兴山王昭君故里，至今满村人都姓王。奇怪的是，偌大一个甘宁乡，竟无一个姓甘的人。以甘宁将军的声名，其宗族是不可能无一孑遗的。
再者，甘宁乡如果真是甘宁的故里，那么，《万县志》上所说的甘宁是武宁（武陵）人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硬要说现在的甘宁乡即汉代武陵属地，似乎也很难说得过去。
甘宁墓本身也成问题。
我在甘宁墓址旁遍访村中耆老，皆曰：甘宁战败后退至今甘宁乡，病死，遂葬于此。这一说法显系民间传说。史载甘宁战死于建安20年（公元215年）合肥之役，合肥距万县有数千里之遥，怎么会埋到万县来呢？就算他真是武陵人又病死甘宁乡，也应该葬于武陵而不应葬于今甘宁乡，因甘宁乡去武陵不足一日之程，很容易归葬武陵。同理，甘宁战死合肥后如果千里归葬故乡，就更不会葬于今甘宁乡。由是观之，甘宁墓必是伪冢无疑，当然也就不足为据了。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为什么甘宁是忠县人。
我们首先依据的还是《三国志》。成书于晋代的《三国志》名列廿四史，是学界公认的“信史”，其成书离甘宁的时代不远，可信程度必在1600年后始成书的民国《万县志》之上。细考《三国志》，除甘宁本传以外，尚有12处提到甘宁。检索起来，可以推知甘宁故里应该具备两个特点。一是靠近长江边，其依据是《甘宁传》注引《吴书》原文称：“宁……其出入，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住止常以缯锦维舟……”不可能想象，甘宁住在远离江边的地方还可以“水则连轻舟……住止常以缯锦维舟……”。二是在县城或者县城附近，其依据是《甘宁传》记述其出依刘表之前“……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至二十余年。”考《汉书·百官公卿表》可知：“县令、长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所谓长吏就是县里的行政长官，县以下则无。不可能想象，甘宁是离县城很远的地方的人而能常与“长吏”交欢，至二十余年。
甘宁乡离长江太远，武陵镇离县城太远，都不具备上述的两个特点，又何能成为甘宁故里？排除万县甘宁乡后，既在江边，又在县城附近的，只能是今天的忠县东溪镇桐柏村甘家坝，那一带至今甘氏家族人丁兴旺，方圆十里内，甘姓数以千计，他们世世代代崇敬着祖宗甘宁，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另一个地方也叫甘宁故里。这也正好合符《三国志》的记载：“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
甘宁到底是哪里人，应该很清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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